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梓情结使我与旧志整理、新志编纂工作结缘

----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约稿作

金恩晖

值此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创建30周年之际，我收到了其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约稿函，心情很激动。回首平生，我与地方志事业颇有缘份。1957年，我从吉林省实验中学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四年后（即1961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回到家乡的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在省图一直干到退休，至今已有近一个甲子时间了。在北大读书以及在漫长的图书馆员本职工作岗位上，我平时将不少精力、相当多的业余时间，用在了方志方面；我对方志有着浓厚的兴趣，是方志的一个爱好者、敬重者，也可以说，方志事业是我的一种业余“职业”。喜逢佳庆，遵命按文集约稿函所示，将自已多年以来，在省有关领导、省方志办支持与督促下，参与新方志第一轮纂修工作，特别是在此前后，我对旧方志的整理工作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与汇报。

我爱好方志，是与生俱来的乡情使然。《诗·小雅·小弁》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是说人人都要对家乡的桑树、梓树怀有敬意，因为那是先人、亲人种上、传下来的。上世纪50年代前期，我在读中学时，白髮苍苍的祖母从家里积留的旧物中，找出一部残损的《金氏族谱》要我看，那是1934年重填注翻修的家谱。从初中到高三，我多次读此谱的序言;初步知道了金家祖先来历和几代人的脉络。

《金氏族谱》序中说：“本族原籍山东，世居莱州府昌邑县城北柳滩金家庄。自雍正貮年迁至吉林省城东关居住。入陈汉军正白旗第五佐五牛录当差。以后分荒占土，有占在永安屯者；有占在桦皮厂者；有占在金家屯、三二道埠子者。至今户大丁多，散居各地，恐后世支派不明、辈行错乱、查考无据，遂选吉字二十个列后，各支俱照此字起名，按字叙辈，永不许错乱。百年后，一族终为一族人也。”我当时是中学生、因文化水平所限，本想多了解一些历史知识，如清初山东的莱州府、昌邑县人民生活的情况，清雍正以后二百多年间吉林省双阳县的永安屯、永吉县的桦皮厂、金家屯等地的情况，又如关于清初山东移民闯关东、入旗籍，与当地民族融合、共同开发吉林、创造吉林文化的历史等等情况；遗憾的是，因我年轻无知、识短才浅，只因无从查起、上述疑问只好放弃深究了。

直到1957年后在北大，幸得恩师王重民教授在方志知识上对我的启蒙，我才明白，如欲追寻民族之根，或对先人在某一地方上某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深入一些的了解，应当去从有关方志的记载中查一查。如是，我治学方志就与一腔浓得化不开的恋乡之情结合起来，桑梓情结成为我整理和研究家乡史志的动力，我喜爱方志的感情得以升华，治学家乡方志，了解吉林的历史，使我更加热爱吉林，热爱祖国、民族和人民。

我到省图工作后，曾主动要求去整理馆藏方志，经手2000多种方志的著录、上架，编撰目录，写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发表在《文献》1979年第1期创刊号上。1965年，我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一部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年)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稿本，写了《谈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一文，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又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进行标点、校释 (与梁志忠先生合作)，于1981年出版了此志的资料本；并就此写了《对日本学者有关吉林地方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发表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此文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并在日本《东方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我的研究予以肯定。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各项事业、包括图书馆事业、方志事业及其学术研究迎来了大发展的春天。1979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首次学术讨论会在太原市召开。分组讨论中，我有幸与顾廷龙、来新夏、于乃义等前辈学者编在目录学组，结识了很多从事古籍整理的学者。大家讨论的共同话题之一就是，约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对各地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图书馆及有关收藏单位必须重视起来，积极整理，认真研究，以广为利用。这促使我下决心同各省的同行加强联系，共同协作，将方志的整理与研究不断地深入扩展下去。1981年7、 8月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地方史志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太原市举行。这次建国以来第一次规模盛大、意义深远的全国性地方史志工作会议和学术会议，更加坚定了我们整理旧志、以为广大读者利用的决心。

1980年4月，在我担任主任的研究辅导部内成立了地方史志研究组，将组织、研究、编辑有关方志的论著作为工作任务之一，制定了《关于地方史志整理、编校、研究工作的规划》。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编辑《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中国地方史志论丛》是根据中国地方史志协会的要求编撰、出版的，被列为中国地方史志丛书。1981年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印行。共三册，上册为《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册为《中国地方志分论》、下册为《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及汇辑》。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秘书长周雷同志对此曾多予指导。《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分论》由金恩晖任主编，付主编为曹殿举，王中明。《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系金恩晖与梁志忠合作。

在“论丛”编辑过程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前辈建议在即将出版的《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7、8期合刊上登出这3册书的详细目录和出版消息。这三本书出版后,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推荐给华北、华中、华东、东北地区地方志业务人员培训班作为教学参考书,黑龙江省、东北师大主办的地方志短训班也选为教学参考书,普遍受到好评。

