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彦芳： 焦裕禄精神的永恒价值
---《我眼中的焦裕禄》后记
一、真实的焦裕禄在我们面前
焦裕禄从
本书从纵的方面，记录下他在兰考475天的日日夜夜，他的主要活动日程。从横的方面，是二十多位当事人口述的他们眼中的焦裕禄。
从纵横两方面的真实记载，一个活的真实的焦裕禄站在了我们面前。
他不再是天上降下的神，不是救苦救难的天使，他的头顶上没有神的光环。一切想造神的想法，都在真实的焦裕禄面前破灭。
他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是我们亲爱的兄弟，是我们知心朋友；他是老百姓的孝子，是民众的公仆。读者会从这原生态的记录中感受这一切，也感受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就能了解真实的焦裕禄了。
焦裕禄头上的光环，是从他成了全国的名星那时开始戴上的，之后随着全国造神运动，他的光环越来越大，越来越成了神灵，因此离真实的焦裕禄越来越远。他一开始便被做为一个政治的工具，被当权者利用了。1963年，由毛泽东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后，便将雷锋做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就是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一个将雷锋变成了神，是毛这个大神旁边的小神。1966年，随着造神运动的需要，将焦裕禄树为“毛泽东的好学生”，以供全国官员学习的榜样。为此，在写焦裕禄的大通讯发表的同时，配发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向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为了当时造神的需要，不惜处处加上好学生的事迹。本来没有在县委会上学习老三篇，现在要学习；强调写焦时时学习毛的书，遇到问题便看毛的书。最有悲剧性的是在焦裕禄死后，还在他的病床上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为凭空加的这两本书，在刘少奇被打倒后，也给记者造成了灾难，算是自取其咎了。我采访时，出现了两种情况，在大通讯将焦裕禄定为毛的好学生之后，接受采访的一些人，也便加上学习毛著的话，以便紧跟形势。
不久，一场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是造神运动的高峰。焦裕禄竟被利用，成了打人的棍子。在兰考出现了一个口号，反对焦的“亲密战友”张钦礼，便是反对焦裕禄，便是反对毛主席，便是反革命。这给兰考广大干部群造成了巨大灾难。四十多年过去了，还有人想为此翻案。岂不令人深思吗？
我之所以接受出版社约稿，要写这部《我眼中的焦裕禄》，就是想还原真实的焦裕禄。用我的所见所闻，用事实说话，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恢复焦裕禄本来的面目，以给历史一个深刻的思考。
二、焦裕禄的悲剧
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正是处在中国两次大灾难的中间过渡时期。1958年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人为的灾难，刘少奇称之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实际上基本是人祸。这一历史上的人祸，中国饿死了三千七百万百姓，河南出现信阳事件，多少村庄因全村人饿死而消失，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这一严重灾难是要上历史书的。因此得罪了毛泽东，这才引发了1962年八届十中会上重提阶级斗争， 毛泽东开始被神化。
焦裕禄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来到兰考，这个河南省最穷的县。历史使焦裕禄在扮演了悲剧角色，交织在焦裕禄身上是多种矛盾。
由于穷苦生活的经历，让焦裕禄形成了对受难的弱者的深切的同情心。多年来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在他的心上扎了根。面对着兰考的灾难和人民的苦难，他深深同情，并且愿意为解救百姓的苦难而献身；然而他又是受共产党教育多年的党的干部，他天然地要服从所谓党的要求，听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在当时更是要听毛泽东的话。他来到兰考，就正在从上到下的贯彻党的八届十中会会精神，重提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并要天天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焦裕禄在兰考的日子，主要精力不能不是执行中央这种抓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主要任务是巩固集体经济，即巩固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体制。