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元 培 并 非 完 人

——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看法

陈吉军

前些天，北大校友网刊载了两篇关于有些人动辄拿北大那点破事非议现今北大的文章《谈北大精神，不要张口就是蔡元培》和《动辄挨骂是北大的另一种荣誉》。浏览了那两篇文章之后，本想首先谈谈对蔡元培的看法，但是蔡元培德高望重，对北大的贡献卓著，影响极大，在中国近代思想人物研究中，蔡元培争议较少，其治学成果也备受尊崇 ，所以难以下决心非议蔡元培,于是先找软骨头啃，谈了对胡适的浅见。有网友鼓励本人谈谈蔡元培先生，衡量再三，本人还是借题发挥，斗胆非议一些蔡元培本人及其任职北大校长期间的北大的问题，并顺便谈谈蔡元培任职期间的北大与现今北大的优与不优。

仅就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来说，应该说蔡元培是有着巨大贡献和影响的校长之一。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北京大学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成为初步具有现代高等教育形态的大学。由此能否说蔡元培任职期间的北大就比现今的北大要好许多？有学者认为蔡元培任职的北大是北大最好的时期。本人实在不理解“这个最好的时期”是什么意思。窃以为蔡元培任职的北大的治学思想和所采取大多数措施是先进的、科学的、开创性的，但是，有些措施和理念还是值得商榷。蔡元培的治学思想深刻广博，本人非专家亦非文人，不敢多方位多角度对其冒昧非议，仅就两三个问题谈些不成熟的看法。

关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某些学者反复强调那个时期的北大有“魂”、有“神”、有“精”、有“气”等等，云山雾罩，神乎其神，让人雾里看花，晕头转向，莫名奇妙。窃以为上述论调大概是强调那个时期北大“最自由”，引用蔡元培的话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就是最好的时期。对这种论调本人实在不敢苟同。毫无疑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应该是一所大学的办学原则之一。这是现今一些学者极力赞扬的一点。本人以为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致分两个方面。一是言论自由、著述自由，二是包容各类教员，尤其是大师级的人物。在蔡元培任职的北大确实做到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云集了左的、右的、激进的、保守的形形色色的教员。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聘用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鲁迅、胡适、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汉章、马叙伦、梁漱溟等确有真才实学的大师级人物，允许学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支持新文化运动，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但是应该有一个底线，不能毫无原则的包容，至少不能包容违宪的人与事。美国的大学就不允许宣扬种族主义，不允许纳粹分子存在。在蔡元培任职的北大应该说包容过度了。比如允许教员嫖妓，包容保皇分子。所以就出现了不以嫖妓为耻，以保皇自居的辜鸿铭这样的怪人，出现了刘师培这样的罪人，所以就有一些教员无所顾忌地出入八大胡同寻欢作乐。这显然与蔡元培的办学理念和原则有关。蔡元培认为：“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其实蔡元培的良苦用心虽然吸纳了一些德、才兼备的大师，但是不少所谓大师实在才不高，德不佳，尤其是文科的大师。

本人以为所谓“为人师表”从古至今侧重的是师者的道德、人格，学问在其次，纵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是人品低下，焉能为人师表。辜鸿铭确实学识渊博，其外语水平更是令北大聘请的洋教员汗颜，但是他在课堂上的表现让听他课的某些学生颇为不满乃至呼吁学校解聘他。理由是他在课堂上用大量时间骂人、赞美自己甚至为其保皇涂脂抹粉。

现今的北京大学应该说做到了“兼容并包”，同时又不失底线。迄今为止，未听说学校允许教职员工狎妓嫖娼赌博。焦国标之类的汉奸教员亦被除名。

关于“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蔡元培认为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应该说是蔡元培任职的北大和其之前的北大的重要区别。蔡元培强调大学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对于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观念和氛围起到了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算“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蔡元培认为其以前的北大“重术而轻学”。他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蔡元培为北大确定的发展原则就是：扩充文理，截止工科，将商科归并入法科。在重点发展的文理科中，蔡元培尤重文科特别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工商法律等科最易为学生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

蔡元培任职期间的北大确实做到了偏重于文科。他也要偏重于理科，但是实际没有做到。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工程技术研究与教育，仅就这一点而言，蔡元培任职期间的北大与其以前的北大有差距，与其以后的北大差距更大。其实当时中国并不缺乏人文社会科学教育。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都不缺乏文人墨客、说客。先秦诸子百家、唐宋诗词散文大家的名作以及古典四大名著足以称雄世界。民国时期及其以前时期熟读经史子集的饱学之士，文人墨客亦不缺乏。人文教育固然不能忽视，关键是摆在什么位置。中国自清王朝以来，工程、科技教育与研究几乎空白，科技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奇缺，导致中国工业、科技极其落后。至光绪戊戌变法以来，特别是清王朝倒台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以致 “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强军教育等呼声强烈。蔡元培任职之前的北大“重术而轻学”固然有其不良倾向，然而也有其道理和需要。蔡元培轻术而重文理又转向了另一个不良倾向。在其辞职后的北大则逐渐扭转了这两种不良倾向。蔡元培侧重文理两科的愿望在文科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聘请了不少大师，增设了很多学科，也拿出了一些成果。不过本人认为某些文人大师的宏篇巨著比起蔡元培任职之前的北大乃至京师大学堂的那些老先生的文章未必高明多少。与文科相比，理科硕果寥寥无几，工科则被截止。屈指算来，蔡元培任职的北大吸纳的理科大师少得可怜。当时任理科学长的夏元傈并没有什么重要的科研成果。能举上台面的恐怕只有李四光先生。由他所创立的地质学在当时北大的理科系中可谓成果丰富、名声显赫。细察民国时期北大的理工科大师几乎大多数是在蔡元培辞职之后的北大出现的。这些大师级人物为北大培养了大批我国顶尖级的科技人才。包括某些共和国的“两弹”元勋、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 

