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黑夜已深黎明在望的岁月
——怀念父亲闻家驷教授
闻立树
父亲逝世以后,在搜集整理他的遗文时,重新读了1948年7月10日他写的《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中的一段文字:“最后,我知道在这些问题当中,你最关心的仍旧是一年以来的时局。关于这,一多兄,我用一句话来告诉你:黑夜已深,黎明在望。然而正因为如此,过去这一年也是内战期内最黑暗最丑恶最残酷的一年!既行宪,又戡乱。合法的党派被解散,进步的报刊被查封,饥饿不许诉苦,迫害不许伸冤。捣毁学府,滥炸名城,汴梁十万生灵的血迹未干,东北流亡学生又因就学请愿而肝脑涂地。通货膨胀无法制止,物价直线上升,征兵征粮,滥发纸币,因饥饿而剜食死人肉者有之,因不堪生活的压迫而自杀者有之,民变四起,举国骚然。美援是不许反对的,反扶日尤其是大逆不道;反扶日即是反美,反美即是反政府。总之,在这一年当中,你生前所反对的凶残与罪恶,无一不是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就是你在最后一次讲演中所称誉的中国之友人的司徒大使,你哪里想得到,他近来居然把殖民地总督的面孔摆出来了呢!”(《中建》半月刊第1卷第1期)这段话,讲得是多么真切、深刻和犀利啊!既把当年国民党统治区的情景勾勒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又预示着蒋介石反动统治必然灭亡,人民大革命胜利的时刻即将来临。
掩卷沉思,回忆和追念把我又带回到50年前的岁月里。当年的情景,父亲的身影和音容历历在目。现在谨择数事,抒于笔端,藉以寄托哀思并激励自己。
坚定地站在革命学生运动一边
半个世纪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北平,曾经兴起过持续不断、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父亲同他在昆明“一二·一”反内战运动时那样,一如既往地站在爱国的正义的广大学生一边,通过签名、讲演和撰文等形式,积极支持反对美蒋反动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各次斗争。
1946年12月,父亲支持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在北京大学48位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上签名,并发表谈话严正指出:驻华美军奸污中国女大学生,“这不是单纯的法律的问题,胜利这么久了,美军有什么理由还在中国?同学罢课,表示抗议,是替个人争人格,替国家争国格,而且仅仅一天,既非风潮,亦非学潮”。(《燕京新闻》1947年1月6日)真是字字有力,掷地有声,深刻揭示了抗暴斗争的正义性,捍卫了民族和人格的尊严。
▲ 闻家驷与闻一多全家及二侄闻立勋在清华大学西院46号寓所前,摄于1934年,时闻家驷刚从法国留学归国。图中左起:闻立勋、闻立鹤、闻家驷、闻立鹏、闻一多、高真(闻一多夫人)和闻立雕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开全面战略进攻。军事斗争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激励着第二条战线上广大青年学生的斗争。国民党反对派的血腥镇压也更加加剧。3月25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随即在北平成立特刑法庭,逮捕学生。为抗议查禁华北学联,保障基本人权,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展开大规模反迫害斗争。4月初,平津学校教职员工为挽救教育危机,要求调整待遇,纷纷罢教、罢研、罢工。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和教职工的反饥饿斗争,互相配合,协力作战,形成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上规模空前的“六罢”(罢课、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合流的局面。“四月风暴”席卷华北大地。
国民党北平当局在武力传讯北大同学和秘密逮捕师院同学的伎俩连遭失败后,又导演了所谓“学生民众清共大会”、“反暴乱反罢课肃奸请愿团”游行,包围北大红楼校部,捣毁北大东斋教员宿舍。这一切,不但未能吓唬住广大师生,反而更加促进了各校师生工警共同参加的联防行动。4月15日,北京大学教职员工警学生团结大会在民主广场隆重举行。父亲在会上发表讲演。他说:“在这一次行动中,多少人觉醒了,散漫的凝结起来了,软弱的坚强起来了,这证明北大人勇于向生活接受教训,从今天的情形看,我觉得北大永远是年青、团结、进步的。”(《风暴四月》第48页)事实正是如此,从北京大学到北平各校,再扩大到全国的爱国民主力量,经历了这场风暴的锻炼,确实是更加团结、更加坚强了。
