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 峥嵘岁月

　　杨光给我们留下的笑脸，我们在追忆；

　　杨光给我们留下的新闻，我们在复读；

　　杨光给我们留下的温暖，我们在感受；

　　杨光给我们留下的故事，我们在分享。

　　作为杨光的同事、部下、朋友，都在杨光离去后，

　　以各种纪念方式复原和杨光的过往。这些纪念文字，

　　娓娓道来，暖暖的，仿佛杨光生前的表达方式，这

　　就是最好的纪念吧！

与《欣月童话》的故事

　　■陶彬（城市晚报都市新闻部记者）

　　杨光：“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

　　2006年初春的长春异常寒冷，当医生坚决不同意欣月长途跋涉赴京看升旗，欣月的父母默默落泪，因为他们知道那面神圣的五星红旗对于女儿来说意味着什么。

　　面对孩子说出心愿时天真烂漫的微笑，《城市晚报》执行总编辑杨光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为了这个孩子的心愿，我们可以在长春为她创造一个北京天安门广场……”

　　2006年3月中旬，当那个名叫欣月的绝症女孩想要去北京天安门看升旗的愿望被报道后，很多人都愿意帮她实现心愿。但孩子的身体情况并不适合长途跋涉，如何让她没有遗憾地离开？

　　作为采访这个新闻的记者，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天，当领导把这个新闻派给我的时候,欣月父亲打来电话说女儿危在旦夕，希望媒体能呼吁捐款，我完全是带着对救助新闻的反感情绪来到她家的。

　　采访中，欣月说她有一个愿望就是去北京看升旗。晚上，当编前会上执行总编辑杨光决定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救助新闻以圆梦的形式操作时，作为一名刚参加工作两年的新人，我发自内心地佩服他的新闻意识。然而接下来，当很多人都愿意出钱出力为这个孩子圆梦时，医生直接回绝了欣月去北京的想法，因为她可能在旅途中发生意外。不能去北京！当欣月的父母悲痛的默默流泪时，身为记者的我们同样失望。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只有我们想不到的事情，为了这个孩子的心愿，我们可以在长春为她创造一个北京天安门广场，欣月看不见，至少她能听见……”当杨光总编将这个大胆的想法说出来时，大家都惊呆了。当晚，杨光总编坐在办公室里总结出很多模拟升旗中应该注意的小细节。

　　2006年3月22日，2000多名素不相识的市民聚在一起，有学生、打工者、来长出差人员还有随行的医护人员，大家为女孩组织了一次模拟升旗。

　　《欣月童话》很快传遍全国甚至全世界。新闻联播当晚就播出了长春市民为欣月圆梦的新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半边天》、《鲁豫有约》等谈话类节目都邀请该新闻的操作者到演播大厅，将小欣月的故事分享给更多的人。央视的十多家央视媒体都采访和报道了此事。韩国、日本及我国香港媒体纷纷来长采访，他们都希望将这个感人的故事传遍五湖四海。

　　《欣月童话》绝对创造了一个奇迹。杨光总编辑和所有操作此新闻的记者和编辑无数次感动得流泪。而每一次，因欣月童话带来荣誉时，杨光总编辑总是将荣誉留给记者。“都留给兄弟们吧……”每一次他都是这样说的。

　　2007年2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主办的《封面2006》晚会录制现场，晚会现场公布了2006年中国9大年度作品和7大年度媒体故事，城市晚报报道的《2000人含泪编织谎言圆绝症盲童升旗愿望》系列报道入选9大年度作品“关怀篇”。

　　去北京领奖那一天，杨光依然穿着那套不合体的大西服，因为工作太忙，头发有些长了都没来得及剪短。那天晚上，当晚会结束时，杨光很高兴，他还笑着对摄影记者说：“我上台领奖时，你们有没有把我的西服拍得合体一点……”

　　第二天离开北京前，杨总编说要带着大家逛街。一路上，我们一直说他的衣服太老土了，应该买件新的。他一直笑，给我们讲起了他的生活，他说自己是农村孩子，他很满足自己的生活。“我家的房子不大，但很温馨，孩子挺听话，就是有点胖，女孩子还是瘦点好。你嫂子那个人很踏实，她上班远，我这几年就想，等以后有条件给她买个小车，上下班就不用那么挤车了。”那天，他还是没舍得给自己买衣服，而是买了一件上衣给爱人。