这项工作还受到了时任我省人大主任的栗又文前辈的注意。他认为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吉林省地方志的著作,称赞吉林省图书馆的同志们为吉林省做了一件好事。栗老生前一直把这三本书置于案头,有空时即拣来翻阅。栗老将这批成果介绍给王季平副省长，季平副省长筹建和主持省方志办工作，在搭班子、组织史志队伍初期，几次派省政府办公厅档案科的酆廷喜先生来省图，动员我调到省方志办工作。我未去成，季平副省长找我谈话，建议我以后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新志纂修工作，聘我兼任了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还担任过吉林省地方志协会副会长，使我有幸从1984-2003年在第一轮编纂新省志这20年间，为家乡的方志事业出了一点力，自己于方志理论与实践方面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编辑出版《中国地方史志论丛》之后，我们又组织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志专家、学者编辑出版一套囊括全国所有现存旧志的大型丛书《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1981年,由我起草，提出了编辑方案， 1982年初开始实施,在全国各省选定了撰稿人,落实撰稿计划。中共吉林省顾问委员会常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王季平同志,在听取编委会汇报后,对该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工作十分关切,曾多次向有关人员询问进展情况。1985年1月,季平亲自为该丛书撰写了序言。季平对丛书内容、质量非常关注，1985年8月17日,来函说:“《丛书》内容究竟如何?如有样本,我想看一眼”,我们将六个省的书稿送去、请他审订。经过整整五年多努力, 丛书陆续印行，系由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联合出版，共32分册、470万字，除《中国地方志论集》两册总论志书理论外，其余各册是按我国当时省、市、自治区划对每一省、市、自治区的方志遗产分别做深入、具体的评析和介绍，将我国方志遗产作为一个系统对待，通过整体性和有序性考评，使整个地方志中的信息所构成的大厦的阶梯层次和全面联系的结构轮廓，一一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详论”丛书陆续出版过程中，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建议该丛书“作为‘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旧志整理工作委员会’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力开展下去。”1984年10月,他亲自题写了“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学和中国方志学发展史工作积累资料、创造条件”的贺辞。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对该丛书的出版也极为关切。1986年1月19日、朱先生来信中指出,该书“对于推动方兴未艾的修志事业的发展,为开创研究和编纂新方志的新局面,将起着明显的作用。”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又为该丛书撰写了一篇序言，以示鼓励。序言中指出,吉林省图书馆“地方史志研究组的同志们,编辑了一套大型的综合性的地方志丛书—《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对全国各省的地方志书分别进行综合性的考察与系统研究……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和志林真是功德无量。我愿同好之士,人手一册,置诸座右,经常观览研究之。”八十岁高龄的傅老,不顾右眼白内障术后目力不佳的境况,又于1986年4月6日为该丛书提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献辞,其中有言:“窃愿追随诸君子之后,全力以赴,共成此千秋大业,以资保存科目繁峭的地方文献,古为今用,以提供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借鉴。传之万代,而推进我国各族人民爱国爱乡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上世纪下半叶，我对旧志整理所作最多的工作，是与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是海峽两岸古籍界、方志界、图书馆近300位学者专家，共同完成的一项重大的文献工程，是关于我国地方志遗产的总结性成果。此“总目提要”对海峡两岸各馆所藏的省、府、州、厅、县、乡旧志的存佚、收藏单位、版本、作者、内容、价值等，作了系统的介绍，同时进行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每一志为一条目，堪称我国地方志由目录性总结（《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发展到考评性总结的新阶段。“总目提要”分前、后两卷，前卷为1949年以前旧志遗产，分上、中、下三册，于1996年出版，后卷为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新志提要一册，于2002年出版。以上共四册、3000余页，凡800万字，均由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总目提要”是迄今为止著录我国方志遗产数量最全，涵盖最广，内容考据最精准的一部学术性工具书。这套提要出版后受到海内外学者专家的一致好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说：“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 1996年4月，应台湾汉学研究中心、“中央图书馆”的邀请，我随文化部组团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以“总目提要”为题作了大会发言，受到与会学者们的肯定。

 在整理旧志遗产同时，我作为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从1984-2003年、这20年间，有幸在省方志办的直接指导下，参与了第一轮新省志编纂工作。王季平、刘凤仪、孙宝君等先后几任领导，帯领大家明确宗旨，务实创新，锐意进取，在新省志这块陌生领域勇敢探索，艰难创业，从篇目设置、体例安排到撰稿评稿，每部志书成熟问世，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了一个不平凡的历程。在这一工作过程中，我所接触到的省方志办的严寒 、党戈 、王中明、 齐景山、 苑广才、何长江、 夏为民等专家，在工作上，表现出的那种追求真理、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工作中不赶进度、不急于求成，而坚持细致深入，尊重客观事实的科学精神，给我留下良好印象。特别是从修志伊始，方志办就聘请了东北师大、吉大的吴枫、薛虹、张博泉、孔经纬等历史、文教界学者为省志编纂委员会委员，与这几位老教授工作在一起，使我有了良师益友，他们在方志领域探幽索微，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使我受教良多。今天，季平、吴枫、薛虹、博泉诸老已先后辞世，他们留在志坛花圃中的成果永存！

 新的世纪里，省方志办全体工作人员在各届领导班子的先后成员刘淑坤、李云鹤、顾太、严　寒、关连珠等带领下，为完成二轮新志等任务而孜孜以求、耕耘不辍；同时，他们还十分重视旧志整理,得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原稿所缺佚的卷三有新发现，就立即支持我们将该志书重新注释、予以出版！吉林新、旧方志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信息，吸引一代代学人寝馈其中，皓首不悔。吉林各行业、各界学人30年的辛勤著述，结出沉甸甸的果实。祝愿省方志事业欣欣向荣，百尺竿头，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