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振刚

    作者简介：费振刚，1932年生。中文系55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系主任。学生时期即与游国恩教授等主编有《中国文学史》。著有《诗经类传》、《全汉赋》（辑校）、《中国古代文学要籍导读》、《司马相如文选译》（与仇仲谦合作译注）、《古代游记精华》（选注）、《毛泽东批注圈阅史传诗文集成》（与董学文合作主编）、《中国文学史纲》、《百年学术北京大学中文系名家文存》（1898-1998）（与温儒敏合作主编）、《北大中文研究》（与温儒敏合作主编）、《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主编）、《中国文化导读》、《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纪事》（与谢冕合作主编）、《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主编）等。

北大中文系人

——九十周年系庆感言

1955年我入北大，至今四十五年，正好是我们系九十周年的一半。四十五年来，我先是做学生，后来留校当老师，也兼做了多年的系党政领导工作，亲身经历了中文系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我的深切感受是：尽管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大环境的制约下，我们中文系的发展也有过许多曲折，如同在大河中行船，经历过不少急流险滩，有时不仅无法前进，而且还会倒退，但却始终没有沉没，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中文系人视学术为生命，以学术相砥砺，互相鼓舞、互相支持，努力使之停靠在平静的港湾。

    文化革命前那是一个“政治标准第一”的时代，我们中文系并不是“世外桃源”，因而不能不受到影响，但认真读书、钻研学问的浓厚的学术气氛始终没有被吹散，而是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年青学子。1955年秋，我们这个年级入学时，正在全国因“胡风事件”而展开的“轰轰烈烈”肃反运动中，但这没有影响老同学向我们介绍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哪位是教授、哪位是副教授，他们都有什么特长，是哪方面的专家；没有影响他们向我们介绍图书馆的藏书和借阅方法，为我们做了学术启蒙。再过一年，我们也变成了老同学，我们也如数家珍一样，向新同学叙述这一切，这也是一种学术的传承。

    当时的系主任杨晦先生，是党员教授、著名文学理论家；以解放前，在国民党控制最严密的重庆、南京，公开在大学课堂上讲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但杨先生并没有因此而自傲，他与党外专家，诸如游国恩、王力、魏建功、高名凯、林庚先生相处融洽。我还在许多党内、党外的会议上，听到杨先生要青年教师和学生尊重党外专家，虚心向他们学习的讲话。杨先生指导他的文艺理论研究生读书，不仅要他们读许多中外文艺理论著作，而且也要他们读大量的中外文学作品，而且有具体要求。例如《诗经》，他规定：必须把三百零五首的正文连同《毛诗正义》和朱熹的《诗集传》一起阅读；并选取精到的论述逐字逐句的抄写下来，不能只读余冠英的《诗经选》。杨先生针对青年人浮躁的、急于求成的心理，他提出：“做学问必须认定自己的远大目标，譬如登泰山，就一心要朝南天门、玉皇顶上走，不应该老是被沿路的闲花野草迷住，不应该中途一再停顿”。正因此，杨先生不满意当时社会上对因一篇批评文章而出名的李希凡的过分赞扬，更不满意姚文元天女散花般的各类文艺批评的文章；他在不同场合下说过：“搞学问不能学李希凡、姚文元，不要像他们那样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北大中文系不培养李希凡、姚

文元那样的批评家”。

    文革十年是毁灭学术的时期，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中文系人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但无论是红卫兵扫“四旧”的前期，还是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切”的后期，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可能都做过这样那样检讨、自我批判，可对待学术的追求，却没有一个人轻言放弃，相反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做着准备，即使是在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若干年前，报刊在介绍我系古文字专家裘锡圭教授的成就时，曾提及他的文章中说，在“五七”干校劳动时，他能看到的唯一专业的书，就是专供小学生识字用的《新华字典》。也就是凭借这一本字典，他把古今文字的形音、义联系起来进行学术的思考。这个故事，今天讲起来似乎有些苦涩，但它又何尝不是我们北大中文系人对学术不懈追求的体现。

新时期以来，学术环境宽松多了，但由于社会经济模式转型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有所改变，这是正常的，但我不愿意看到把学术当成商品去出售，更不愿意看到做学术的人在物欲或权势的驱动下自己去糟践学术。回忆过去，我期望的是：面对现实的挑战，我们北大中文系人能够以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证明学术的崇高和神圣以及它所具有的独立品格。

                                                                   2003年 3月 2日写于畅春园寓所

注:全文转自<梦 萦 未 名 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