陈龙山校友文章: 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09-07-16 14:42 点击量：499
沉痛悼念季羡林先生
北大东语系毕业生 陈龙山
季羡林老先生走了。虽然没有感到意外，内心深处却感到阵阵的悲痛。前者，是因为季老先生毕竟已经98岁高龄，并且长期以来一直住在医院里；后者，则因为我是季老先生亲手创立的北大东语系的毕业生，虽然由于专业不同而未能有幸得到衣钵真传，但毕竟不属宫墙外望，而且在“大革文化命”的时候与季老先生还有过一度较为密切的接触，曾亲身感受过季老先生的高尚人品和大家风范。
季老先生是位高山景行式的名家、大家，我不过是个普通学者。现在，季老先生走了，我要是也跟着发什么悼念文章，确有“攀高结贵”之嫌。因此，几天来内心深处虽然倍感沉痛，行动上却一直保持沉默。就在此时，老校友陈吉军打来电话，说我们作为东语系的毕业生，在老先生走的时候应当有所表示。我这才鼓起了勇气。
坦率地说，我对季老先生的认识是有个转变过程的。1964年，我考入北大东语系，被安排在朝鲜语专业学习。入学后没几天，在外文楼门前看到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个子高高的，瘦瘦的，脸有些长，但看上去慈眉善目，给人以很和善，很质朴的感觉。高年级的同学告诉我，他就是我们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是讲授梵巴语的。我问什么是梵巴语？回答说：就是梵文和巴利文，是古印度的两种语文，现在已经没人使用了，类似于我国的古汉语。“那还教它干什么？”我马上有了一种不屑的感觉，轻蔑的反问脱口而出。“其实也没有人愿意学，不过因为他是系主任，想教这门课，就硬安排了几个学生。”老同学的这个回答立时让我对这位系主任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心想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后来，我结识了两位梵巴语专业的同学，就问他们被安排学习梵巴语是不是特没劲，特窝火？他们的回答却让我完全出乎意料。他们说，刚入学时不知道梵巴语是哪路神仙，不想参拜。后来，通过学习知道了梵文、巴利文是古印度语文，是研究印度历史、印度文化、印度哲学和佛教的必修课程，是国家急需的稀缺语种，并且讲授这门课程的季羡林教授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著名学者，季先生不仅精通梵巴语，而且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等十几种语言，是留学德国的博士，能够师从季先生学习梵巴语，实在是三生有幸。这一番话立刻改变了我对季先生的错误看法，由不屑与不满一下子变为仰慕和崇拜了。
我们就读时的北大东语系有十三四个专业，除日本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稍大一些外，其余的都是小语种，如蒙古语、越南语、朝鲜语、缅甸语、泰语、乌尔都语、梵巴语、波斯语、印尼语等。刚入学的我们对这些语言不了解，对于这些语言对象国的了解也都停留在一知半解的表象上。专业分配结束以后，很多人闹起了专业思想。有人还编了一套喀儿曰：“蒙古大沙漠、缅甸和尚多，泰国最反共，越南燃战火，印地文像百足虫，阿拉伯文像曲蛇……”还有人说“考入北大东语系是进对了门拜错了神”等等。针对新生们的思想波动，系里对新生及时进行了专业思想教育。记得当时系主任季先生和副系主任黄宗鉴先生都亲自给我们做报告，耐心地开导我们。由于年代久远，原话已经记不起了，只记得个大意。他们说，我们都是国家按着计划招收的，每个专业都是国家的需要。国家培养大学生很不容易，需要 十几个工人创造的财富才能培养一名大学生。革命青年应当以国家的需要为第一志愿，努力学好专业，报效祖国。针对后悔报考东语系的学生，黄宗鉴先生说，我们东语系有像季羡林、马坚、金克木这样一些国家级的著名教授，还有许多高水平的中青年教师，他们都以国家需要为己任，长期在东语系工作，呕心沥血地培养学生，我们作学生的还有什么理由闹专业思想呢？假如在今天，这些“干巴巴的大道理”也许没有人会买账。可是，在当时那个以服从国家需要为最高荣耀的年代，这些话听起来却声声入耳，句句润心。加之系里有季先生这样的大师做楷模，我们的思想问题很快都得到了解决。
我读大二时，“十年动乱”开始了。北大哲学系那个被称为“老佛爷”的女人一夜间成了国内炙手可热、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她在北大颐指气使，为所欲为，把北大闹得个乌烟瘴气，而这一切又都是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慑于“老佛爷”的淫威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校内多数人都跟着“老佛爷”的指挥棒转，至少也是敢怒而不敢言。可是，这时，季老先生看不下去了。他毅然举起了“造反”的旗帜，公开声明退出“老佛爷”领导的“新北大公社”，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当时倍受压制的“井冈山兵团”，并担任了09纵队的勤务员（即系级组织负责人）。诚然，对于这件事，季先生在后来的著述中曾经做过检讨，在此，我也无意褒贬当时北大的两派群众组织。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件事当时确实深深地感动了我，并给我留下了长久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位倍受人尊重的长者宁可自己遭受打击迫害，也决不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高风亮节。
1998年5月，北大百年校庆。在阔别北大二十八年之后，我又回到了东语系，再次见到了心中敬仰的季老先生。此时的季老先生已经是87岁高龄，但他依然腰背挺直，精神矍铄。在系里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他端坐在我们的对面，就像一位老人跟孩子们拉家常一样慢声细语地跟我们谈他当时搞的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和体会。那份从容，那份自信，那份亲切，那份自然，让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老人家的大家风范，同时也使我领悟到学术报告原来可以那样做。
此后，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季先生了。但是，我对季先生的敬仰之情却与日俱增。我买了不少有关季先生的和季先生写的书，如《季羡林传》、《牛棚杂忆》等。一有空闲就读上几段，那感觉就像与老先生面对面地对话，亲耳聆听老先生的教诲，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心中的幸福之感油然而生。
现在，季老先生永远地离我们去了。此时此刻，我无以表达内心的悲痛，遂借用一副挽联：“教泽宏施，忆昔年同沾化雨；音容顿隔，痛今日空仰高山。”来寄托我的哀思。
2009年7月15日 于长春富苑华城
吉公网安备2201040200044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