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西斋  天地玄黄 

高红十

西斋

西斋所处，北京市沙滩后街曾经的景山东街，当年京师大学堂后来北京大学学生宿舍。1904年修建，十四排大屋顶平房由南向北一路排下去，每排四间，每间可住四个学生。已故老作家张中行的话：西斋乃最早中国大学男生宿舍。十六年后的1920年北大才招三名女生，修西斋没考虑女生铺盖卷梳妆台放哪儿也在情理之中。

2012年，笔者领命采访1946-1949级北大老校友，想弄清楚西斋最早是否按千字文第一句“天地玄黄”排序（听说是）。八杆子接着九杆子，边打边寻思，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不可能有《江南Style》，可能有“天地玄黄”。问？当然问。可问学长83岁以上，再年长者走远不赶趟问了。

老学长耳背声高，哪儿有呵？只有西斋多少号，哪儿有天地什么？！问一溜够，问出1935年在沙滩红楼北面，隔五四广场建起的灰楼确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排序，最初——凡事都分最初与后来——“天地玄黄”单元住男生，“宇宙洪荒”单元住女生，1946年后基本全住女生。重要的是，灰楼是梁思成、林徽因设计，连同不远处理学院的地质楼都是夫妇二人设计。看看，不翻腾则已，一翻腾三千丈红尘飞扬。

北京大学从建校那天起，通过维新变法与中国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联。据王晓秋《戊戌维新与京师大学堂》文载天津《国闻报》评论：戊戌政变后，在“北京尘天粪地之中，所留一线光明，独有大学堂一举而已”。进入二十世纪，北大遭逢大事不断：八国联军入侵，武昌起义，袁世凯称帝退位，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共产党诞生……一所大学时废时兴，校名不断更叠。

北京大学做为国立NO.1大学，紫禁城衣襟可拂大学，无论哪方面想要说清楚，一个字：难。

还说西斋。建于1904年的西斋，民国初年也叫北大第一寄宿舍。建成之初，的确按“天地玄黄”排序，据住过的人说，在灰楼建成之前，这里是学生宿舍条件最好的，一来斋中有造饭的厨房，二来房间较大，便于个性独立的学生用布幔蚊帐打隔断分开。

门前报有关山客 来听西斋夜雨声

两句诗出自清诗人龚自珍。

“出入皆鸿儒，往来无白丁”的西斋见多识广，捡相关紧要的说几通。

一九一七年秋季一天，西斋十二号（有说四号，没提属于“天地玄黄”哪部分）宿舍里，青年学生顾颉刚与傅斯年商谈一件事，是否要将一个叫胡适的教授从中国哲学史的课堂赶走。理由是原先的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这位从美国回来的胡教授不讲唐虞夏商，直接从周宣王开讲。有同学说这不是割断中国历史么？这样的人怎配来北京大学登堂授业！顾颉刚觉得胡先生讲课有新意，希望傅斯年去听听课，作个评价。

傅斯年去听了，细节不知评价不详；结果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顺利讲下去。自此傅胡是否莫逆，不知道。只知道快三十年后的1945年抗战胜利北京大学复校之时，傅斯年以代理校长身份在胡适之前冲回北京大学，发誓“汉贼不两立”，将原先在沦陷区北京大学（也叫伪北大）任职的校系领导（包括一些知名学者）统统解聘。傅先生以为，干此事他比胡先生给力。

中共北大党史最早涉及西斋的事件有，1917年主掌北大的蔡元培校长，1921年许可西斋辟两间屋子成立“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小室”的译音。据该会的发起人之一罗章龙回忆，西斋中两间宽敞的房子既是图书室又是翻译室，还做办公室。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上句是陈独秀的话，下句是北方生长的李大钊与南方青年学生们在一起吟咏的诗句。还有两个口号：“不破不立，不立不破”。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

同年11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成立。研究会成立通告（一）发布的通讯处之一为“北京大学西斋罗章龙君”。研究会通告（三）发布职员名单，“图书经理范鸿劼住西斋黄三号”。

往下有点血雨腥风了。

1926年3月18日，北京市民和学生出于爱国热情，到临时执政府和平请愿，要求政府维护国权，拒绝日、英等八国通牒。段祺瑞等竟令士兵枪杀请愿群众，造成死47人，伤150多人的“三一八惨案”。

