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我如拆袜线，老来要认本来面”(修订、增补稿)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后记 

金恩晖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终于排印付梓了！此时此刻，平静的心情开始起伏起来，有种感叹、感激与与感触相交织的思绪，不时地在脑海中激荡。

感叹的是，时光的飞快与久远，治学的曲折与繁难：我从1965年整理方志时发现并开始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到1979年撰写出《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直到今天整理出一部较为完整的乡梓旧志、且初步地将有关一些研究成果集中地奉献，其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余年、乃至近五十年。断断续续、半个世纪的读书、求知和学步，才有了此一点成果；可见整理古籍版本、研究方志内容、读书、求知和治学之不易。

感激的是，这一点点成果，如单凭我个人之力，或许也不太可能如愿地于此时此刻出现，恐怕还要拖一些时日才能成型，甚或可能夭折而成了我的一个终生遗憾；这里，我对许多支持和参与打牲乌拉研究的同仁们充满了感激之心。且不说书中所收辑的本人的一些研究文章，其中的每一篇，都离不开师长们的鼓励和大家的帮助；而又如民族民俗学家富育光先生所说：“此书的问世，当时，一度在吉林出现了研究‘乌拉热’” (2011年6月20日富育光先生在吉林省文史研究馆召开的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故本书还选入了近30余年来，学术界有关打牲乌拉研究的代表性的文章以及200余条目录索引，展示了围绕这一领域的各种观点和意见，涵盖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发现以来我省学术界的全部研究成果。应该说，这是一项以志书手稿校释、整理为中心的集体性的学术汇总，方为客观而准确。

一朝师友情，终生缅于怀。我这种感激之情，绝非客套话，而是来源于事实，因而发自内心。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北大读书时，授业恩师王重民教授不仅首度将我引入了治学方志之门，而且他于20、30年代直接参加编撰我省《永吉县志》工作的实践，已为我研读乡梓方志树立了榜样；60年代初，吉林省图书馆唐西民馆长责成我去参加整理馆藏旧志的工作，使我有机会从中读到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本；70年代末，在复印技术尚未应用的条件下，当时省图的许鼎馆长，破例地允许我将手稿本拿回家中抄写、标点、研究；在标点、整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之初，得到了梁志忠等先生的合作。距此30年后，赵东升先生将他家藏的“志典”卷三手稿，经整理并入了这部志书之中，使《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本完璧。而今，当我们几位老者已感到精力有所不逮，陈艳华、于泳生等年轻一代学者，自动地组成编委会，加速地玉成了这一课题。大家群策群力，分工协作，或一起重新标点、校释志书中的文字；或收辑历来的有关研究文章，编订目录索引；或撰写大事记；或从索引中选出有代表性的文章，编入学术记实、学界评论、讨论与爭鸣以及治学简述等部类……在这一道路上，每走一步，大家都付出了心血，倾注了对吉林乡梓历史的深爱。忆起这一桩桩、一幕幕往事，怎能不令我感激万分！？

应当感谢的，还有很多图书馆以外的领导和学者。如当年栗又文、王季平等我省级老一辈领导在世时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的重视、关心和嘱托；已谢世的日本友人川久保悌郎教授的肯定和期望；还有李长路、罗继祖、冯其庸、傅振伦、来新夏、薛永年、张福有、汪玢玲、赵雄、曹保明、富育光 、李治亭、柳成栋、辛希孟、赵华英、范应桐等学者或师友们，在不同时期，以各自的形式，对我学步方志过程中的支持与鼓励。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刘淑坤、李云鹤、严寒等领导，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增补、重新校释及其研究工作，列入省方志办专题项目，并承担组织、领导责任，使之得以顺利完成。书稿付梓前，我省老领导、省文史研究馆谷长春名誉馆长为它撰写了序言，著名书法家、中国文联副主席、省文史研究馆段成桂馆长为本书题写了书名，这些肯定和鼓励，更使我牢牢地永记在心头。我把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对打牲乌拉研究给予各种关心、关注的领导和朋友们，理所当然地聘为本书的顾问并承他们诸位慨然允诺，而我省另一位老领导、学长和文友杨庆祥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书的法律顾问，也都是对这一集体性的文献整理和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承蒙编委会同仁们抬爱，本书中还收入了徐志达、刘维英、鲍成学、杨梓鑫、金敏求、李宇新、张贵、李俊恒、仲维华等先生写的文章，这些朋友对本人在不同时期的治学和研究方志的情况，都从积极的方面做了介绍，他们或以校友、或以年轻的同行的身份，对我读书治学多有溢美之词；特别是谷长春先生在本书序言中以学长的身份，对我的打牲乌拉研究工作做出了肯定性的评价，这都令我汗颜、深为不安、实感承受不起和十分内疚。

