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地名诌议

段一平

一、街名杂侃

近日翻阅《冬苗与老薑》，这本书的序言中说，“1988年，《华声报》的总编辑周倜……对长春市的斯大林大街这个街名‘开了一炮’，提出：不应再用‘斯大林’命名……”这段话引发了笔者的深思，诌议就从这里开始吧。长春市接受了这个意见，将“斯大林大街”更名为“人民大街”。周倜为什么对此大街要“开炮”，因为历史已对斯大林此人早就有了评价，所以就顺应时代发展更名了。其实，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不要用人名命名地名，或者给个人过生日祝寿等方法搞个人崇拜（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此非原话)。所以，笔者认为，这次改的好，改的对，这是顺应了时代的要求，符合人们对某个人的评价。用“人民大众”来命名，笔者认为不是什么高明的办法，只是一般化的做法而已。因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当然也就创造了一切，自然不会再有人说三道四了。此文从杂议的思想观点出发，觉得用“人民”来命名也实在是太简单化了，好多城市都有“人民大街”，如影随形，千篇一律就显得十分乏味，缺少特点，谁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城市的“人民大街”呢？其实，长春市的这条大街是很有特色也很典型的。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曾经召开过一次全国城市规划会议，就把这条大街作为典型样板向全国推广。十里长街绿树成荫，快车、慢道分途行驶，交通十分便捷。时至今日仍不落后。溯其源，这条大街始建于我国的清末时期（1907年），是与长春火车站同时修建的，始建之初设计命名为“长春大街”；随着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于1922年，日本殖民当局把满铁附属地的街路名一律改成日本式名称，因此，此街被改成了一个日本式的名字“中央通り（日语读作ちゅうおうどおり意为中央大街）”，当初的设计还不足1000米，宽仅为36米，规划建设方案是自长春火车站到胜利公园；而胜利公园以南约10公里段，则是1933年，日本殖民主义者将“中央通”从现在的胜利公园继续向南延伸，并作为规划中的城市中轴线，延伸建成的这段叫“大同大街”。后来，随着伪满州国的建立，长春被定为伪满州首都，同时易名为“新京”。由于修建了人民广场，该街也随之延伸至人民广场并易名为“大同大街”，并不断向前一段一段延伸，1935年至1936年已经延伸到了解放大路口的孝子坟处；1937至1938年到南端的卫星路口；1939年以后再无大变化。工农广场以南的路段，只完成了快车道（当时只是沙石结构的路面），街的两边也没有绿化。就连人民广场以南的人行道，都没有铺装路面。车道全部采用贯注式的沥青路面。1941年以后，因经费短缺，一直维持着原状。该街由于伪满洲国的一些机关、企业、学校和科研部门沿途设置，所以，当时也被民众称作“官衙街”。1945年，苏军进驻长春后，长春市“光复”，为保持中苏关系，纪念苏联卫国战争的领袖斯大林，将“中央通”和“大同大街”统一改名为“斯大林大街”，并将大同广场改称“斯大林广场”。1946年，蒋介石发起内战，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长春市，国民党长春市政府为了纪念国父孙中山和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当时将“斯大林大街”北段（火车站——胜利公园）命名为“中山大街”，南段（胜利公园以南）被命名为“中正大街”。 1948年，长春和平解放，这条大街（自长春站至当时的二航校正门前的广场）被重新回复原来命名——“斯大林大街”，“斯大林广场”改成人民广场。到了1984年，长春市人民政府决定将此街延伸至卫星路口的卫星广场（自长春站至卫星广场全长10.5公里）将斯大林大街工农广场到卫星路段进行了拓宽改造，铺设柏油。1993年又将大街延长至长吉高速公路入口，并在与卫星路交汇处修建了卫星广场，在广场中心修筑了象征打开长春大门钥匙的雕塑。1997年5月1日，长春市人民政府，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将延用了40多年的斯大林大街改名为人民大街。2000年，长春市人民政府又将人民广场至工农广场全线拓宽至54米。全面启动街道两侧的路灯亮化工程。2005年4月，开始进行了北人民大街修建工程。北人民大街从长春火车站北出口至北三环路除中间台北大街至一匡街路段尚未打通，目前已全部建成通车。2007年10月31日，长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了《长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决议》，对人民大街等区域的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市政府作出决定，对人民大街北段建筑和旧景观进行恢复历史原貌的整合与修缮并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换来更去，最后认为是“人民”创造了历史，更名为人民大街最保险。因为，我们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还有“人民银行”、“人民保险”。凡是用人民字样打头的谁都不能提出意见。但笔者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特点。你说“人民”在哪里，满街走的都是，如果你叫他“人民”他是不会答应的，因为走路的人都是一个个的个体，他们名叫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样才组成人民。如果把每个人都称呼同一个名字，区分不出个体来，那就无法认识其个人的特点了。话说的远了，还回到本题目地名杂侃的主题上来。要有特点，要有文化内涵，能说明其特点，有其历史根源等。如，长春市有个东门路和东门里，都是根据当年旧长春土城的东大门所在位置而命名的……笔者认为前述那段大同大街的初名“大同”就很有和谐社会之寓意。最近，听说长春市的“新民大街”成为全国典型大街。实地踏查一看，该街确实有其特点：硕大的街心花园，高大的树木成林，林中铺设有林荫小道，并有林林丛丛的花草点缀，步行其间心旷神怡。在城市中心有如此恬静的街心公园式街路在全国为数不多。寸土寸金之地能有如此大规模的街心花园，从环保的角度看，其调节城市低碳环保绿色之功能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在全国也确实是罕见的，这些特点应该是长春市整体的街路特色，推广这些街路特色，就很有环保眼光和高尚境界，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街名只是表现内容的形式，但也应相辅相成，名以符实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好多年前，长春的商店名称就是以数字来排列的，一、二、三……在县城也是以数字排列。此等简单化的命名，只能说明管理者的思想、知识、内涵的简单。如今此种称谓已经逐渐退出人们的眼界了。此种小的街路或商店的名称是容易退出人们的视线，但如果是大一点的范围就麻烦了。据说一个县、市的名称更改要经国务院批准才行。例如：辽吉两省在1964年更名的“集安”、“安东”、“盖县”等地名皆为国务院批准公布才更名的。这样才能不会引起混乱。早年，笔者曾在研究四平地区今梨树县的历史时，才知昔日的梨树并非是此名，先人称的梨树县为“奉化县”，全国统一后，奉化县为某伟人的家乡，为了尊重伟人之伟大而改为今天的梨树县。话说的远了，就此打住，下面专门谈谈“长春”地名之来源。

