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解放前夕的北大四院与哲学系1948级级友（许宴如）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10-14 10:42 点击量：402
解放前夕的北大四院与哲学系1948级级友
许宴如
1948年是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我们这一群1948级的哲学系新生（牛荫生、倪祖梅、姚光曙、李邦缓、龙翔、丁利吾、李成栋、杨去塞、杨宗鑫、张尚书，郝德乾、钱听涛、许宴如）正是1948年暑假后进校的。但其中的很多人在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就告别母校，参加了北平建设新政权的基层工作，有的则参军南下，少数留校的也先后转校转系。因此，总的说来，我们在校及在系的时间都很短暂。今天，北大哲学系久而弥新，已度过了她的八十华诞。而我们这些过早离巢的燕子也与新中国亦喜亦忧，载沉载浮走过了人生历程的大半，进入了晚霞之年。可回首往事，却都无例外地对母校、母系怀着深深的眷恋情结。牛荫生说：“很奇怪，我在四院虽只半年多，却比参军转业后读了四年的大学还更觉亲切。”倪祖梅认为“在四院的短短岁月，是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一段经历。”姚光曙说：“有时回想到在四院时的生活，真觉得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了，时间虽短，可让人永远忘不了。”许宴如也一直怀念1948—1949年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那段生活。在那长夜将尽，天快破晓，交织着期待盼望又有些惶惑不安的日子里，很多思绪、感受至今回忆起来还十分隽永。为什么我们会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切的感情？这是因为北大始终走在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斗争的前列，在思想、精神风骨上一直成为知识界尤其青年学生景仰、向往的旗手。当年我们中的好些人曾同时录取其人著名大学，却都选择了北大，就是为她的精神所吸引。再说，也正是因为在北大其时其地，我们才有了人生历程的巨大转折，踏上了新的起点。而北大科学、民主，与时俱进的精神，博大恢宏、兼收并蓄的传统，以及自由、自律的风气又曾深深地熏染了我们，影响了我们后来的人生道路。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后期。当时的北平和张家口、保定，天津联成一个袋形地区、蜷伏在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平汉线、津溥线铁路都已中断。北平只是凭藉天津的海路与南方保持着一线的联系。我们中来自湖南、江苏的就是先到上海再经海道来北平的。还有来自山西、陕西的，就经历了更多的曲折、险阻。但一踏上北平的土地，都无不感到由衷的喜悦与兴奋。那恢宏古老的故宫、巍峨斑驳的前门、宽阔的长街、安静的胡同，一些王侯府第彩绘朱漆现已剥落黯淡的门楣，以及性情朴厚、举止安祥，彬彬有礼的普通市民，在在都使我们这些远方学子感受到这座故都曾经有过的煊赫，虽没落仍不失往昔的气度。我们所在的国会街四院，是民国初年军阀统治时期演出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闹剧的所谓国会所在地，历经沧桑之后，还残留着当年的“气派”。高大的铁门、浓荫匝地的庭院、成列的陈旧而宽敞的楼房、小剧场一样的圆形国会会场，以及旁边那座曾是总统更衣室的圆楼，经过学校改建，已成为教室、图书馆、操场、宿舍、饭堂、盥洗室、澡堂，教学、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住了几百个学生还是疏疏落落、犹有余裕，一点也不显拥挤。迎新会上，时任学校秘书长的关天挺教授介绍校史及学校现状时说，北大名气虽大，校舍却最破旧而且分散，很多宿舍只是一个四合院。如此说来，四院应该算是条件优裕的了。初到学校，给我们两个突出的印象。一是老同学的亲切热情，火车抵前门车站，他们就张着欢迎旗帜，开来卡车，在飒飒的秋风中欢迎我们。