我绝不会因学长与同行们的鼓励而沾沾自喜，而只把这些话语当做一种期望，一种鞭策；倍感温暖的鼓励促使我冷静下来，对自己的求知过程，实事求是地做了一番反思，由此对读书治学问题感触良多，现将所思、所想略述如下。

感言之一，师友们对本课题做出较好的评价，不能作为我们掩饰对志书研究工作的浅薄和此成果微不足道的借口，而只是说明乡梓历史文化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回顾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些大学文科生，所受教育的封闭性，使我们对中华民族传统的古典优秀文化，在知识上有严重缺失。而发展到文革、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的文化灾难，中国古代的和外国的优秀文化一律被斥为“封资修”黑货，传统文化被全面摧毁。以1979年真理标准的辩论为标志，打破“两个凡是”，对我可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再启蒙、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在那左倾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每逢政治运动时，我一方面要遭到严重地冲击和批判、另一方面自己却有时奉命地去写一些“大批判”稿；文革后，虽也曾在文艺批评领域写过一些拨乱反正、批判“四人帮”文艺路线的文章，但这皆非我读书治学之初衷。我在大学时，因受王重民教授开导，即产生过利用历史材料，进行古代吉林地方文学作品评论的意向。70年代末，一旦冲破思想牢笼，被压抑的理性爆发出来，使我在读书治学时、即努力去实现自己的宿愿，写些自已有所体会而真正想写的古代文学评论文章。正如北大校友、徐志达学兄所言：“有感于我国历来对东北古代文学作品缺乏介绍，他拟从东北地方志开始收集文艺史料，并且初见效果，写出了《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这样一篇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古代文艺评论文章。” 又说：“不料在他为此而去翻阅东北地方志时，却先搞出了一些历史学的成果，又写出几篇有关文章。 (徐志达：《一衣带水的学术友谊》)上个世纪70年代末，治学目的有所端正，学术观念回归到常识，促使我改弦更张，在整理、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过程中，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治学图书文献和学步地方史志方面来。

《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以及《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等几篇文论、史论文章，与我以往的写作不同，它们不是任人颐指气使、“主题先行”，而是从全面地占有中外史料，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得出结论。做结论时，不回避当时国外学术界，如俄国(前苏联)、日本等学者不同观点，用史实说自己的话；同时，不顾文革时对封建“帝王将相”之一律武断的否定而心有余悸，全面地肯定了康熙及其吉林之行，等等。殊料，这样几篇按常规勉强或可能称为“及格”的文章，竟受到栗又文等前辈的注意。

我认为，这几篇或可能称为“及格”的文章，不是说明作者的写作水平，而是《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及其有关研究的选题，符合了主政吉林省几十年的栗老本人的心意。栗老与我素不相识，他身居要职，与一个年轻的图书馆员距离甚远，但他这位20年代从北大红楼里走出来、历经漫长的革命征程的领导者，亲身遭受“文革”迫害，并且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几乎毁灭的惨烈状况记忆犹新，他一定更加感到面临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凸显吉林历史文化研究的特殊意义。我想，这才是新老两代北大人携夹着一段沉重的历史、拨乱反正时的共识。写至此，对于自己当年的习作如何浅薄，以及如何看待它们已不重要，深感有机会曾为乡梓历史文化建设，出过一点绵薄之力就很庆幸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省各级领导、大专院校、社会科学研究、文化、文物部门，对吉林历史文化建设高度重视，我们已经有了一支遍布全省的乡梓历史文化研究队伍。今天，重视中华古典文化、包括重视吉林地方乡土历史文化，已成为经历了“文革”及其以前几十年的老一代人和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包括“60”后、“70”后、“80”后……)的共识。乡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本地区人民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特殊的地域生活里的展现。这都使我们这些课题的参与者，感到自己为家乡的历史和家乡的人民做了一件该做的事，从而十分荣幸与欣慰！