这里颇有意思的倒是在蔡元培任职的北大大师们没有称雄世界的重大建树，而那里的小办事员毛泽东倒是以其著作及以其名字创建的“毛泽东思想”震撼了全世界。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幸因公捐躯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因为毛泽东的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而名誉世界，为加拿大政府和国民所倾到。
     至于蔡元培“工商法律等科最易为学生当作升官发财的阶梯”的观点也许在当时有其合乎现实的一面，但是这未免有些因噎废食之意。当时欧美日本等国家商品经济已经发达，国家法制亦比较健全。中国的商品经济刚刚起步，法治建设也仅有一部没有得到落实的《临时约法》。中国当时恰恰需要研究商品经济，研究法治建设，培养这两方面的人才。蔡元培的重文理轻工商法律的观念和做法应该说是一种倒退。

事实是现今的北大可以说大师云集。对于社会科学学者中的大师，本人不知道有没有现今世界级的大师。但是，今天的北大理、工、医科大师名人荟萃。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吴文俊、黄昆、王选、王忠诚、谢家麟、徐光宪有的是北大的毕业生，有的是北大的教员或者在北京大学工作过。北大的理工医学院系科研成果丰硕。有些是世界级顶尖成果，有的完全可以和诺贝尔奖比美。比如1965年，北大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王选院士长期致力于中文文字、图形、图像信息处理研究，推动汉字印刷告别铅与火的历史，步入了光与电的时代，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现代印刷技术革命做出了卓越贡献。本人相信他的创新成果能够同宋代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成果同样载入世界重大发明史。

关于衡量一所大学的优与不优的看法。由于国情不同，社情民意不同，时代不同，本人以为衡量一所大学的优与不优绝不能看其是否“有神有魂有气有精”，也不能单纯看其校园规模、教员学生人数。本人以为应该从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两方面衡量。有学者认为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时期“思想自由、独立办学、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这些理念对于办好一所大学也许有益，但是也不能说是灵丹妙药。关键还是要看其实际效果如何，应该把办学理念和其产生的效果统一起来辩证地看。应该从办学硬件（如资金投入、校园校舍建设、学生学习住宿条件、科研条件等）、学校规模（如内设院系学科以及科研单位数量、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数量、）、科研和教学成果（如高质量的论文、发明、发现，毕业生的素质）、教师和科研人员水平（如科研贡献、大师级人物的多与寡）、校风校规校容校貌、学校领导的水平、在世界各国大学中的影响（如名次地位）等。如此分析，本人以为现今的北大比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期间的北大优多了。其实，公正地说由于现今国家富强，社会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比民国时期高。蔡元培任职时期的北大与现今的北大不应该同日而语。北大应该向前看，向世界看。令人不解的是有些人包括北大人故意或非故意地矮化现今的北大。2005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公布的2005年全球大学排行榜把北京大学学排在了第15位。这本应该说是一件引以为豪的事情，却引起国内一些人的非议，认为这是英国人在“忽悠中国人”。更有甚者质疑这是北大花钱买来的荣誉，这是评选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错把北大排在了前面。自此以后在该报的大学年度排名中北大的位置大为靠后。本人以为这不是北大越办越不好。在国人自己妄自菲薄的浊浪中，甚至北大的某些领导也不敢挺起胸膛，仰起头，又有谁愿意顶着骂名“抬举”北大呢？ 

当然，现今的北大也并非尽善尽美。腐败奢侈浪费弄虚作假问题严重。也曾因为国家政治干预而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源地。马寅初校长也曾因为坚持真理而蒙冤受屈，还有一些师生在不同的时期遭受不白之冤。有人断言民国时期的北大没有贪污腐败问题，不造假。岁月流逝，时过境迁，本人不想对这些无稽之谈多言。

蔡元培本人在历史上也曾留下了不光彩的篇章。他对于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持反对态度，支持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阀和解，对于国民党反共清党取积极支持态度。 

五四运动期间，他不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人积极和激进。不过作为一校之长，出于保护学生，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的目的采取比较保守与克制的态度也是合乎情理的。

北大校友网刊载的那篇《动辄挨骂是北大的另一种荣誉》的说法，本人实在不敢领教。对于那些心怀殆意向北大泼来的“狗血”，应该高声说“不”，有如周校长那般敢言、敢为、敢于担当。莫学阿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