来自湖南醴陵21岁个子瘦长的学生李家珍， 3月18日那个春风和煦清早，离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买几个面包带身上。他对西斋的同学说，请愿可能要到下午才能结束。

谁也没有想到，请愿在下午的“血光”中结束。同学们在北大三院（北河沿）看到的已是长袍胸前洞穿的李家珍冰冷的尸体。不知道面包哪里去了，只知道他再也回不到西斋。北京大学牺牲三人。另两人是张仲超和黄克仁。三一八，鲁迅先生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刘少奇同志还来过西斋呢！来时是中共北方局的领导。据北大地下党文化教育干事傅于琛回忆，少奇同志是1929年初春的一天来到西斋天字一号房间。少奇同志身穿蓝布长袍，颈缠深灰色长围巾，足穿黑色平底布鞋。

支部会先由书记李光纬和各支委汇报工作，少奇同志接着发言。他肯定了北大支部的工作，传达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确定的民主革命十大纲领。他强调说，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要讲究“技术工作”，无论对内联系，还是对外活动，都要注意不泄露机密，不能对反动派暴露自己身份。在社会活动中，不能盲动，事先要有情况了解，有准备，防患于未然。他说，要积蓄力量，积极准备，创造条件，支援南方土地革命，并把北方工作开展起来。当事人回忆，少奇同志讲了四十多分钟。

如此这般北大不可能招军阀、政客待见。据万枚子《二十年代北大生活》记录，直系当道时流传一个段子。张作霖在天津曹家花园，对曹锟愤愤道，“蔡元培这小子是个什么东西，他也敢带着一群王八羔儿在北京造反，这还了得！三哥为什么不拿他枪毙了？”

之后的抵御外侮八年抗战，北京大学南下联大，北上复校。1945年后的寒暑假，许多心向革命的青年学子从西斋出发，从东斋、三院、四院出发，走向晋察冀，走向延安，走进新中国。

北京大学——包括西斋，既是学问场，又是革命地。大致划分的这两方面，想像编辫子样编在一起，一个字：难。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绝大多数北大师生一代代照此遵循。

大学影响力是一点点积攒，一年年显露，蔚为气候、声名远播。

西斋两院士

1904年至1952年，出入西斋的学生后来成为院士者，肯定不止两人。笔者有缘聆听于敏——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刘光鼎——被称为“中国海洋地质之父”两学长讲述，实属幸事。

两年前的年底,笔者到于敏院士家采访,83岁的于老平静、恬淡。突然涌入门内的几位年轻学子让于老很高兴。年轻人来自北京大学团委,为了辞旧迎新晚会的热烈丰富,他们请于老为晚辈们讲几句话,录像拿到晚会上播放(于老是北京大学杰出校友)。

真巧,于老说,今天正好是氢弹原理实验成功的日子。问及是哪年?于老清晰说出,1966年12月28日。可不正是四十几年前的今天?!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实验原子弹后,毛主席指示氢弹实验要快。搞核武器实验都在人迹罕至的大西北,在风吹石头大如斗的荒滩戈壁。于老回忆说,冬天温度摄氏零下30度,道路像搓板,吉普车颠得厉害,头顶不停撞顶棚,幸好车顶棚是帆布的,碰头一笑就过去了。自然气候恶劣,后勤补给匮乏,真苦,但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冲淡了这一切。

1926年，于敏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期间的沦陷区度过的。他以各门功课成绩第一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前夕,其父失业,在同学父亲的资助下,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资助者的公司就职。大二时,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复员北平。于敏说，工学院只教其然，不教其所以然，他不满足改学物理。于敏辞谢资助搬到西斋,靠着每月一袋面粉的奖学金,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

1949年,于敏考取本系研究生；1951年,他毕业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服从了安排。采访时他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据同事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于敏个人损失很大。于敏喜欢基础研究,当时已很有成绩；核武器研究任务性重,集体性强,意味着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人生。