　　杨光总编走了！那一年，去北京领奖的画面仿佛依然在眼前，他的微笑，还有他那不合身的老西服，还有他微笑着跑来……杨总编一路走好！

有“杨光热线”的岁月

　　■吴耀智

　　（城市晚报经济专刊部副主任）

　　“8917321热线电话”、“126传5666447（当年杨光个人的传呼号）”、“98122传杨光帮你办”，1999年7月起步的城市晚报以杨光本人名字命名的“杨光帮你办”品牌栏目以“替政府分忧 为百姓解愁”为宗旨，搭建起了政府、读者、报社三方相互有效沟通的桥梁。我非常幸运地成为第一批热线记者。刚组建的热线小组只有四个人，杨光、张立云、孟向荣（已离开城市晚报）和我。

　　在每日此起彼伏，有时在半夜也会响起的BP机铃声中，一位位读者向热线记者述说着，多为烦恼事。为了不让每一位读者失望，“杨光帮你办”从每天三五百字的栏目变成了一个整版。“提意见”、“帮你问”、“该管管”、“法律援助”、“紧急帮你办”、“热线直播”、“12345回音”等栏目不定期分布在版面中。

　　为了百姓的心声，杨光教导我们善待每一位读者，认真倾听每一个来电，认真回复每一个号码。

　　通过热线,我们的报纸关注人的生命,患尿毒症的小冯顺、患白血病的“大头娃”以及不幸的小飞飞是本报1999年“杨光热线”开通以来最先关注的孩子们。

　　翻开2000年至2007年的报纸，以热线为载体带着浓浓人情味的策划活动会不时映入眼帘。其中，“空巢老人相亲会”在本报是很有影响力的活动,老人自己前来相亲的,儿子替父母或陪父母来相亲的,比比皆是。在众多的群体中，热线新闻致力于关注贫困大学生，每年新生开学之际，我们都会推出“暖秋”活动，1999年秋季，丛翔宇和檀慧就是在本报关注下走进了大学，也开辟了本报助学报道的开端。“为的哥的姐绘制长春各处公共卫生间地图”活动更是不同凡响。

　　想读者所想,急读者所急,真诚为了读者。在中高考前昔，我们会开通报名、复习相关的中高考类热线，在供暖前昔，我们会开通供暖热线。根据不同的特殊的日子，我们还会请一些行业内知名专家或是管理者来本报接听热线，自1999年来，我们尝试了中小学营养餐热线、心理专家热线、法律顾问热线等。翻开本报2007年五六月份的《杨光热线》版，我们会看到《“90后”更需荡起双桨》这样的系列报道，最后由新闻演变而操作成了《超级童声》活动，当时，本报网站这个活动一天的点击率超过了7万次。

　　曾经有一段时间，城市晚报的杨光热线被称之为吉林省的“焦点访谈”，因为我们关注民生，同时我们还是舆论监督者。我们开设了“热线实录”和“热线回访”两个栏目。2000年，位于长春绿园区杨家村的私屠滥宰情况频发，本报接到热线后，与当时的长春市肉管办联合行动，端掉了黑窝点，一段时间后，记者发出了《再访杨家村》这篇报道，这里已没有私屠滥宰情况。

　　1999年至2007年，杨光热线已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杨光本人曾说，“树影离不开树根，你走得再远也走不出我的心”。

坚持换来的“ 光明之旅”

　　■李靖（城市晚报都市新闻部副主任）

　　2004年的初春，长春女大学生春梅因癌症晚期，即将走到生命尽头。她委托父亲，将她的亲笔信交给《城市晚报》的总编，希望帮她完成最后一个心愿。

　　2004年3月的一天，一位面容憔悴的男子走进杨总编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封信。这封信是长春中医学院的大学生张春梅亲笔所写。22岁的春梅，青春之花未及绽放，却因癌症晚期即将枯萎。“在我生命即将结束时，我想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奉献出我的眼角膜，给那些在黑暗中苦苦生活的人，让他们重见光明，希望报社给予帮助。”看到这封信，杨总编的眼角湿润了，他决心一定要帮她完成心愿！于是，《把我的眼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吧》系列报道见诸报端。

