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籍研究和考古调查的比较参照中认识前郭的历史

----张静岩 《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序 

金恩晖

近日，我在家中接待了老友张静岩先生的来访。他是前郭县原文体局副局长、县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退休后还担任了县民族文化研究会和成吉思汗研究会秘书长工作。自我们先后从各自岗位上退休以来，还是第一次会面，故他虽是我老友、却是我家里的稀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老朋友见面是令人高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老而在一起讨论学问，更是一件快事。

静岩是专程来谈他的著述之事的，内容皆是前郭历史上的往事，他将自己历年撰写的有关前郭史地研究的一批论文集结成一本书----《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希望我能就此书稿发表些意见。他认真而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写作这些文章的过程和各篇的主要观点，以及他对整理乡梓历史文化遗产方面的体会；他的介绍使我处处感到新鲜和惊奇，它们打开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使我受教良多，感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我对前郭史地知识素无深研，可谓浅尝辄止。我拜读了他的大作，又泛读了一批有关史料后，就学习此书后的初步体会，略述如下。

我与静岩同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校友，也是图书馆界的同行。他与我的学缘和友谊始于1980年。他出生于扶余县农村。1966年毕业于白城师范，1970年先后在前郭县文化馆、图书馆做美术辅导、图书辅导、文物工作。1980年成为文革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第一批学员，我因负责北大吉林省函授站的教学辅导工作，两年相处直到他们1982年毕业。1980年北大图书学系在我省经考试录取了近140人，这是文革后第一批函授生，他们都是被文革躭误了的一代，皆可称为青年中的才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们都成为我省图书情报、文化教育事业的骨干力量。多数人成为一些大学图书馆，或者省、市、县级馆的馆长和中层；有些从政的，其中正厅、副厅级、处级的文化干部也不少；还有出国的，深造后读博士、当了教授的，经商的……静岩尊重他的同学们这些选择和进步，但他却有着自已的价值观和追求，他不以职务的大小来看人，认为地位的高低不能作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他把人的精神面貌、人文修养和对家乡的实际贡献看得最为重要，而选择了自己走的路。40年来，他结合工作的需要，投身于田野考古实践，同时刻苦读书，在平凡的岗位上，以孜孜探讨和力求廊清前郭史地本来面目为己任。他曾任前郭县文体局副局长，主管群众文化、图书、文物、电影和农村文化工作。1999年辞去副局长职务，回到县图书馆。2000年被评聘为副研究馆员，2007年退休。

他长期工作在本县的文化、文物、图书工作岗位上，始终刻苦钻研业务，特别是把本地文物、考古的发现、研究与保护，当作了毕生的事业；同时，利用北大图书馆学系传授的文献检索知识，认真阅读二十四史等古代文献，以及检索吉林、扶余、前郭等古代地方史地文献中有关本县的历史记载，从中梳理出前郭县古代文化及其遗址的珍贵史料。他在系统的读书中吸取学养，在田野调查中磨炼成长，在向专家请教和同群众的交流中增长见识，不断地充实了自己，使自己的历史研究水平和业务能力愈臻成熟。四十年来，他先后出版了《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文物志》（主笔）、《郭尔罗斯文物古迹及人物》（与苏赫巴鲁合著）、《妙因寺》等书，参加了《前郭尔罗斯简史》、《扶余县文物志》、《查干湖旅游》等书的编撰，以及撰写有关地方考古、历史研究的论文数十篇。

静岩以一名北大函授生起步，从文化、图书、文物等基层工作做起，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晨夕无间,发愤读书,不辞劳苦,仆仆风尘,走遍了前郭的山山水水、史迹遗存，访查了前郭的每一村落、每位耆旧。前郭县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文化并存的县份，其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静岩充分地发掘了这笔宝贵的民族历史文化资源，经40年的努力，终成为一位自学成才、治学严谨、具有本乡本土“百科全书”的史地专家。而这种成绩，在他同辈学友中十分少见，拜读他的大作《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后，使我分外强烈地感到这一点。

《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是我近年读到的关于前郭的内容厚重、史料丰富、考据扎实的我省地方民族史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论文集收入了34篇文章，从内容上看，这批论文几乎涵盖了前郭县境内有传世价值的主要古代遗存、传闻，包括：青山头遗址、青铜文化遗址、辽金古城、古墓葬、出土文物、古蒙文和满文碑刻、锡伯族聚居的村落、清代公爷府、大老爷府、王爷府、公主陵、郭尔罗斯“孛”与萨满教、前郭尔罗斯与藏传佛教、喇嘛寺庙与活佛，以及日俄战争时的炮台、哈达山扬水场等等；从纵向上看，将这些单篇文章连缀去读，读者大体上可以获得关于前郭从古至今发展脉络的粗略印象，尽管它们并非是一部本县的简史。