这种人生意味着隐姓埋名、远地奔波、呕心沥血、任重如山、无私奉献……这一系列大词是多年后人们的赞美之词,但对于于敏和他的战友却是一次次出差、一遍遍计算、一日日操劳、一步步前行；是在天下大乱的环境里凭藉信仰、毅力、智慧、心血和孜孜劳作支撑起一种秩序、照亮了一片天地。那时的种种不为人知,现在也未必全都解密。人们知道的是,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年零2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

1966年底的氢弹原理实验成功,时间已近过年。采访中笔者问于老,聂帅有没有改善伙食犒劳你们?于老说有。问吃的什么?于老说不记得了。问喝酒了么?于老说,有酒,我没喝。于老记得聂荣臻元帅布置下任务,要尽快弄出个响的、全当量的。“文革”这么乱,拖下去干扰更大……

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新华社向世界宣布,我国氢弹实验成功。

于敏和邓稼先（西南联大校友，曾任北大物理系助教）是同事、挚友。那些年,只要他俩一起到实验基地,基地人员就会说,又要有“响”了。1986年,由他俩联合签名上达党中央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三个月后,邓稼先因病去世。

之后我国的核武研究基本按建议书的方向进行,在签约世界全面禁核条约之前完成了核武小型化和中子弹实验。按于老的话说,原子弹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没有就要受核垄断大国欺负。

于老讲起2002年去核武实验基地马兰,对，就是马兰花的马兰。这名字缘自基地的开拓者看到戈壁荒滩上紫盈盈盛放的马兰花。属虎的于敏四十岁那年，让中国氢弹发出虎啸山林的动静。他“种”的花开了,没有马兰花香,却比马兰花大。

年轻学生问于敏学长,您对新大学生有什么希望和嘱托?于敏学长说,一要固其根本,打好基础；二要广泛吸收,博采多闻；三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问问题,解决问题,就创新进步了。我很羡慕你们年轻。

年轻学子问于敏学长，“您如何理解幸福?”

于敏学长说,付出并获得回报与尊重。不付出不叫幸福。过多物质享受只会伤害身体和心灵。于老背诵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刘光鼎和于敏同为北大物理系学生。刘学长比于敏晚三年入校，却早几年“蹭”住西斋。

我是1941年到的北平。刘光鼎学长说。

抗战开始，父亲带着大姐去了西南联大教书。母亲带兄弟姐妹九个孩子回到蓬莱乡下。她会看病，会书法，好歹养活我们，把一个个孩子送去参加革命。二姐去晋察冀，三姐四姐参加八路军， 12岁的五姐交给胶东娃娃剧团。1940年，日军攻占蓬莱，以私通八路为名，逮捕了大哥，严刑毒打，大哥疯病失踪；母亲身心憔悴，自杀身亡。家没有了，孩子们只好投亲靠友。1941年我12岁，来北平投奔远房表伯。

来时北平中学都开学了，我在报屁股上找广告，唯一条件是有宿舍。竞存中学有宿舍，我去了，上了一年，学校关门。我转到中南海里的成达中学。成达环境好，英文好，我在这里念到高一。寒假后成达关门了，我又转考辅仁中学。在辅仁认识了代课老师、北大史学系的王云轩。辅仁中学返校节那天，我和一帮男生好奇想看看女生宿舍什么样——只有返校节那天，男女宿舍才开放——与管学神父发生冲突，神父不许我住在学校，王云轩带我去了北大西斋十八号。

后来我意识到，西斋十八号是史学系地下党一个活动点。除了王云轩，我还认识了王连平（宋柏）、杨庚和（杨节），都是地下党员。我上课在辅仁，吃饭睡觉在西斋，骑自行车来回，好不自在。北京大学天天晚上有活动，大家都很热情。我在那读了不少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文学书，学习不少东西。

抗战胜利，父亲回到山东大学，希望高中毕业的我考山东大学。我听父亲的，考上山大物理系，还获得奖学金。那会儿我一心想搞原子弹。

山大没什么学习空气，政治非常沉闷。一位姓林的同学办壁报名为《死水》，遭训导长训斥：辣子少吃一点可以下饭，吃多了不行！壁报遭查封。忍无可忍的林同学和另一位陈同学跑回北平。此事对我影响极大，一年后，我重新报考北京大学物理系，得以返回北平。