这种体制实质是落后的农奴制，没有农民一点自由，是让农民贫穷的体制。把能够发展生产力的，给人以自由的体制，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无疑这是毛泽东思想，焦裕禄在这点上无愧是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的悲剧在于他的想改变兰考面貌，让兰考民众丢掉讨饭棍的理想，正与他从事的巩固集体经济的事是对立的，他在这巩固大锅饭体制上越花力气，距离他想让兰考翻身的理想越远，直到他“拼上老命”也无法实现他的理想。他自己并不能认识到，他在努力做着的，是与他主观愿望相反的让人民永远穷困的事。这实在是他的悲剧，是一切想全心为人民服务的所有人的悲剧！
焦裕禄形象最感人的两点，一是他的对贫苦人民，对弱势群众的从心里的关心，他真正是人民的孝子，不是口头上的标榜，他对人民的关心，不是作秀。他看到人民在受苦难，他从心眼里难过。他用他有限的力量要帮助他们翻身，要他们自己解救自己，不要依赖国家政府的救济。这仁爱之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尚品德的体现。
党要求他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便与他的人道主义的爱心融合在一起。在焦裕禄身上与党提出的贫下中农结合起来。所以他要求干部与他一样，与最穷苦的人同甘共苦。这也正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即战争年代所提出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将人民比为水，自己是鱼，将人民视为衣食父母，而不是相反，做民众的父母官。
然而在他努力所做的巩固大锅饭体制的工作，却是与他让人民翻身的愿望相反，这就是焦裕禄已感觉到的体制压力。他确实认为只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能让人民幸福，然而却遇到了民众自发的抵制，一些干部的抵制。这是焦裕禄所感到痛苦的原因。
焦裕禄形象最感受人的第二点，是他的求真务实的实事求是精神。而这精神却与他所贯彻执行的巩固大锅饭体制发生了尖锐冲突。也与他实际实行的集权的政治体制相矛盾。
只有无私的人才能说真话，才敢干实事求是。兰考的“三害”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面对真实的历史，也对人民说真话，实事求是的说出真相，才能发现真理，才能理直气壮地说话。这是焦裕禄精神最感人的一点。焦裕禄多次向群众说，要大家回顾兰考的黄金时代，那是1957年以前的年代。焦裕禄在他主持县委向省委作的除三害情况的报告里，敢于真实地写出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面对现实的困难，找出造成现实困难的原因，才能寻出解决现实困难的办法。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有科学的历史观，才有科学的发展观。
看焦裕禄1964年主持写的给省委地委报告里的兰考的几个数字吧。
解放初，主要农产品一亿零九百零二万斤；牲畜三万二千头；耕地九十七万亩；林地三万亩。
1956年，主要农产品二亿零一百五十一万斤；牲畜五万四千头；耕地一百一十六万亩；林地，二十万亩。这就是兰考黄金时代的数字。
从1958年到1962年经过三年大破坏，到1962年的几项数字是：
主要农产品是六千八百二十五万斤（比解放初少了近一半）牲畜二万三千头（比解放初减少九千头）；耕地下降到八十九万亩（比解放初少八万亩）。
这个历史的统计数字里，没有列出最敏感的数字是人口在这三年里的减了多少，即兰考在这三年里饿死了多少百姓？
到1962年，解放了十三年，我们生产力不如解放前！当然更不能与兰考的黄金时代的一九五六年相比。
在这个向省委的报告里，实事求是地写出造成三害的原因，完全是人祸。
在报告里只能这样写，但承认了三害的产生的根源是人祸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尤其是五八年到六0年的三年之中，因为我们一度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没和群众很好的商量，硬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并且采取了错误的工作方法：如，在治水方面，贯彻以蓄为主的方针以后，不分地区的提出“一亩地对一亩天”和挖塘如建仓，蓄水如蓄粮的口号，并且采取了边界围，高路基，格子堤，控制闸，高底河和不适当的灌溉方法，造成了平原地区格子网，致使水流不通，积水扩大，内涝成灾，加重了地表碱化程度，扩大了碱化面积；同时，在毁林闷炭，支援巩县炼铁，毁林作薪，保证公社食堂，和基层干部集特训没人管的情况下，防风固沙和农田防护林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风沙重起，风助沙势，沙助风威，农田失去护卫前哨，顺风者被风打死，背风者被沙活埋，多次播种，收获无几，年产量大幅下降