之后又不断从沙滩来四院与我们座谈、联欢，介绍系情校况，提供学习、生活的咨询，充满情谊。我们还都到沙滩红楼参加了系迎新会，刚从美国讲学回来的文学校长兼系主任汤用彤教授也笑眯眯地出席了。还认识了系学生会负责人谢邦定同学，他后来成了全国学联主席。再就是感受到学校的民主、自由气氛。小事如宿舍同住的伙伴都自由组合，大事如学校里众多的社团，也都听任同学自行组织、自由参加。学生中的一切重大活动包括请愿游行，也是学生自治会自行决定、施行。学校尊重学生的自治，概不干预。当时四院的主任赵迺捕就实行“无为不治”。对学生的活动从不置问，而对生活方面的问题却很关心。因此，置身北大，全没有一般学校里训导员、军训练官，舍监的搜寻的目光，冷漠的面孔和令人压抑的气氛，感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倪祖梅回忆到四院后的感受是“好像出了攀笼的小鸟，投入了广阔大自然的怀抱。”
到校不久就开学上课了，《哲学概论》是哲学系的基础课，由贺麟师讲授。他穿一身西服，载眼镜，有点老留学生风度，又揉合着儒雅的气质。他是学校的训导长，这在一般的学校里，学生会敬而远之的。但对他，大家全无这种感觉。1948年进北大的新生，分公费与自费两种，后者要自己交膳费。对于家境清寒的同学，这是一个不轻的负担。要申请公费，就需要贺麟师审批。因此他每次来上课时，讲桌上总会放着几张公费申请书，他看见了，轻轻挪一边，下课时拿起放入包里。很多同学后来都陆续取得公费，贺麟师是精研黑格尔哲学的大师，又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后来在八十岁的高龄加入共产党。他的学问、道德素为人景仰，我们却未能继续受教，真是一大遗憾。哲学系的另一门基础课《数学逻辑》是二次大战前曾在德国留学的胡世华教授讲授的，他课的特色是逻辑性强，规范严谨。他常说逻辑上真即真，假即假，正确就是正确、错误就是错误，容不得丝毫含糊。有时他也很幽默，如一次讲到概念的种类时，便在黑板上写了“胡适与牛”四个字说：“胡适”与“牛”是两个并列的概念，既非从属，也不部分重合，所以“胡适”不是“牛”，“牛”亦非“胡适”。同学们听了不禁哑然失笑。拿校长大人开玩笑似大不敬，但看他一本正经，一无所谓的神气又感到有趣。这一细微小事也反映了北大的民主风气。大家对胡世华也有几分畏怯。因为他的要求极为严格，即使是平时的作业，不必说解题必须正确无误，而且书写的格式、标点乃至纸张如何折叠都有讲究，马虎不得。除上述两门课外，其他几位老师也各有风采。如讲授《中国通史》的是著名的宋史专家、当时又兼胡适校长秘书的邓广铭教授，那时他还不过四十上下吧，高身材、着长衫，方面白净，富于气度。他从上课讲到下课，我们也跟着笔记不停。教大一国文的是在反对孔家店的新文学运动中战斗过来，以笔名“废名”著名的冯文炳教授，长衫布履，略显清癯苍老，颇似一个旧时的学究。还有一位叫周有光的先生，讲杜甫的《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诗论诗，语调平缓、凝重，全无一句联系现实社会，却使听者深切地感受到杜诗的伤时忧世的心怀，并自然地联想到国民党腐朽统治下的横征暴敛、饿殍遍地及贫苦知识分子穷愁潦倒的悲惨情景。此外，按北大的传统，学生可以自由听课。如钱听涛就喜欢听唐兰的历史考古课。沙滩还不时有各种学术讲演，也可以自由参加。总之，在四院虽只半年多，已可使人感到北大学术蕴涵的深厚，学风的自由。众多学识宏富的知名教授都在教学第一线传道、授业、解惑。这样的学术氛围、学习条件，怎能不令人心醉。我们这一群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原都矢志在北大这一学海中涵泳、沉潜的，谁知竟是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既依依难舍却又毅然决然地离去，岂不是时代、命运对我们的小小调侃！
因为当时北平的特殊处境，我们在四院的这段生活也就有些不同寻常。1948年暑假后我们到校时，正是8·19国民党反动当局用黑名单、特刑庭等残暴手段镇压以北大学生为首的反蒋爱国运动之后。那时国会街的一侧还保留着高厚的城墙。正对四院大门的一处就刷着“反迫害”三个大字，每个都3—4来见方，在沙滩迎新会上，演出了《黄河大合唱》，其时正是冼星海在莫斯科逝世不久，一位老同学专门朗诵了悼念他的长诗。饱含民族忧患催人奋起的雄浑歌声，让人生起深沉哀思，使人心潮澎湃又低回不已。开学后不久，在白色恐怖的浓重阴影下进行了新一届学生自治会（包括代表佬理事会）的选举，这也是解放前北大最后一届学生自治会的选举，这时四院绝大部分是刚入学的一年级文法各系的新生，大家还是热烈正常地进行大选举。被选上的同学也都积极、愉快地担起了工作，没有人退缩、犹豫，表现了对国民党凶残镇压的轻蔑，也显示出北大学生自治传统的深厚根基。新的学生自治会成立后，曾组织过一次“争温饱”的请愿，大家列队到沙滩去见胡适。不久，北平的局势急转直下。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野战军长驱入关，张家口、保定相继解放，北平很快被围。学校里，矛头对着反动当局的学生运动沉寂下来了。自治会和同学们关注的热点转到围城后的生活保障与安全，大家积极参加了护校活动。