感言之二，打牲乌拉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央和地方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省、市主管领导的重视，在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尤其是年轻一代学者们参加到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中来，其形势和发展前景令人十分乐观。近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一书，又得到了中共吉林省委宣传部《吉林历史文化资源书系》资助出版，并承蒙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组成的专家组评审通过，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宝贵意见，编委会又对全书细目、内容做了进一步修订，就是证明。

从打牲乌拉研究的队伍看，不仅省、吉林市有关大专院的地方史、民族民俗史机构不断地推出研究成果，而且这一课题还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重视。这里，试举两篇文章为例说明之。收入本书的，有两篇相距30余年的文章。一篇是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赵雄研究员撰写的文章《关于清代打牲乌拉东珠采捕业的几个问题》，当时，赵雄先生在吉林大学历史系读书，此文是他在董玉瑛教授指导下写作的一篇毕业论文，也是《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初步整理问世后，史学界介入乌拉研究的最早著述之一。另一篇是2011年5月，刋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网络中心上的、张琛先生写的《打牲乌拉与打牲乌拉衙门的设立》一文。张琛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此文即是他在该研究中心于逢春教授指导下写的硕士论文。令人十分高兴的是，无论在30余年前、还是在30余年后，两位作者写作论文时，他们都是20余岁的大学生、硕士生。如果说，赵文可以代表着乌拉研究的起步，那么，张文则可算作是近30余年以来 “乌拉热”领域的一个小结，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无论是起步，还是小结，都说明青年学者们对打牲乌拉的兴趣不减，他们的导师对此也高度重视，因而才撰写出一篇又一篇比我当年写得更有深度的好文章來。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

近日，民间民俗文化学家曹保明先生撰文《吉林文化走向世界的理由》指出，1872年，美国建立的黄石国家公园是最早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之一。而中国清代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在环保制度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条款。可见“中国吉林非遗保护法比世界之最早214年”(常雅维：《中国文化报》2012年02月14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应该是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史上较早的“文化法规”之一，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的“自然与文化保护法”，是闪烁着“大自然精神”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从自然与文化环境的保护角度，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继承与发扬这笔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将乌拉周围村镇、乃至长白山区、松花江流域建设成生态文化基地，将中国古老的生态文化加以创新，以新面貌屹立于世界，是21世纪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及其研究，正方兴未艾。

感言之三，整理、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只是一个图书馆工作者的业余爱好，因我所学不是历史专业，没有专业的训练与底蕴，只能依触类旁通的理念、在懵懵懂懂中，沿着摸索着的道路，任马由缰般行走，写出了那些未必能登上大雅之堂的文字。如果以地方史的科研成果的水准来要求它们，很难说是合格的产品，况且，这种研究还只是开了个头，一些领域有待于广泛展开，许多问题有待于继续深化。

学者，在现代一般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文化水平，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社会风潮的人。历史学学者当然就是专门从事史学(包括地方史)学术研究的人。但这个概念，古代却是另一种含义，古代学者指的是求学之人。有人称我为研究吉林、东北地方史的学者，我想这只能从古代意义上去理解。我从北大毕业以后，一直从事图书馆实际工作，如果说对本专业的问题多所探讨与实践，称为研究图书馆学的学者，我或可以勉强充数；但对人文社会学科的其他领域，我虽有所涉猎，却都不够做一名现代意义上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他门类的学者。这是要认真加以说明的事情。