▲ 1946年夏,西南联大教职员陆续复员北上,闻家驷率家人于7月中旬回到北平,这是离开昆明前全家的合影。右起:闻家驷、次子闻立鑑、长子闻立树、夫人刘春畹和三子闻立荃
《中建》半月刊的编辑撰稿人
1948年7月,《中建》半月刊出版。这份杂志是吴晗、费青等教授在地下党同志的协助下,借用王艮仲先生主持的上海《中国建设》杂志名义出版的“华北航空版”(旋改北平航空版)。而实际上,从编辑方针、具体内容到撰稿队伍,都是“另起炉灶”的一份新刊物。《中建》一面世,就以其鲜明立场、深刻内容和犀利文风赢得进步知识界的欢迎,发挥了战斗作用。
父亲参与了《中建》的编辑和撰稿工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他写的《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历数国民党统治区的罪恶现实,对时局发展作了清醒的估计,反映了进步知识界的共同心声。8月12日,现代著名作家、教授朱自清先生贫病交加,病逝于北大医院。父亲敬重朱先生的为人与品格,对他在晚年主持《闻一多全集》编辑工作所付出的精力和心血,更是铭记于心。13日,父亲率先撰文,郑重提出从家庭、学校和民主事业诸方面来讲,朱自清先生都是“一个死不得的人”。23日,他又以《我所认识的朱自清先生》为题再次撰文,从“和蔼可亲”、“认真负责”和“追求进步虚心学习”等三方面概括朱先生的完整人格,寄托哀念,并大声疾呼:“我们要向朱自清先生学习!我们要像朱自清先生一样向时代学习!”在当年,宣传、颂扬闻一多、朱自清的高尚人格和献身精神,是把矛头指向反动营垒的投枪,是在进行一场韧性的战斗!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2月北平围城期间,《中建》被禁止发行。一天,父亲将一根金条交给我,并郑重地嘱咐我:“这是《中建》的经费,是王艮仲先生提供的,一定要埋藏好。”入夜,我将用油纸包好的金条,放在一个马口铁的香烟罐内,埋入院内房前种花的地里。以后,每天都要认真观察一下那块土地是否被松动过。北平解放后,父亲将金条“物归原主”,送交到东华门大街南夹道62号《中建》编辑部了。
1949年9月8日,《中建》复刊,更名为《新建设》。第1卷第1期刊载了父亲所写《关于北平市的各界代表会议》一文。文章的内容是记述这次会议召开的过程和决议,抒发本人首次参政议政的感想。这时,全国已是光焰普照大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文章的内容和风格理所当然地发生了变化。
爱护和扶持新生事物
1947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孑民图书室在红楼一层成立,接待读者。在这个进步图书机构中,图书的募集、编目、借阅、管理和宣传等全部工作,都是进步同学课余义务承担的。它的活动得到校内外的作家、教授、学者和进步文化机构的支持和赞助。孑民图书室在其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以它特有的方式和引人的魅力,通过征集和借阅进步书刊,传播进步思想,宣传党的政策,团结教育了广大青年,被人们誉为“北大人的精神粮仓”。
▲ 1946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成立9周年校庆,清华、北大和南开师生联合集会纪念,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冯至、吴之椿、闻家驷等发表讲话,斥责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图为1946年11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载的相关报道
父亲被聘请为孑民图书室的导师之一。他对图书室的活动和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1948午10月21日,孑民图书室举行成立一周年纪念会,父亲出席讲话祝贺,会后又写了《从一个故事说起——祝孑民图书室成立一周年》。文章通过讲述法国寓言中狮子和老鼠的故事,将北大校图书馆与孑民图书室进行对比,高度赞扬了后者的价值与意义,充分表达了爱护和扶持新生事物的心情。文章指出:“孑民图书室虽小而穷,那里面却有一部分书籍报刊是大图书馆所没有的,而且是大图书馆所不屑于有,甚至拒绝予以收藏的。