围城后不久，夜深人静时睡在床上可以听到远处隆隆的炮声。白天，大街上拥挤着抢购粮食、食品的人群。胡同、小街包括国会街上堆满了无法运出去的垃圾。在四院的院墙之内，地下党组织及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夜间巡逻及其它戒备工作；白天，同学们照常上课，坐图书馆，参加社团活动，遛街，跑沙滩。天渐渐寒冷了，宿舍里都生了炉子，晚上就蜷伏在宿舍里围炉读书。夜深了，就把饭堂里带回的丝糕、镘头在炉上烤热了充饥。表面上一切都很少变化。四院的气氛仍那么自在而闲散，可内里却正涌动着一股启发觉醒、迎接解放的潜流。不少“先觉”同学的谆谆介绍、阐释革命理论，介绍新区情况的进步书籍的广泛流传，激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当时同学们经常唱一首歌：“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正抒发了大家在长夜将尽，企盼黎明的心态。而当时哲学系的一群中走在觉醒前列的要数五位女同学：龙翔，圆圆脸又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洗泼、热情的湖南姑娘；李邦媛。喝太湖水长大的温婉的无锡姑娘；姚光曙，聂耳同乡，因仰慕北大，远从昆明负笈北大，人质直而有点女学究气的云南姑娘；牛荫生，性格爽直，秉赋着燕赵豪气的河北姑娘；倪祖梅，身材颀长、也戴副眼镜、斯文秀气的上海姑娘。她们当时都不是花季之年。其中姚光曙先我们到北大，已参加党的地下外围组织民青，其他几位到四院不久，也先后加入了民青。围城之前，龙翔就去了解放区。牛、姚、李则积极投入了护校工作。她们的迅速觉醒绝非偶然。西南联大“一二·一”反蒋爱国学生运动遭血腥镇压，李公朴、闻一多被特务暗杀，使姚光曙看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又如牛荫生，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时，在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中，她目睹国民党反动派对师大进步同学的迫害，义愤填鹰，因而进四院后一经先进同学的启以发，就毅然投身革命组织。倪祖梅是我们13人中年龄最小的（17岁），出身于一个自由职业、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是母亲最怜爱的小女儿，思想原有些清高，不满国民党的腐败，对政治敬而远之，向往北大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而来到北国。围城之初，她母亲寄来了返回上海的飞机票，但她已舍不得四院生气勃勃的新生活，又众进步书籍和一些同学的启发中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曙光，决心留在北平和同学们一起迎接解放，并参加了民青。
在谈到上述一些同学的觉醒时这里还得提到我们中的一位老同学程周封，四川人，地下党员，是为了在新同学中传播火种而自愿留在四院的。他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工作，如牛荫生参加民青，他就起了联系、催化的作用。男同学中觉醒最早的是两杨：杨去塞、杨宗鑫，一个山西人，一个湖南人。杨去塞是“戊戌政变”著名的六君子之一杨深秀的孙辈，曾受骗参加过国民党的“青年军”，备受屈辱、压迫，逼得他到无人处痛哭一场。最后逃离了那个黑暗的环境，发愤自学，考进了北大。杨宗鑫的英语很好，在长沙读高二时参加世界英文比赛，是中国区的冠军。两杨形影不离，一个瘦高，一个矮壮，都喜欢讲带有浓重家乡口音的英语，很有风趣。