在这个焦裕禄主持起草的文件里，焦裕禄这届县委向人民道歉，说明我们“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
做为一级县委，他不可能认识到，认识到也不可能直接说出错误根本原因。这些错误是上级指挥造成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根本路线造成的灾难；更不可能认识到这是没有民主的集权造成的中国巨大灾难！这不是县一级的瞎指挥，主观主义，违背客观规律，没有按科学发展规律办事的恶果。这是全局性的，因为中国只听从一个大脑的指挥的结果，必然是全国的灾难，不只是兰考。是这个大脑硬要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干而造成的，这种集权体制是不可能和群众商量的。是这体制造成兰考的三害，这是必然的恶果。
焦裕禄对兰考历史的实事求是对待，才能有他们制定的科学的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多么难能可贵。
具有 实事求是精神的焦裕禄，从干部的思想现实中，看到了国家和党的危机，但他无力解决。如在1963年6月的一次公社书记会上，焦裕禄说：
干部家属参加生产队分配问题。我们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不能做人民的老爷，如果不坚决，不但会腐蚀干部，还瓦解我们的阶级队伍。对家属不能很好的进行教育，就会使我们党脱离群众，长期下去成了特殊阶层，就要变质，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和中央指示，强调干部参加劳动。
焦裕禄在1963年1月的一次会更说出他的看法：
我们一些同志甚至是县委书记，从思想作风感情上起了变化，蜕化成资产阶级分子，自己毁灭了自己。如果容忍错误，在党内泛滥，就会使先锋队的集体变质。我们主要批判能上不能下，能官不能民，能领导别人不能受别人领导的错误思想，我们应该有今天我领导你，明天你领导我，革命不是为了做官，是要勤勤恳恳的当人民的勤务员。
书记和委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执政党搞不好，就可以亡国亡党。
现在的环境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生活特殊，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都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焦裕禄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以身作则，他真正是人民的勤务员，然而，他不能解决干部的这种当官不能民的思想，因为这个体制决定，所有的官员没有在民众的有效监督中，只能越来越严重。如果焦裕禄活到今天，他会做何感想呢？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进行所谓思想教育，没有制度的根本保证，能改变干部的这种状态吗？如果要不使党亡，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实现焦裕禄的理想，让人民当家作主。不再让多少焦裕禄式的人物，再扮演悲剧角色。
1979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路线，焦裕禄的的灵魂才得到安息。他的灵魂看到了在1980年，由于在经济上终于抛弃了大锅饭的体制，他所关心的兰考人民一年便扔掉了讨饭棍，开始在经济上翻身了。政治上也进入了改革开放中国最好的时期。
1980年，11月，我又来到了兰考，听到了焦裕禄灵魂的发出的声音。我在梦里，见到了焦裕禄，听！这是他的灵魂发出的呼唤：
焦裕禄的声音也变得高昂，就像生前那样爽朗：“人妖颠倒的年月终于过去，一切都走到它该去的地方——
欠了账的，应该还账，杀人害命，理该用命抵偿；煽动打砸抡的进了牢房，受诬陷迫害者昭雪冤枉！
既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国土，不应产生封建专制的皇上；早已是科学昌明的时代，就该砸碎一切迷信偶像！
该埋葬的，快快把它埋藏，该生长的，催它快快生长；走错了路的，快回正路，受蒙蔽欺骗的，眼该更亮！
是同志，就做真正的同志，人心间，该拆除隔阂厚墙！笼中鸟，应放回自由的天空，让思想，冲破牢笼真正解放！
干部，要真是社会公仆，民主，不再实行于嘴上；法律，不只是铅字的条文，宪法，不再是漂亮的包装！
让真理大于权力，让职务与才能相当；让谎言不再有繁荣的市场，让法网能罩一切犯罪的地方！
该发热的，发出自己的热量，该发光的，发出全部的光芒；能唱的鸟儿，全都歌唱，能开的花儿，全都开放！
富裕，不再是罪恶，汗水，不再白白流淌；愿花儿长好，月儿长园，祝愿同志们身体健康！
我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给战友的心上增一点力量；化一股清风，为您擦拭汗水，盼祖国大地早变成人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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