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炎志会长的报告文学《我的两个朋友》连载完了。其实,理论上,只要有了电子版,一次就可以发完的,但我把文章拆分了。
为此,林会长清华本科的同学Hellen,2009年10月28日从海外发来邮件,她是很急不可耐地,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她”愤怒“了:“我叫Hellen, 不是北大校友。 我是贵校友会现任会长林炎志先生念清华时的同学。在网上浏览时看到了你们的网页。我很有兴趣看《我的两个朋友》- 关于林炎志会长的报告文学,也转给其他老同学看。只是每周只有那么一小段,太吊胃口了,能否赶快登完算了?”
我告诉 Hellen,我确实有吊胃口的意思,为了让所有人能经常上我们网。还有就是有个客观原因,我得到的《我的两个朋友》的电子版,上我们网的时候会出现行距问题,找了技术人员也无法解决,所以现在发表的内容都是重新打字的,有的是我自己打的,有的是求人帮忙打的。我打字是很快的,但有时事情较多,就找年轻人帮忙。
当然了,即使电子版没有问题,我也依然会用连载的方式,因为我内心就不想让它一次或两次发完,我想让它永远载下去,直到生命的结束,这是当《我的两个朋友》即将结束的时候升起的念头。那几天,我有一种惆怅,一种依依不舍。我开始有梦想:如果权延赤能接着90年代写,并最先提供给本网。。。。。。但我知道,即使有,也不是权延赤一天能完成的。而且,我也联系不上权延赤。
我也知道,做媒体做了一生的我,是可以采访林会长的,写人物是我的长项,写出林会长的“续集”,我应该铁肩担道义的。但我知道,我不是权延赤,这种专访也就是一次两次的事情,新闻人物写作和报告文学不是一回事儿,我无法满足像Hellen,以及其他渴望知道林会长的故事的人的阅读欲望。就目前而言,我还没有时间把文章写得很长。
于是就眼睁睁地结束了。没有人看出我内心的苦楚,表面上,我和平时一样,哀愁是淡淡的。
对于林会长的兴趣,始于若干年前,细数也有五、七,八、九年之久了吧。主要是,在城市晚报负责新闻采访工作的我,记忆中有两次新闻,让“林书记送钱了”。他每次送1000元。两个新闻,是什么呢,一个我已经忘记了,因为第一次送捐款时,我没有在意;另外一个我还依稀记得,说的是,有个穷家女孩,得了心脏病,相当重,没钱治了,她想见她在监狱服刑的父亲。我还记得,那天,记者兴冲冲从女孩住的医院跑回单位,大喊,“初老师,林炎志送捐款了”,记者的口气里满是骄傲,因为,小女孩有钱了,而且惊动了省委副书记,这更让记者觉得她的稿子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她问我,如何写林炎志捐款的事,我平静地说,“就写一位省委领导派人送捐款1000元”。
外表的平静是我从事记者这个行当养成的习惯,但我从此开始关注林炎志,因为他走进了我的视野,我是做新闻的,职业的敏感是我几十年养成的,这个功能到今天也没有丝毫减退。
后来,我在网上查到,他给在吉林省靖宇县挂职的杨靖宇的孙子汇去1000元。
2009年春节前,我和段一平老校友到他的办公室谈校友会的工作,谈到想买空间,办网,开校友会的事情,那天,他好像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我眼见他在数钱,放在一个信封里,他说,办网站的想法很好,这是他和妻子的1000元钱,捐给校友会,妻子也是北大校友。
当时我问他,这样到处捐款,生活行吗,他说,还好,不错。
他的捐款,是我接手校友会工作后的第一笔捐款。为了向他学习,我也捐了1000元。头雁高飞群雁随,我就跟着他飞吧。
记得,2008年,我曾让他填写一个北大优秀校友表,他表还没填完,秘书电话就来了,他要向北大捐款3000元。我当时甚至觉得,把他“害”了。
赵秘书曾无意说起,他到处捐款,鞋都掉底了。我当然不能每次见他,就趴在地上看人家鞋底吧,但在权延赤的《我的两个朋友》中,我看到了,他是如何艰苦生活的,他的节俭,他对自己的“狠”。他对自己不“狠”点,对众生的布施又从哪里来呢,他是靠工薪为生的人。
他对花别人的钱也相当小气。今年中秋前,林岸昇校友要请他吃饭,本来,人家订的是一个豪华的酒楼,他嫌太贵了,自己改成丽湖蒸菜。
他敢于说话,最近,他还给吉林省教育厅写信,建议不要搞小学中学一刀切的六三制,他认为保留一点五四制,有利于人才的成长,他的意见被采纳了。他的这种特色,在《我的两个朋友》中也得到了印证。
我喜欢《我的两个朋友》,因为他写出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人的我们不知道的过去,因为有了那样的过去,才有他的今天。
是的,他有革命的父母,革命的血统,但这只能让人敬仰,不能让人亲切。
他是亲切的,他是真实的,5月9日校友大会的当天晚上,他请郝斌副会长和高超秘书长晚宴,饭后,我在省政协门口偶遇他,聊了校友会的事情后,他跑走了,跑着回家。他高大的身影消失在苍茫暮色里。我在惊异他消失的速度的同时,更崇敬他了,因为我是打的回家的。(初佩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