余下六人：丁利吾，湖南人，总是面露微笑而很少言谈的谦谦君子；李成栋，南京人，比较活跃、机灵；郝德乾，陕西人，有着黄土高原的朴厚气质；张尚书，豫北人，诚挚拙直；钱听涛，常州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儒商家庭，诚垦笃实，读中学就爱好文学、历史，同时考取了北大哲学系和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历史系，最后选择了北大；许宴如，杭州人，来自上海，向往书斋生活，不喜欢政治。这些同学对于即将来临的新社会，充满了兴奋好奇，但还未识庐山真面目又觉心里没底。如张尚书抗日战争时，在河南家乡曾目睹了战争、天灾人祸（如国民党炸毁黄河花园口大堤）所造成的惨绝人寰的中原流民图。胜利后，国民党搞“劫收”，打内战，又把老百姓和平建设家园的希望铲除净尽。因而对国民党的统治早已失去信心。围城中，他与许宴如促膝谈心，表露了对明天的期待和某些不安。钱听涛有点书呆子气，平日关心的只是读书。他在红楼的孑民图书室第一次看到了关于一二·一运动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的书刊，才完全了解了国民党的残暴，思想急剧转变而向往解放。许宴如由于对国民党的厌恶产生了政党营私的偏见。他是四院学生自治会的理事，围城后成为理事会的负责人。家里曾寄来返沪机要，他回信说：“留在北平可以亲身观察一下共产党，此良机岂可失之交臂。”这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态。
围城已有一段日子了，夜里仍能听到远处清晰的炮声，但预期的激烈的攻城战斗却一直未出现。局势出乎意外的平静，大家摸不清这意味着什么。各项应变措施仍在继续进行，但也出现一些松驰的迹象。如自治会组织同学在四院北面的空地里挖弹掩体，有的同学浅尝辄止，挖成的坑只好给驼鸟藏头。此时大家的心情于盼待中夹杂着一点茫然。却还是“回也不改其乐”。哲学系和别系一样也有自己的一间“沙龙”（系活动室，里面只一张桌子，几条长凳）。大家经常在这里开会，讨论、还备了一个笔记本，谁有什么即兴的感想、建设可随时写在上面，以备交流（张尚书是最积极的）。有时用伙食尾子打“牙祭”，买点白菜、粉条，在厨房里煮得热气腾腾，放点作料，用脸盆端来，大家边吃边聊，互相调侃、打趣，其乐也融融。女同学夜里裹着棉大衣在寒冷彻骨的雪地里巡逻。然后可以享受几块丝糕（围城中粮食精贵，这已是很大的犒劳），还分享姚光曙从家乡带来的宣威火腿，来点布尔乔亚的享受。大概是1949年初，一天晚上，在工字楼西北角的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报告会，请攀弘、袁翰青等几位教授来谈时势。攀弘老师说：“共产党主张劳动；不劳动者不得食。其实劳动也没有什么不好，高个子可以打钟，我有点驼背，将来扫地什么的也省得弯腰，这也可以说是将就材料吧，总不会没有饭吃。”他说得很风趣，大家都笑了。春节后，与倪祖梅同房住的历史系的刘正从天津家里回来，给大家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解放军作战的勇敢、军纪的严明，解放天津后在滴水成冰的冬夜露宿街头，还帮助老百姓担水劈柴，打扫庭院。听的人都为之动容。
1月23日，石破天惊，报纸上突然公布傅作义将军与共方达成协议，和平解放北平。人人喜上眉梢，四院里一片欢腾。晚上，久已停电的宿舍忽然大放光明，大家兴奋之情难以言喻。我们唱的歌“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终于变成现实。沉寂已久的四院又喧闹起来了。2月3日同学们倾院而出，到前门外参加盛大的解放军入城仪式。入城部队威武雄壮，以战场上缴获的美式坦克、大炮为前导，战士神采奕奕，质朴、和善。部队所经之处，万人空巷、彩旗挥舞，欢呼声响彻云霄。一队队学生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载歌载舞。不少人情不自禁地穿入行列甚至爬上坦克与战士握手互致慰问。入城仪式成为老百姓与子弟兵共庆胜利的盛大节目。2月4日、5日，北平的地下党员在四院礼堂会师，四院学生自治会也在操场上开展了欢庆解放的活动。很快，围城造成的粮价高涨、垃圾山积迅速得到平抑、清除，城市秩序也逐渐恢复正常。街谈巷议都赞颂共产党干部、解放军官兵朴实无华、纪律严明、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原来还是美好的期望成了粲然的现实，一些疑虑也都涣然冰释。在党的号召下，一股参加革命，解放全中国的春潮在四院开始涌动，并迅速成为一股洪流。