　　可角膜捐出后谁来取？怎么存放？如何移植？2004年，吉林省还没有眼角膜库，也没有捐献眼角膜的地方法规。

　　生命日渐枯萎的春梅在日记中写道：“本想在我生命走到尽头时，把角膜捐献给吉林省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是这却只能变成我今生的遗憾了。” 看到这些话杨光总编心急如焚。他找政协委员探讨，如何推动吉林省快速建立起眼角膜库，帮助更多想捐献角膜的人完成遗愿。长春市政协社会法制民俗宗教委员会的刘宪武、尹一子两位委员非常关注此事，就长春市建立角膜库以及建立相应的地方性法规等相关事宜进行调查，并写出提案，递交市政协提案委。

　　4月26日，摄影记者采下刚刚绽放的杏花放在春梅床头，并为她拍下一幅眼睛的特写照片。“如果有一天春梅走了，这张照片要刊发在《城市晚报》的一版，让世人记住这双美丽的大眼睛，记住在这个杏花开放的春天里，春梅献出她的双眸，为失明者带来光明的春天。”杨光说，这双明眸将会引导更多的吉林人为公益事业作奉献。

　　4月27日凌晨4时许，传来噩耗：春梅走了。第二天，春梅那双大眼睛的特写刊发在《城市晚报》一版，让数十万读者动容。

　　“我们不想捐献了。”春梅离世后，悲痛欲绝的家人改了主意，将记者和医生赶出病房。在经历了咆哮甚至谩骂后，记者决定放弃。“那怎么行！”听到消息后，杨总编带着记者、政协委员再次来到病房，劝说春梅家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努力下，春梅家人终于同意了。杨光总编一面安排记者现场采访，一面安排另一路记者联系深圳狮子会眼库接收春梅的眼球。4月27日22时许，记者将春梅的眼球带到深圳，当晚，春梅的一只角膜移植到17岁的刘瑞够眼睛上；第二天上午，另一只角膜成功地移植给一名50多岁的中年男子。

　　春梅，成为我国第一个在校大学生捐赠眼角膜并成功移植给需要者的案例；也成为我省第一例成功捐献角膜者。正是因为杨总编的坚持，让春梅这名当代大学生成为我省角膜捐献先锋，成为捐献角膜这项公益事业的带头人，并带动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公益事业中。

悼 杨光兄弟

　　■姚文辉 (吉林报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想念

　　因为距离

　　心痛

　　因为惋惜

　　泪水为谁洒落

　　为你

　　我的兄弟

　　不是所有团圆

　　都没有意外的哭泣

　　不是所有聚会

　　都没有空余的座椅

　　爱你或你爱的人

　　或在梦里

　　或在心底

　　在一起

　　不等于没有缺席

　　多少未了之事

　　何妨以不了了弃

　　多少未知之人

　　何妨以不知知悉

　　曾经的美好时光

　　曾经的书生意气

　　不可复制

　　不可代替

　　逝者如斯

　　白驹过隙

　　你的话题

　　也许不再被经常提及

　　你的故事

　　也许只留下斑驳痕迹

　　但你真的还在

　　化作无法割舍的记忆

　　死亡的可怕

　　是人们在故意制造惊悸

　　为了活得容易

　　为了活得有理

　　某种离去

　　其实十分壮丽

　　死得其所

　　才是生命的真谛

　　你的躯体猝然倒下

　　你的光荣轰然腾起

　　你的梦想缓缓降下

　　你的精神冉冉升起

　　你的音容笑貌

　　已然定格于这个无雪的冬季

　　你的剑胆琴心

　　注定成为长久的传奇

　　一路走好

　　我永远的好兄弟

新闻界一个纯粹的好人

　　■于建青（《城市晚报》考评部）

　　2011年12月22日中午，接到同事的电话说杨光总编去世了。我的头嗡地一下，让他再重复一遍，确定这个消息的真实性后，我像受到了极度惊吓，反复跟自己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还那么年轻……前天还在大厅里见到他，还向我招手来着。

　　每次见面，他都会主动先跟我打招呼（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微微一笑，那笑意谦和、温暖，就像本家兄弟。

　　因为早上要送孩子上学，所以每天我到单位都比较早，当我把车停到报社后院的时候，那里都会停着一辆灰色的捷达车，尾号687，杨总编的。暗想，他来得可够早的，还不到八点。