师长一代的图书馆工作者，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常常深入到一些文献领域，对某一文史门类的书刋与学术问题，力求做透彻的了解，乃至写出有关这些门类的科学著述。这一传统影响了我，使我得在整理书刊的同时，也对某些人文学术领域，如地方史志、文献整理等问题产生兴趣，写过一些文章，发表了某些意见；但这些即兴有感式的文字，多是凭平时头脑中积累的知识、印象所得，缺乏围绕有关问题去深入系统地读书、研究，再得出结论，因深度不够，难免人云亦云，算不上做学问。很难与长期钻研这一领域的专门家的科学论文相提并论。

仍以吉林打牲乌拉问题为例，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拟出两部著作的计划和纲目，一是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从兴起、发展到衰亡的研究，以及其向清庭纳贡的历史与贡江、贡山、贡品等问题的研究；二是清代皇帝、朝臣、文人、名士写的有关吉林风物、人情的诗歌作品逐篇赏析。并且为此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书，做了较多的资料查检和积累工作。但因工作忙碌，分不开身，一拖再拖，拖了20来年；直到近年有幸被吸收参加谷长春学长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吉林卷》的部份撰稿工作时，才想到原来的计划，遂与陈艳华、周继珍合作，写了几篇文章，收入本书。因之，我在图书馆学以外的读书治学，成果都很肤浅，即使对打牲乌拉问题的研究，或对某些人文社科领域其他门类的学术研究，只能是敲几下边鼓而已。我想，收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一书中的文章，即作为故乡吉林地方史，乃至东北、长白山文化史的研究敲边鼓的作品罢。

感言之四，对图书馆学及其相关的文献学，我也不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因本职工作是一个图书馆员，为广大读者服务是我毕生的事业。虽曾结合业务工作实践，对自己所学有所探讨，但比起本专业的教学工作者、科研工作者来说，我还只是一个编外的散兵。我的图书馆学、文献学著作，都是业务工作实际促动的结果，谈不到高深的理论，系统的总结，理性的升华，仅仅是为了滿足工作人员进修的需要而著。

图书馆学著述题目虽很多，但凭本人一己之力，有所不逮，处处得到了师友们的鼎力相助，使得很多著作能广泛地吸收到本专业各领域众多专家的智慧；从数量上相对而言，集体编的书较多，而我个人独立著述者较少，仅《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1993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和近日拟再结辑的续集而已。我对文献学的理论系统研究较少，仅有当年为吉林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学专业班讲课时的讲义，发表过有关文章，而未能整理成书。

较多的工作是图书文献的编辑、整理，为学术界、广大读者的研究和阅读需要而编撰工具书，如《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汇编等，因规模较大，字数也多，绝非个人之力所能完成，全靠图书馆、文献界同仁们群策群力、共同努力，是集体性的成果，我虽忝列主编，其事主要为策划、组织、担纲、引线作用而已。至于有关诸如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禁毁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重印出版大型图书文献，被吸收进去挂个名，本人出力很少，甚至没有出力，全蒙同仁的抬爱。否则，任凭你有多大本事，一个人岂不累死？故凡我撰写的或主编的著作，皆一一写明了合作者。有朋友说“著述等身”云云，我绝不敢贪天功为己功、掠众人之美，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此特作声明。

感言最后，我想起了古代著名的爱国抗金词人张元干的一首诗。张元干生于两宋之间，其《芦川集》中，曾有《次韵奉酬楞伽室老人歌……》一首，内有两句诗曰：“平生我如拆袜线，老来要认本来面。”他将平生治学、著文比喻为“拆袜线”，颇有自知之明。拆袜线的典故语出孙光宪之 《北梦琐言》，其卷五记载：“ 韩昭 仕 蜀 ，至礼部尚书 文思殿 大学士，粗有文章，至於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於后主。时有朝士 李台嘏 曰：‘ 韩八座 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李氏嘲笑韩昭习艺作文“如拆袜线”，无一点长处，虽挖苦些，但指出其才学短浅、却无所精通，如同拆袜线一般，也许是事实。所谓看似样样通、实则样样松也，这难道不也正是自己大半生求学、习作的写照吗？

我已愈古稀，也有这种自知之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 “悟以往之不谏，犹来者之可追”，余生还有些时日，犹来者恐积习难改，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只要健康允许，还愿意对人文社科其他领域感兴趣的问题，敲敲边鼓，将 “拆袜线”的工作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