二、长春地名之起源

今长春市之“长春”二字出於何处？源头在哪里？有人说是来源於今郊区之“长春堡”，因清末“长春厅”即设於该处。长春市即始於此，距今约有200年左右（于泾：“长春的起源¸发展和变化”-《长春城市问题研究文集》第301页）。此说甚为短见，只看到清末之长春堡，不知千年之前《辽史地理志》上就有“长春州”之记述。早在1988年，笔者曾发表过拙文《关于长春城市形成中几个历史片段考察》（见《长春史志》1988年4期），文中专门论述长春的“名”与“实”的问题。况且《辽史》与《金史》都有详细的长春州一地论述，此事无疑。经多人研究为肯定此说。当时，笔者认为“古之长春，名存实亡，今之长春，地非其地……”，经过多年思考和新的史料发现，如,德惠县朝阳乡出土的贡江碑刻载的有关史料，笔者有了新的认识——辽金时代的长春州的地域范围，应包括有现今长春行政区划分范围之内的。这是笔者的推断。理由如次：

其一，古之长春州的管辖范围甚大，包括今长春及近郊区5个县在内。我国古代的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州县范围要大於现今管辖区域。今在德惠县朝阳乡发现之贡江碑记载就将该处“松花江段以上划归打生乌拉衙门管辖”。由此而推断原来是归郭尔罗斯蒙古族的范围，郭尔罗斯王管辖地域更为广大（包括有辽金长春州，泰州均为其属地）。所以说，辖地内的任何一地都可选为其政权主管所在地，不能只在现今长春市管辖的范围内来找寻长春的源头。二者之间不是等同的，是古之长春，远远大於今之长春范围。从这一点认识，就更正了笔者原所说“地非其地”之论是太狭隘了。地也该是其管辖之地也。

其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第554页）记载，“长春州”，辽置……为鸭子河春猎之地，并置县，金废州,存县，故城在今农安县北……这段文字说明，在今农安县北有长春县所在的，也即辽之长春州之辖地也。应该说明，州治或县治¸即政权机关所在地，是其辖属之地也。因某种原因政权机关所在地是经常变动的。古今都如此。例如：长春市是吉林省的省会，这是当今人们常识范围的事，如果向前推60年就错了。老中华民国再早到满清政府，吉林省会、吉林将军衙门都是驻在今吉林市。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将省会（即政府机关）迁移到长春市。长春市为吉林省内之辖地。足以证明为了政权管辖方便或某种原因迁移政权机关是经常变动的，古今都是如此。词典中所说“长春故城在今农安县城之北”是可靠的，是可信的，是辽金长春州之管辖之属地也。