孑民图书室居然有得起大图书馆所没有的书籍报刊,我认为这正是孑民图书室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它能补大图书馆之不足,让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精神在北大又得到一次具体的表现;它好像替北大多开辟了一个窗子,让大家在苦闷阴沉的环境中能够呼吸更多的自由新鲜的空气;它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替北大,而且替北平的教育界,‘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它的躯壳虽小,意义却不小。”“孑民图书室在推动时代这方面确乎负起了很大的责任,它不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供应北大同学的需求,而且使北平市的许多中学生也得到不少便利。像这样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是值得爱护,值得支持的。”(《北大清华联合报》第5期,1948年11月11日)
▲ 1947年7月12日,《中建》半月刊出版发行,闻家驷参与编辑和撰稿工作,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多兄死难二周年祭》。图为《中建》半月刊杂志北平航空版第一期(即创刊号)封面
今天重读这番话,仍然如饮清泉,倍感亲切。当年.我这个只有14岁的初中学生正是这样的受益者。我曾经使用父亲的借阅证,多次课余到那里去看书借书。从许多书刊中,用力地吸吮精神营养,大大地开阔了知识视野,初步树立了区分人世间是非善恶的标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
掩护中共地下党负责同志
1947年底,黎智六哥和魏克六嫂从上海来到北平,从事领导学生运动的秘密工作。六哥原名闻立志,是二伯父闻家骢的三子、父亲的亲侄,按兄弟大排行顺序,我叫他六哥。抗战初期,他在中共鄂西特委入党。皖南事变后因遭通缉转移到重庆,后赴延安。抗战胜利后,和六嫂一起被派回重庆工作。他们俩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在闻姓家人中几乎是公开的。俩人来平后,先是寄住在地安门外白米斜街高真伯母家里。春节那天,街道巡警突然来查户口,险些暴露真实身份。春节后,六嫂调往天津工作,六哥遂转移到我们家居住。从这时候起,直到12月北平围城,父母亲不计个人和家庭的安危,毅然担负起掩护侄儿的责任。
▲ 解放初期的闻家驷教授
▲ 1950年,李大钊在沙滩红楼的工作室开放,北京大学部分教授前往参观,图中左起第八人为时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西语系主任闻家驷。其他左起依次为曾昭抡、杨振声、袁翰青、罗常培、许德珩、汤用彤、向达、马大猷、俞铭传、王寿山、郝诒纯、王利器、钱端升
▲ 闻家驷(后排戴礼帽者)与北京大学西语系学生在一起,摄于1950年
六哥是以“从老家来平补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的名义住下的。父亲以此为理由,委托宿舍门房工友老赵去申报户口,领取居民身份证。六哥在家时,言语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有时同父亲就国事时局问题交换些看法。除六嫂有时由天津回家短暂相聚外,常来家中找六哥的是王汉斌同志,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记者,天津的李之楠同志也来过几次。解放后秘密公开,大家才知道,他们三人组成的是中共上海局平津学委机关,通称南系学委,黎智任书记,直接受钱瑛大姐领导。每逢他们碰头交谈时,父母亲就进里屋回避,我们兄弟则到院中去玩。用父亲后来说的话讲,这是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路,彼此心里明白就是了。我们家当时住在沙滩中老胡同32号北大教员宿舍。在这座旧宅院内,分散居住着二十来户教授。我们家住在东头,日常与他人来往不多。在这种环境中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平静无事,实际上也不尽然。六哥的身份证一直没有发下来,这使父母亲着实担心,有时不免犯嘀咕。在那样紧张的岁月里,一天六哥一夜未归,父母亲夜不成寐。后来才知道他在归家路上,发现被人盯梢,就设法摆脱尾巴,从另一个胡同转到一个同志家里去了。像这种类似事件,还发生过数起。幸而都化险为夷,得报平安。北平围城后,六哥调任中共天津地下工委书记,后来又南下武汉担任领导工作,历任中共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父亲和六哥的这段往事,超越了叔侄的亲缘关系,可以说是与党风雨同舟,安危共济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