前郭县王府屯古人类遗址，距今百万年以上，为全国已发现的10处百万年人类遗址之一。前郭县孤店乡腰浩特芒哈南坨子发现的新石器遗址、遗物证明5000年前本地就有人类活动。文集中开头有三篇文章即《青山头与青山头人》、《新石器时代的前郭尔罗斯》、《前郭境内的青铜文化遗址与古夫余国》等，就是立足本地的远古史，包括古人类、新旧石器时代的历史作出判断，说明远古生活在前郭、主宰着东北历史这片土地的，乃是古代少数民族之祖先，这就给前郭在东北少数民族发展史上定了位。其后，前郭为秽貊地。汉、魏、晋、南北朝中期属夫余国。唐代的渤海时期属渤海夫余府。辽代，该地为契丹二十部游牧地，属上京道临潢府长春州辖。金初，仍属长春州。元代属开元路。从汉到清几千年间的前郭，都有少数民族的先人创造活动的遣迹，论文集中几乎无断代地收入了一批文章，如两汉至北魏时期，有文章《前郭境内的青铜文化遗址与古夫余国》；辽、金时期，有《塔虎城考》、《松花江与鸭子河》、《查干湖与辽帝“春捺钵”》等……到了明、清时代，论文集里则较全面地展开生活在前郭的蒙古等民族的先民多方面的活动，如：三、四百年前的明末、清初，居住在松花江畔以渔猎网钓为生的锡伯族人----《前郭尔罗斯的锡伯族人》；满清皇室与蒙古部落郭尔罗斯前旗的联姻----《清朝皇家与郭尔罗斯前旗的联姻及其影响》；藏传佛教传入本地的过程----《前郭尔罗斯与藏传佛教》，以及前郭县内的崇化禧宁寺、福兴寺、妙因寺、广庆寺、普祥寺和德寿寺----《郭尔罗斯前旗的喇嘛寺庙与活佛》等文章。作者对每篇文章皆用力甚深，搜集资料完备而翔实，立论严谨，文字流畅，堪称古代吉林少数民族历史沿革、社会风俗史的精品之一。此书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前郭蒙、满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认识,还可以了解它们对汉族社会的影响及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贡献。

我很佩服静岩笔下的古代前郭，几乎每篇都写得很成功，他不是为吸引游人，去做宣传广告，仅凭道听涂说，望文生义，去大胆想象，不是那种哗众取宠、充满水分的文字，他是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考证乡梓史迹，研究前郭历史，搞学问。这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静岩能写出这么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著作呢？或者说，他的地方史论有什么特点呢？我认为，从史籍研究和考古调查的比较参照中认识前郭的历史，是他的史论文章的主要特点及其具有较高学术价值之所在。

众所周知，文物考古和文献典籍是历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材料。其如史之两翼，互为参照，相得益彰。考古是从无言的物质遗存中找到可直接感知到的历史文化形态，尽管这种文化形态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风霜的浸蚀，但今人仍可以通过这种甚至变了形的文化遗物、得到诸如历史上人类的行为与生存方式、生态环境、技术经济、社会结构甚至意识形态等在某一具体时代中存在的信息，这是一个独立探索的领域。

静岩1979年即参加吉林省延边考古学习班，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前郭境内进行历史考古调查。80年代以后，静岩除经常地在全县进行考古调查外，曾对全县文化遗存做过三次较为集中的、较为全面的考察，每次皆有收获。如1982年，他会同吉林省考古队对库里满蒙文碑首次进行测绘、翻译，此前包括日伪时期的记录，人们一直没有弄清此碑的真实内容，一直以为“是顺治皇帝的奶妈的碑”。静岩与人合作，提出此碑应为“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清孝庄皇后父母碑），此说因证据确凿，得到公认。1983年，他率领一个团队，对前郭县全境进行六个月的文物普查，于年底编写出《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县文物志》一书；此次在前郭西部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六处，采集到原始社会石斧、石镞、陶纺轮等重要文物，把前郭县有人类的历史推向4,000多年前；以塔虎城和查干湖为中心的辽金遗址八十多处，十余处古城，建立文物档案104份。从2001年到2006年五年间（2003年停工），他一直工作在查干湖工地，除施工之外，研究妙因寺的历史，研究藏传佛教，参与妙因寺两度开光，等等。同时，提出“清代郭尔罗斯前旗札萨克驻地应在道光年间东移到松花江边的哈拉毛都”、“清代郭尔罗斯前旗与皇家的联姻”等。并对原郭尔罗斯前旗的长岭县“公爷府屯”和前郭县的“昂格来”、“大老爷府”等进行了考证，理清了部分清代郭尔罗斯前旗的历史。这都是静岩通过考古调查(辅以文献参考)而取得的成绩。