其三，今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境内，有一座废弃的古城，现称塔虎城。据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物地图集·吉林分册》第185页有如下一段文字，“塔虎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塔虎’为蒙语，意为胖头鱼，因城外泡沼盛产此鱼而得名。平面呈正方形，周长5213米，城墙系夯筑，高5-6.5米，基宽20-25米，顶宽5-6米，经多次调查确认有门址四处，均有瓮城、有角楼……”有人考证其为辽长春州、金新泰州址，现保存完好。《中国文物地图集》（注：该图集是国家级权威部门，其观点应该是代表了当今国家级的研究水平。）载：“有人考证其为辽长春州……”此处所说的“有人”，笔者认为应该是吉林省博物馆的老研究馆员李健才先生。在50多年前，我们一同去调查古城时，他就说过，“此城为辽长春州，金之泰州……”此说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半个世纪以来未见有质疑文字出现。现今之塔虎古城为辽之长春州是也。赞同此说的还有《吉林省志-卷四十三·文物志》（第二章 城址第73页）有如下一段文字，“塔虎城为辽代长春州，金代新泰州故址。”《辽史.地理志》载“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地。又长春州……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另据辽史兴宗记:重熙八年（1039年）十一月已酉城长春。此段文字说明辽兴宗1039年曾来过长春州。文物志还有“金初承辽制，此城也称长春州。天德二年（1150年）降为长春县……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金置泰州。承安三年（1195年）将泰州治所“复置於长春县，以旧泰州为金安县，隶焉……”以上文字记述的辽金时代长春州隶属变迁及州变县的治所无疑。辽金时代的长春州、县之存在，古今都有记载，存在无疑。不是因现今一些人的短见而就不存在的历史事实。

其四，塔虎城是现今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北部靠白城地区的一处辽代古城遗址，是一座荒废土城。城内无人居住，并已开为耕地。只是省级的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而已。行政区划是属於吉林省西部的白城地区管辖，与长春地区只是相邻。在长春西部邻居之地，与今日长春市的隶属无关。这是今日之认识，只见到眼前事实，不知历史上变迁的过程。即所谓只知其一，不识其二。塔虎古城为辽之长春州，当年，盛极一时。金承辽制，降州为县，县治在今农安县北境之内。由於政权的改变，行政区域也在更迭与改变。辽国为契丹族所建，极盛时占据有北部中国之大部。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称中国叫“契丹”。辽被金人所灭，改朝换代后，长春州降为县。金朝后又为蒙古族的元朝所灭，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蒙古骑兵席卷中国大地，东北也不例外。辽金时代所有的古城包括塔虎城在内都是城破人亡，荒废到今。该处就划归蒙古族的郭尔罗斯王之世袭管辖之地。不仅管辖塔虎城，而且今之长春境内也为其管辖之地。例如，松花江在德惠县境内朝阳坡乡以东地段，由清廷中央政权出面才划归清宗室打胜乌拉衙厅管理，而郭尔罗斯之名一直保持到今。由於改朝换代，长春州、县之政权也就名不再存，归为郭尔罗斯王的属地了。到清末，由於朝廷要开垦长春境内的这片黑土地，管理其开发事宜，而设立了新城，命名为长春堡。清廷命名“长春厅”管理长春境内的开发事宜，笔者认为，那不是随意任命的，而是知其历史渊源的。当朝深知郭尔罗斯王世袭该土地之前，这片地方就归长春州管辖，清人开发只是恢复其历史上原有的行政权力而已。虽然只是一个小“堡”的范围，仍然冠以“长春”这个历史上曾存在过的地方政权名称。笔者认为“长春堡”这个名称并非是长春历史的源头，而是长春历史在发展变化、改朝换代之后，重新开始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源头是辽金时代的长春州，州治所在地为今日荒废之塔虎古城。

其五，最后说明一点，政权机关所在地，即一个地方的政府所在地，在其管辖的地域内。由於各种原因¸条件变化而改变，这原本应是一条人所尽知的常识。大到一个国家的首都，小到一个乡政府的管辖范围，可以说，是经常由於各种原因、条件变化而改变的。如，我们国家的北京、南京、西安、洛阳等地，历史上都曾经是我国中央政权所在地，都是由於改朝换代而发生了变化。变化是有个范围的——只能在其管辖的范围内，选择其政权所在地。例如：重庆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江西瑞金是中华苏维埃的首都。这些地方的政权名称，都是因一定的条件而存在的，条件变化了，也就因变化而不存在了。自辽之长春州到金时降为长春县，金被元人所代替，蒙古族郭尔罗斯王就世袭了这块土地。明朝朱元璋灭元之后，明成主燕王征北消灭元朝的残余势力。政权不存在，但蒙古族之郭尔罗斯蒙古王之势力仍然存在，在其管辖的势力范围包括有今日长春管辖的全境。吉林市以西之范围全为蒙古王郭尔罗斯之属地。明代的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与其接壤。后金在统一女真各部落时得到蒙古王的赞助与支持，并逐鹿中原建立满清。满蒙联姻是其特点。因此，郭尔罗斯蒙古王的势力范围一直到清末。清政府要开发长春这块黑土地时，就选择了这块被郭尔罗斯视为牧场的最东端地带，设立“长春堡”为长春厅，管理开发事宜。“长春堡”只是中断了千年的长春州之继续。所以说：长春之名，源於辽史所记之“长春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