　　12月23日早上，我照例把车开到了报社后院，一眼就看到了那辆尾号687的捷达车，独自停在那里，像被人遗弃的孩子，还是平时他常停放的位置，还是那么周周正正，一如杨光其人。伤感的泪水不觉从心里流出，久久地盯着那辆车好一会儿，再也看不到他从车上下来的身影，再也看不到他那水一样清澈的微笑……

　　遥想七年前，隆冬的一天，刚从省内一家都市报出来，揣着几分忐忑来到杨总编的办公室，当时已是午后，他正在埋头吃着盒饭，办公桌上堆满了报纸和版样。自我介绍之后，他连忙从办公桌前走过来，热情地与我握手，那一刻，我感觉一股暖意驱走了心底的严寒。我就坐在那张旧得看不清颜色的沙发上，他边吃着盒饭边与我畅谈，从编辑思路到版面语言，从版式处理到标题制作，观点由碰撞到默契，话语从试探到敞开心扉，从一个话题的见解，延伸到整个报业的生存状态，从对对手某些方面的赞赏，到新闻操守的执著和坚持，他见解深邃思路开阔，自始至终表现出一位思维敏锐同时缜密审慎的职业新闻人应有的优良素养。

　　我一直悬着的心放松下来。这不正是我一直希望追随的人吗。走出报社大楼的时候，我的心热乎乎的，我知道，这个冬天不会再冷了。

　　尽管后来因工作需要，他调离了晚报，可我还是习惯叫他杨总编，因为惦记他，中午和同事跑去看他，他高兴坏了，给我们沏茶，问我们工作上的事，告诫我不要太倔，板板自己的脾气，像个大哥一样。送我们出来的时候，还笑着特别叮嘱我们：以后别总过来看我，多跟新领导沟通。送我们走出很远，回头看时，他还站在那里，脸上依旧是那略带腼腆风格的笑。

　　今天，含泪写下这些文字，就是想告诉你：杨总编，我们都挺好的，你多保重，我们永远怀念你！

三次谈话和一封信

　　■史大伟 (原《城市晚报》市州部记者现已经商)

　　杨光的名字，最近一次在我的手机上显示，是2011年12月23日19时53分9秒。发短信的人，我知道已经不是他。

　　杨光的身份，在我的人生定位中曾经发生了几次变化，从领导到良师、益友、兄长。身份的转变，跨越了7年，记录和见证着我们的情感与记忆。很清晰地记得，2011年11月8日记者节那天，我发短信祝兄长节日快乐，他回我说，“可惜不能同乐”，离开新闻队伍的我，知道兄长的话意，愧对让我无言。

　　在我短暂的8年新闻职业生涯中，与杨光在《城市晚报》相识共事3年，此后交往4年，对我影响颇深。特别是在这7年当中的3次谈话和兄长写给我的一封信，更是让我受益终身。

　　2004年，我由《延边日报》正式入职《城市晚报》那天，到杨光的办公室报到。敲门获准刚一进屋，杨光便从稿件堆里起身，笑着对我说：是大伟吧，来来来，快坐。说话间，他已转身从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递给我。落座后，他便问我：会抽烟不？我忙答：不抽不抽，他笑：那就是会抽了，递给我一支。

　　那时的我，惊恐得不知如何应对，此前已准备好的说辞完全被打乱。杨光接着与我说，贾艳玲副总编和人力资源部门已经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你在党报工作多年，写了很多好新闻，我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和新闻素养。接下来的工作，你仍驻扎在延边，相当于《城市晚报》派驻在那里的新闻方面的“封疆大吏”，很多工作需要你独当一面，要尽快调整工作状态适应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有困难或阻力，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这次谈话，我们持续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兄长帮我分析、解决了很多难题，让我明白了低调、谦和的厚重。

　　2005年，新闻同行在吉林市就如何办出贴近读者、高质量、有公信力的《城市晚报》召开研讨会，我有幸与杨光同台交流想法及意见。席间，我就《如何第一时间获得高质量、有价值的新闻线索》进行了分享。研讨会后，刚刚返回延边的我，便看到杨光发到我电子信箱里的信。信的原文大意为：会上才知道你小子写那么多稿子，得那么多分的原因，感谢你的分享，相信会对他人有所帮助，相信会对我们的报纸起到一定作用。这封信，让我明白了鼓励、肯定、支持、分享的力量。

