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并非完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看法

陈吉军

近来，我一直纳闷，为什么有些人近些年来热衷于飘扬胡适。前几天浏览了北大校友网站刊载的一篇文章《谈北大精神，不要张口就是蔡元培》。对其中一段文字有共鸣“ 在香港报纸刊登了《香港人，忍够了》广告后，有北大同学一时手痒，做了海报一张，上书六个大字：北大人，忍够了。海报上还写着：你愿意有点破事就听到 “北大已经不是过去的北大”了么？并伴以对蔡元培、胡适时代的怀旧。” 我正好借题发挥，迎着被一些人鄙夷的眼光，展示一下胡适光鲜外衣外面和里面的几个斑点，但愿能对一些好跟风的朋友有所帮助。
    不可否认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中国首批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人，是一个杰出的学者，民国时期名望甚高。。近来确实有一股潮流，动则拿胡适说事，有极端者甚至认为北大当今教授中无人能与其比肩。过矣。其实，胡适并非完人。其影响和贡献跟鲁迅、李大钊、马寅初、季羡林等文人比较，差多了。更不可与那些从北大走出的周培源、黄昆、王选等科学巨匠相比。即便是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与影响也在鲁迅、李大钊、陈独秀之后。

1917年，作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的胡适在陈独秀主持的《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倡使用白话文写作，引起很大反响，奠定了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地位。但是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影响急剧扩大，崇尚实用主义的胡适忐忑不安，提出了“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于是导致了他和李大钊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标志着新文化运动中统一战线的内部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公开分裂。有学者认为李大钊与胡适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有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李大钊与胡适并没有太大的分歧。但是胡适其后提倡的“整理国故”对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积极推动的作用，甚至于还把一批关心国是的热血青年人引入了故纸堆。鲁迅指责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　鲁迅曾发表过《“好政府主义”》等文，含蓄地批评胡适“软弱”革命立场。鲁迅也曾斥责胡适误导年轻人，称其为“鸟导师”。

　胡适先生也曾从政几次，但是在位期间基本上无大建树，辜负了“东家”的信任。季羡林先生曾评价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这样一个人写书可以，从政则徒有其名。胡适先生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仅两年后，即舍弃北大，在美国和台湾两处奔波，寻求“自由与光明”，研究设计“光复大陆”,但是一事无成。

很多文人都称赞胡适先生不弃糟糠之妻，爱情专一，终生斯守小脚女人江冬秀。其实这并非值得赞叹的事情。民国时期，很多文人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人与原配离异应该说是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行动。胡适也并非不想离异，只是家有悍妻拿住了胡适，使其徒有贼心没有贼胆。胡适爱面子，爱保持他那作国人导师的光辉形象。这一点被聪明的江冬秀摸得一清二楚，一发现他有什么不轨行为，她就大吵大闹，甚至要拉着胡适到大街上找人评理，有时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这些招术屡试不爽，吓得胡适不敢造次。胡适曾经和一杭州女子曹诚英婚外热恋到谈婚论价的地步。于是，他向江氏提出离婚，江氏一听勃然大怒，拿出一把菜刀说：“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孩子杀掉。”当下吓得胡适噤若寒蝉，浑身颤抖。他只好好生安慰曹诚英，答应保送她赴美留学，并求他在美国的另一个情人韦莲司关照曹诚英，才平息了矛盾。为此事，胡适留下了不少情诗，其中一首无题诗可见胡适无奈的心情：“隐处西楼已半春，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思意，为恐东厢泼醋瓶”。

有学者考证胡适既是“惧内高手”又是“调情圣手”。公开的报道胡适婚外情人至少有三个人，还有若干女子与胡适关系暧昧。有小报报道胡适曾不止一次光顾青楼，如果是考察或者是去捍卫烟花女子的利益倒也无可非议，倘若另有不干不净行为如何对得起“为人师表”。胡适极善于处理和隐藏他的私情。在情感上放得不多、收得及时，一旦发现有些女子对他陷得太深、近乎纠缠的时候，他马上打退堂鼓。更关键的是钟情于胡适的诸女子能够配合他保守情密，而胡适也极其注意在各种各样的文书中尽量隐藏，乃至胡适在世时尽管外界舆论纷纷，始终找不到证据。不过以后随着胡适与其女友的情书、情诗不断被披露出来，其两手抓，一手软一手硬的本领也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前不久风闻有校友要在安徽筹建胡适纪念馆。我觉得不妨把这个热情和资金用于胡适绩溪故居的修葺和充实，最好是用于家乡贫困百姓脱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