在哲学系，最先离校投入北平基层政权建设工作的是两杨，接着李成栋、丁利吾、李邦媛也去了。牛荫生则在北平刚解放就已按捺不住强烈的行动欲望，2月中旬由民青组织输送，参加了刘白羽率领的新闻工作队随军南下。这时张尚书和同宿舍的方委余彻夜长谈，一致认为：书实在读不下去了，什么个人前途、成名成家的追求，与解放广大人民的事业比较起来未免太渺小了，应该积极投身到改革社会的斗争中去，实实在在为社会作些有益的事情。2月底、两人也一同参加北平建设基层政权的工作。他们曾几次回校，在系活动室的笔记簿上写下了参加工作后的感想，在调查访问、救济贫苦劳动群众的工作中，更深刻地看到反动政府视民如草芥的罪恶，也深深地教育了自己，感到参加革命工作后精神振奋，生活充实。
3月中旬，钱听涛和许宴如也一同告别四院，参加了第野战军的南下工作团，一道去的有经济系的郭孝礼，法律系的丁有和、周德承、罗先迪。程周封也调去北平市委。至此，四院哲学系的14人中只留下了倪祖梅、姚光曙后转入西语系，1957年又在中文系文艺理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倪祖梅后改学医，毕业于协和医学院，现是上海中科院分院细胞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最后还有一个郝德乾，三四月间还在学校，但后来就一直失去联系。
以上解放前夕四院和级友们的情景，多年来始终縈绕心头，岁月悠悠，已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事了。这期间，国家取得璀璨辉煌的成就，也有创痛钜深失误。却柳暗花明，现在又进入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们这些年的莘莘学子，怀着在我们这古老的国土上创建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的虔诚，投身于人民革命的洪流，经历了风雨，增加了阅历，在实践中坚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几十年来我们兴奋过、欢乐过，也困惑过，忧虑过，又因为是“老九”，还程度不同地经历了一些坎坷、曲折，甚至一度沉沦异籍（如姚光曙戴上右派帽子，一直在工厂劳动、工作到1977年。张尚书1957年在宣武区文化馆工作。反右运动中，认真自觉地检查思想，受到赞扬，最终却被定为右派。几次下放劳动，文革改正后回来，原来的文化馆已改成电影院。当时的有工人做干部工作，叫做“以工代干”。他却是干部做工人工作，算是“以干代工”吧）但不管经受多少风风雨雨，还是“虽九死犹未悔”。所遗憾的是过去能做事的时候清规戒律多，现在可以自在地做点事情，却已垂垂老矣。也正是为了弥补过去，很多人已经或即将离退了，仍矻矻孜孜、尽瘁工作。如牛荫生1989年在广东省中山市离休后，仍给各种技术培训班讲课和钻研新技术。因需要掌握电脑，利用走路、睡前及家务的空隙硬是北熟了“五笔字型字根表”，现又参加亢里100万以上工程项目经费的审计工作，又在学习许多新的业务知识。钱听涛离校后一直在部队工作，1982年自己请求调到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从事党史的研究、编撰工作，任大型丛书中共组织史资料中央编辑组成员兼办公室副主任，1994年离休后仍接受返聘。每天除了照料因患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而长期卧床的老伴，就是终日伏案阅读、研究史料。还专门研究瞿秋白、张太雷两位常州先烈的材料，撰写一些史料考证文章，做出了成绩。但毕竟我们的年龄已到这个份上了。因此在珍惜晚晴的同时，最深切的心愿就是希望党坚持发扬优良传统，彻底清除腐败现象。希望母校继续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发扬兼收并蓄、学术自由的传统，培养兼有学术素养与品德介入养的一代代新人，及早进入世界先进大学之林。希望作为现代中国哲学界先驱的北大哲学系，培养出更多卓越的哲学家、思想家，使我们民族能闪烁更灿烂的哲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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