　　2006年，我由《城市晚报》入职中央电视台工作。离开前，《城市晚报》的很多领导和同事为我送行，祝福我前程似锦。惟独杨光对我说的话与众不同。杨光对我说，去中央电视台是件好事，那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可以更好地施展你的能力和才华，但一定要注意收敛你的锋芒，因为那里藏龙卧虎；一定要谦虚认学，因为你是纸媒转影视，属于半路出家，要顶得住冷水泼。事实验证，杨光的话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

　　2007年，杨光代表《城市晚报》来中央电视台领奖，恰巧在大院里相遇。埋怨兄长来北京不给小弟打电话，他答，不想给你添麻烦。颁奖结束，我与杨光小聚，他对我说，小南莱今年还要来北京进行最后一次手术（小南莱一事另文介绍），整体情况你最熟悉，即便你离开《城市晚报》，还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对小南莱的关切之情和对我的信任之念溢于言表，远超一位报社总编的职责。这次谈话，兄长让我明白了责任、信念、坚守的深度。

　　2009年4月1日，我正式决定离开新闻行业投身商海，给杨光发去短信，兄长回我：“我支持你的决定！可惜！”

　　往后，我知道天堂里的兄长，定会看到有一个名叫史大伟的人很怀念他。

总编把车借我开

　　■郑向东（《城市晚报》吉林站记者）

　　在我的手机通讯录里有一个电话号码13504329157。姓名“阳光”。这个号码我一直没删，也许以后也不会删掉，其实删不删掉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个号码我早已烂熟于心。他就是我的前任执行总编——杨光，我的哥们儿。我之所以手机里面存写“阳光”字样，是因为他就像一束阳光一样永远那么温暖光亮，总是吸引着我去追随。这束“阳光”更像鞭子一样，摆在那不用扬起，我们就已经撒欢干活了。

　　2004年，我从《城市晚报》的一名记者成为吉林记者站的负责人。也有机会与“阳光”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每次回总部报销，他都请我吃中午饭。席间，总是表扬我干得不错，还说，有我在，吉林市他放心，也最不操心，吉林市只要我觉得怎么干好，他就绝对支持，原则是怎样能更好地提升《城市晚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也许正是他的信任和支持，2004年那年，恰逢吉林记者站建站5周年，吉林记者站10个人策划了大型活动——吉林记者站5岁生日，当时天上飞机拉着带有《城市晚报》吉林站五岁生日字样的巨型条幅在空中沿着主要街路低空飞行，水中焰火照亮松花江，陆地上一台别样的演出吸引了10余万读者观看。时隔2个月吉林站又推出大型公益新闻策划——全国首例艾滋病婚礼。吸引了全国30余家新闻媒体前来报道。之后又推出评选大型策划“江城市鸟“活动（最后通过人大立法确定了江城市鸟），全国首例心连心红丝带集体婚礼等重大活动，提升了《城市晚报》的影响力，那段时间，《城市晚报》字样在国家级媒体上频繁亮相。

　　也许是太累了，2005年我感觉心脏不太好，恰逢那年中层要挂职锻炼一个星期。我被派到长春的胜利发行站体验发行工作与新闻报道怎样才能结合起来更利于报纸的发展，回到总部后，杨光和我说，你难得有机会来总部，这个礼拜就调整一下自己，权当休养，正好到医院看看病，检查一下身体。他还为我安排了宾馆，见我往返于医院和宾馆麻烦，又不太方便坐车，就对我说：“向东，你这样，这几天你就开我的车，这样方便治疗。”“那你怎么办？”“我没事，坐公交车就行。”一个总编是那么忙，这么小的事情，都能考虑到，他是在把我当兄弟看呀。

　　“9157”是杨哥手机的尾号，我戏称，“杨哥你和嫂子感情挺好呀！”他说，你咋知道呢？我说，“看手机号就看出来了‘尾号是就要我妻’吗”。他说，“这些年，忙活报纸欠孩子和你嫂子的太多了，这辈子只要你嫂子了。”我说，杨哥等你不忙的，你就领着嫂子和孩子来吉林市，我安排你疗养几天，让我也尽一下兄弟的意思。每次他都说行，可是一拖，拖到现在我也没请上。杨哥，你知道吗，我真后悔当时为啥没把你绑到吉林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