我获得的奖学金是每月3/4袋面。当时物价飞涨，学生要实物不要钱。实物存在膳团，管吃饭，每周五改善伙食打牙祭，吃一片大肥肉。

入学没多久我入党了，1948年9月9日，物理系学长张硕文介绍。入党有宣誓，有半年预备期。那会儿形势紧张，西斋、二院门口都有特务。我同华罗庚女儿华顺一个党小组，她是组长。她给我派任务，说傅作义的部队住在东单老百姓家，去了解一下情况。我骑自行车去那一带看了，情况给华顺做了汇报；还给教授家门缝塞过进步报纸、传单，元旦社论。

北大老师讲课有特点。庄圻泰先生讲高等代数，低头讲，来回走，“F of X，F of X……”很有味道。讲一段抬头看，见有学生呼呼大睡。“好，下课下课。”讲普通物理是邓稼先姐夫郑华炽老师，他是北大教务长，理学院院长饶毓泰先生也上课，北大老师档次高，有真学问。

于敏住西斋和我同屋。他人好，威信高。学习天才，上课不怎么记笔记。我们上电磁学，用的剑桥一本书，老师出题在书上划钩，做不出来找于敏，几分钟，于敏列出方程式。

刘光鼎学长佩服于敏，很大程度是于敏实现了他的心愿，搞原子弹。两位学长都是1980年的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2年毕业的刘光鼎学长，到了院系调整后新建的北京地质学院，之后沿着物理、地球物理、地质、海洋地质的学术方向扎实前行。上山、下海，进出荒漠……如果没有频次太多的政治运动折腾，出成就会更早更大。

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物探队，刘光鼎任队长。1964年至1970年任地质部海洋地质所地球物理研究室主任；1970年至1973年任第二海洋地质调查大队技术负责人；1973年至1980年任海洋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综合研究大队长；1980年至1989年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司副司长，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1993年当选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同年当选为中国海洋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石油专业委员会主任。1993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刘光鼎学长的学术成就有：

1982年因“中国海地质构造及含油气性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2年获中国科学院竺可祯野外工作奖；1993年主编的《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及专著》获地质矿产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1995)；1993年荣获地矿部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1997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8年“金矿找矿选矿中几个关键理论和技术的应用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笔者采访时，刘学长重点讲述了“油气二次创业”与“三海战略”。

往通俗了说，中国油气一次创业依据的“陆相生油”理论，找到大庆、胜利、大港等大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帽子。随着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用油（气）量大幅增长，从1993年起，我国已从国外进口原油。时至今日，原油进口依存度超过总量一半，这就产生极大风险。解决之道只有在本国土地、海洋寻找、勘探到更多油气。刘光鼎提出“海相生油”的二次创业理论，在多方支持与坚持的艰苦实践中得到检验证实。刘学长兴奋地说，中国已经进入海相大油气田发现的高峰期。

在此基础，他提出“三海”战略，即海相、中国海和海外。从而保证中国油气资源二次创业大有可为。

2012年7月，笔者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新楼303室采访刘光鼎学长时，他说刚从山东回来，去找金子。83岁的刘学长每天上班，每月至少出差一次。见笔者满脸惊讶，他说身体好是因为练太极拳。早逝的大哥刘光斗是太极传人，刘学长每天坚持练拳，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出版过《太极拳架与推手》(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五版，达33万册)。刘学长另有两样爱好，习书法，读金庸。

需要提及的是，采访于敏、刘光鼎两位学长，均不同意称自己为“什么之父”。事情是大家做的，他们说，功劳归于集体。

西斋故事告一段落。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迁往西郊燕园。

2012年春天，笔者兴冲冲赶去西斋，蜂巢样大杂院，不忍目睹。有住户警觉问，找谁？

北大西斋，天地玄黄；意味着一种开始，一种开展，一种开放，一种开来继往。

（本文献给北京大学114周年校庆。1951年之前，北大校庆日是12月17日，胡适先生生日恰在那天。1951年后，校方采纳时任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先生建议，校庆日改为5月4日）

 本文写作参考杜家贵主编《北大红楼永远的丰碑》，王孝挺、黄文一主编《战斗的足迹》，在此深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