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1934年出生，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1966年在北大歷史系任教時，遭逢「文革」，淪為「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三年，備受屈辱。出了「牛棚」，依舊苟且過活，直至1978年始獲平反。後來曾任北大副校長。

老來追憶過往，披露當年蹲「牛棚」的經歷，引發熱烈反響。許多人鼓勵他，現在若不寫下來，這段往事恐為時調塵囂所堙沒。

楔子

一九六六年夏天，北大的校園像開了鍋。自校長陸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級主任等大小幹部，一夜之間統統變成了「反革命黑幫」；各系科的名教授，統統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他們被置於烈日之下，任由學生和校外來人辱罵批鬥。校園鐘聲從此長歇不鳴，鬥爭會上的口號聲聲相連。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鑼鼓，從北大校園敲響起來。

先說「黑幫」這個詞吧。人們最早看到「黑幫」二字，是在《人民日報》上。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刊登了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幾天前在北大校園貼出的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在同一版面，又以「本報評論員」名義刊發了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後者，一篇千字短文，六次重複使用了「黑幫分子」、「黑幫反黨分子」、「黑幫」、「黑組織」、「黑紀律」這些詞語，統統都是加給剛剛揪出來的「陸平及其一夥」的。那個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捧讀《人民日報》，大多心懷崇奉和信賴，長年都以一種自覺的虔誠，將它視為行動的指南和意識修養的引導。而「本報評論員」這個不具姓名的名義，則另具一種權威性，它往往比這張報紙的位階還會高出一頭。這一點，我們盡人皆知，但都不便言明。以此緣故，評論員的文章更罩上了一層神秘之感；再加上「黑幫」這個詞語特具的新鮮感和煽動力，北大校園裡面被揪出來的一干人眾，儘管後來每人頭上各有自己的「帽子」，卻由此得到一個統稱：「黑幫分子」。關押他們的地方因此而被叫做「黑幫大院」；疾風暴雨之際，橫掃進來一些人，後來發現他們只是小小蘿蔔頭，於是就叫他們「黑幫爪牙」。不過，那個時候的「黑幫」一詞，在外地外省的感覺之中，幾乎只是北大一家的特產，與己並無關聯。及至後來，各省市地方都有身邊的人陸續被揪出，成為好大一支隊伍，「黑幫」這個詞，反倒沒有叫開，卻為另一稱號「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沒弄清楚。說起來，「黑幫」這個名稱是康生給起的，「牛鬼蛇神」則是毛主席給起的，命名者的位階高低，可能是一個因素吧！如今的我們，已是佝僂蹣跚，心如古井，對人對事，沒有當年那麼多的政治神經和敏感度了。如果拿「黑幫」與「牛鬼蛇神」做個比較，也許從社會語言學、傳播學的角度看，它們還有一點區別和探討的價值？不過，這兩個詞，從語義上講，都沒有什麼質的規定性，都是一個大籮筐，可以裝進任何想裝的東西，比較而言，後者的包容性也許更大一些。如果同「地富反壞右」相比，這算是一個延長和發展。我因身在這個隊伍之中，別人用哪個稱謂來呼喚我們，都覺得相差無幾，實在分不出它們的優劣高下。時到如今，我們知道，「文革」期間，全國揪出來的人足過千萬，喚作「牛鬼蛇神」的居多，喚作「黑幫」的只是北大、清華一家、兩家。既然如此，今日不過談昔說往，理當從俗從眾，就叫「牛鬼蛇神」，也算大家方便。

再來說「牛棚」。「牛鬼蛇神」叫開了，關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才被叫做「牛棚」。後者雖從前者衍生而來，但語義已有不小的變化。「文革」初起之時，對我們「黑幫」人等，千夫所指，千目所視，簡直達到了人神共憤、天地難容的地步。「牛鬼蛇神」一詞，那是絕對的貶義，政治性的貶義！那個時節，「牛棚」這兩個字，還不可能使用。無產階級革命派朋友中，誰能有這種閒情和浪漫，去做如此的戲謔和調侃呢？！在那個泛政治化的年代，只消如此一謔，說不定他自己就會被打入「牛棚」。「牛棚」一詞出自何時，我無從知曉。三年以後我出了「牛棚」，才從幾位紅衛兵小將嘴裡第一次聽到這兩個字，他們把一位同學稱作「牛倌兒」。那時我對「牛棚」以外的語言生疏隔膜，還以為那人出身農家、兒時放過牛的緣故。聽過幾次之後，我方才回味過來：原來他是我們「牛棚」的監管人員。這一悟，著實讓我吃了一驚。說起來，這已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夏天，其時，對「文革」的厭倦情緒，在北大學生中已經成為普遍症候。

兩個語詞帶過不提，且說北大的「陸平及其一夥」。他們在一九六六年的六、七月間，因被指為「黑幫」，停職待罪，多是口頭或筆頭交代自己的罪行，拉到室外示眾批鬥的事，尚屬偶發。及至七月下旬，江青在北大東操場師生員工萬人大會上宣佈趕走代行北大黨委職能的「工作組」之後，揪出來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校內各單位將他們編成「勞改隊」，形成建制，有制度，有管理，減工薪，拆電話，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只不過這期間「牛鬼蛇神」白天被拉出批鬥、監督勞動，晚上還可以回到家裡，總算有個喘息的空檔；到了一九六八年春天，聶元梓主持的「紅色權力機構—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決定合編各系、各單位的「勞改隊」，建立全校性的「牛棚」，二百餘名「牛鬼蛇神」集中食宿，分別批鬥和勞動，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監管學生的眼皮底下，連喘口氣的空檔也沒有了。

歷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這就是我要在這裡述說的故事了。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二十三個「黑幫」被押往位於北京市北郊昌平縣太平莊的北大半工半讀基地，自此進入了一個全封閉的勞改營中。一九六七年春夏，聶元梓的「紅色權力機構」一度勢衰，監管學生自行散去，我們曾被「鬆綁」五、六個月，而後第二次被趕入太平莊。從「文革」爆發，歷史系揪出第一批「牛鬼蛇神」，至一九六九年夏，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人，前後被監管了三十個月。筆者當年是歷史系助教，從淪落之日，至「牛棚」撤銷，沒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歷史系「牛棚」先後關押過的三十餘人（1），只有兩位年長先生在回憶文章中，對「牛棚」的經歷曾有涉及，但沒深寫。而今，這些人凋謝作古的已經大半；剩下的幾個，七老八十已經打不住，若再不寫，也就帶到無何有之地了！

正是：

閑坐細數牛棚事，
豈容青史盡成灰！

註釋

（1）除下文將提到的「文革」期間從系裡揪出的「牛鬼蛇神」，太平莊「牛棚」一度還關押過幾個從南口農場轉來的原歷史系「右派」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