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起五十余年前的往事

                              金恩辉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时的授业恩师刘国钧（字衡如，1899—1980）教授，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值此纪念刘先生逝世30周年之际，我在近30年以前曾敎过的学生、现任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的秦亚欧副研究馆员和他现在的学生、正在该院政法学院图书馆学专业读书的刘静同学，将他们二人合作的题为《鲍士伟访华及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影响》一文(该文已在《图书馆学研究》2010年第9期发表)交我，希望我能发表一些意见。

　细读这篇关于中美图书馆界交流历史的研究文章，思绪翻腾，往事如潮。往事是五十余年以來与此文有关的一些不同观点的争论，那种争论中有一幕，就发生在我和我的老师、也是我系系主任的刘国钧教授之间，刘先生当时对学生的宽容大度，充分地信任、体谅、理解，等待与期望之情，尤其是他老人家坚持真理、正视历史的科学态度，我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忘怀，由衷地敬佩，同时我又为自己当年的无知而对他感到深深愧疚。秦、刘两位同学的文章使我有感而发，撰写此文，以纪念刘国钧教授逝世30周年。

　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国的大跃进时期，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我的老师、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刘国钧教授带领我班(57级)图书馆事业史课题小组搞科研，我是从刘先生那里首先知道到他对鲍士伟的正面评价的。当我们向他交上《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近、现代)》书稿的初稿时，他初阅后即认为，此稿太草率，很不成熟，它勉强只能算是一个草稿；即使作为素材，其资料搜集也远远不足，而且许多重要的史实、评价、观点，更欠妥当，有待于推敲、必须订正。

　他随即举了一个例子说， 比如，“草稿”中对美国图书馆学界友人韦隶华女士、鲍士伟先生來华所做出的负面的、否定性的评价，这既不符合史实，也失之客观、公正。刘先生以正视历史、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充分地肯定了美国图书馆界及其有关人士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巨大贡献与积极影响，并且直接地对韦隶华、鲍士伟做出了正面评价。

　   刘国钧教授曾亲身经历过中美图书馆界20、30年代交往的历史进程。他1920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哲学系后留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加修了图书馆学课程。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30年夏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及教授。1925年后担任过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副执行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等。他认为，自己对此是有发言权的。

　1959年春夏之交某天，他把我找到家里，询问同学们对这段中美图书馆界交往历史的看法。我据实回答他说：“包括我自已在内，对这段交往，同学们都持否定立场。”理由是，当年美国曾用庚子赔款支持过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但庚子赔款源于义和团反帝爱国的运动的失败，中国被八国联军打败，清朝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是我们的国耻。美国将庚子赔款的少部分资金，用來补充当时的中国图书馆事业，目的同用庚子赔款建清华大学一样，是用这笔本來是中国人的钱(赔款)，引导中国图书馆事业按着西方模式办，本质上有着文化渗透的目的，韦隶华、鲍士伟等美国图书馆人士力促此事，这如同美国人办清华去培养具有西方观念的人才一样。因而同学们认为对此必须予以否定。

     我虽然明确地坚持“否定”的立场，但刘先生見我态度诚恳、平和，直言不讳，对我既放心而又耐心地说出了心里话。他认为，义和团 “灭洋”的排外运动，很难说能做到真正、彻底的“反帝”， 而“扶清” 的目的更不是什么“反封建” ，最后遭到清廷与外国军队的联合绞杀而归于失败，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对这段复杂的历史该如何认识？尚须后人细细地从长评说。

     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处于战胜国一方，各国均向中国示好，便于他们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大其在华影响。退款兴学、支持中国图书馆事业，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值得肯定的事情，这促进了中国向西方文明学习的进程。他说，努力实现以庚子赔款支持民国时期文化发展的美国图书馆界的朋友，代表人物就是韦隶华女士和鲍士伟先生。如果没有美国退还庚款并要求将它用于兴学、办图书馆，可能就没有后來的清华大学，以及没有我国20、30年代图书馆教育的发展和事业的初步繁荣。美国先进的图书馆学理念引入我国，大开了人们的眼界。1925年，鲍士伟博士来华，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在专业教育方面如1925年杜定友先生创办了上海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1928年李小缘先生我们创办了金陵大学图书科，1929年,韦隶华女士创办的文华图书科独立成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一桩桩、一件件举措都推动着当时我国的新图书馆运动，使之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主潮接轨。在中美两国、两国人民及两国图书馆界的友好交流中，美国友人韦隶华女士和鲍士伟博士的贡献，是必须肯定、功不可没的。

　刘先生在他家里对我说的这番话，有些与我念中学以后学到的历史知识说法不同，对我有着极大的震撼，有如石破天惊，我当时虔信着50年代、“大跃进时期”营造的极左的政治语境，年青幼稚，知识浅薄，只能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要“一边倒”地维护前苏联、反对美国文化侵略中国的立场看问题，对于中美两国图书馆界交流的积极方面，还不能、也不敢去正视。对刘先生的这些话难以接受，是听不进去的，遂以迂回的语言，礼貌性地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说：“学生爱老师，尤爱真理。”今天看來，我用这种话来推脱、婉拒和解嘲，显得何等苍白、无力啊。

　刘先生向我倾诉了自己久久积压在心中的话，却难以从学生这里找到共鸣，他随即平静了下來，耐心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爱国是高尚的情感，当然应该发扬。但对待历史问题要用事实说话，美国友人当年支持我国图书馆事业，这是历史事实，对我们国家、民族，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有利的。同学们既然爱国，就应当肯定这一点。那一段历史，我都亲身经历过，所历所见所闻，感同身受，是一个过来人、見证人，所以我是用历史事实说话的。你们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近、现代)》这份书稿（指我们57级部份同学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近、现代)》），就放在系里，留做参考。你们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以后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建议你们把韦隶华女士和鲍士伟博士来华活动的材料，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出来，以便再写这段事业史时，以新认识，去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吧！”这次谈话师生之间观点不同，我向老师坦诚直言已见，自以为无愧于心，我虽固执“已見”，刘先生对我却能予以体谅和理解，便以上述话语使双方下了 “台阶” ，同时他对未来仍抱有期望。我当即连连点头，唯唯称是，说：“学生记住了。”

　“学生记住了” ----这是当时我因持偏見的认识，对老师做出的属于道德层面的回答，但事情后來的发展，我一度错失了履行“学生记住了”这句话的良机，未能及早地按刘先生期望的去办；近年來，我的思绪常常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