然而，考古成果必须与文献记载相参照、比较、分析、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北大图书馆学系的理论学习和县图书馆工作的实践，使静岩深刻地认识到：研究和写作必需占有与文物考古遗存有关的材料，而这种材料却不是俯拾即是，信手可得的。他深知资料是形成认识、说明有关文物、遗址观点的基础；有的历史记录虽如凤毛麟角，但对认识古迹非常重要，要从书中找到它，就得费时耗力、深挖广掘。他以锐意穷搜的精神，不辞劳苦，持之以恒，通过寻书、读书，点滴积累，积少成多，据积累的有关史料，作出判断、归纳，再将整理材料(诸如图书文献、原始档案、口承材料)的成果同考古的成果联系起来，)做综合研究，得出符合历史真相的科学结论。

我曾试想静岩的每篇文章是如何整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现举论文集中《松花江与鸭子河》、《查干湖与辽帝“春捺钵”》两文为例说明之。前郭尔罗斯境内的查干湖，是东北地区较大的淡水湖之一。由于它的位置在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处附近，和江两岸周边大大小小的湖泡形成相连的湿地，使这里成为众多鱼类、鸟类的天堂，是天鹅、野鸭、鱼类的天然栖息繁育地。历史上，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处及两岸的大小湖泡，成为辽代多位皇帝“春捺钵”活动必到之所。

“捺钵”是契丹语，相当于汉语中皇帝的行宫，当时辽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贵为国君的皇帝，也随着季节、气候和水草的变化而四季游徙，并随时处理国家事务，于是便产生了四季捺钵制度，“捺钵”按春夏秋冬的时序安排，因而也称四时捺钵。辽代“捺钵”与国家政事紧密相连，辽代一切国家政事基本都在“捺钵”中进行。据史料记载，辽代皇帝前后来过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处一带“春捺钵”100多次。“春捺钵”活动的内容以捕鱼猎雁为主，并借渔猎之机，大宴群臣和使节，约见各族首领、接纳贡品，商议国事；“春捺钵”的活动主要是钓鱼、捕天鹅并接受女真“千里之内”诸酋长的朝贺。通常“头鱼”由皇帝亲手来钓，钓得“头鱼”后，皇帝就在大帐内摆宴，并命令前来祝贺的女真各部酋长依次歌舞助兴。一般“头鱼”不是普通的鱼类，而是鲟鱼、鳇鱼之类，体重力大，皇帝得头鱼除了娱乐以外，更彰显武功与威严。还有一项活动就是捕天鹅，在活动开始前，皇帝的侍从们都要穿墨绿色的衣服，每人准备连锤和刺鹅椎，站在水泊周围。如果发现了天鹅，侍从们就高高举起旗帜，天鹅受惊飞起后，侍从们敲起扁鼓，摇动旗帜。此时，专门饲养海东青的侍官将海东青呈给皇帝，皇帝放飞海东青。海东青飞上天空，与天鹅搏斗。等天鹅落地后，侍从立刻上前，拿起刺鹅锥将天鹅杀死，取天鹅脑给海东青吃。皇帝拿到“头鹅”之后，先要祭祀祖庙，然后群臣们各献酒果，开始饮酒作乐…… 

 对于查干湖的考证，辽金史研究者们历来意见不一，日本考古学者松井、黑龙江省考古学者孙进已，干志耿、孙秀仁、吉林省考古学者李建才、吉林省原博物馆长张英、著名学者金毓黻等诸家有不同指认。如有人认为查干湖是辽帝春捺钵活动中记载的“鸭子河泊”，也有人认为查干湖是辽帝春捺钵活动中记载的“鱼儿泊”等。

张静岩根据对查干湖周边的考古调查和史籍资料提出查干湖是辽道宗和天祚帝春捺钵活动中记载的“大鱼泊”。从宋人《武经总要》记载的“大水泊”，到《辽史》中记载的“大鱼泊”，结合查干湖边的塔虎城和众多辽金遗址、出土文物，这一提法更具有较充分的说服力，符合对查干湖的考证。我本人是相信静岩所作的结论的，因他是有效而科学地将文献史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加以探索的，仅《松花江与鸭子河》等两文中所涉及的史地著作即有《三国志•夫余传》、《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契丹国志》、《辽史》、《金史》、《辽东文献徽略》、《满州历史地理》、《吉林外记》、《鸡林旧闻录》等书和《松花江沿革》、《松花江名称的演变》、《鸭子河考》等文章。

静岩的《前郭尔罗斯史地研究》是一部考证严谨之作、旁征博引之作、振奋人心之作、虽非填补空白却是多有创新之作。写至此，陡然想起唐代诗人元稹七言绝句《菊花》中的两句诗：“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静岩积40年访查、苦读、深研而出此本乡本地的史论成果；我想，正如菊花开过之后，关于前郭史地的考证、研究，出现同水平的新成果，如同再开出别的花一样，是很难做到的；如是，赏花的机会恐难再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