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有个三长两短”(一） 

－－记“牛棚”里的向达

图片说明：北大图书馆南门的东墙上，嵌有历届馆长的浮雕头像。向达自1949年担任此职。他在任期间，注重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收藏，对馆藏建设有重要贡献。他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销馆长职务。向达性格倔强，浮雕的艺术表现力差强人意。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乃至一些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了“反革命黑帮”，各系的名教授，统统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学生和校外来人辱骂批斗。校园钟声从此常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声声相连。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藉由北大一块学术殿堂向全国推开，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聂元梓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即1966年6月1日以后，北大历史系就有系主任翦伯赞等9人被批斗①，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代行管理职权，局面得有一些控制。到7月下旬，毛泽东说“工作组”实施的是“白色恐怖”，此言一出，“工作组”懵懵懂懂，卷铺盖走人。这时候，历史系又揪出18 个人②。两年之后，即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等5人③。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总数达到了32人。那几年，历史系（包括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尚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稳定在100人上下④。揪出来的人，接近三分之一。

各系的“牛鬼蛇神”，常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带，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里成了一个开放式的展览台和批斗场。当时的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至8月22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多达212万人次⑤，平均每天8万余人。我们被斗的，每人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某某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团团围住。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还在三院。这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两层小楼，红柱青砖。从对开的朱漆大门走到小楼，是一条仅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上面长有青苔，十分幽静。此时，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张又一张，有的前一张未干，后一张又糊了上去，就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长青藤还透出一丝往日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还有谁去理会它呢。

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历史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学生押着我们去校园劳动，还没有走出大门，就被迎面涌来的串连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墙头上都站上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行进队形早被打乱，压缩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中间唯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体弱的杨人楩和邵循正挡在后面，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当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我们被斗一个多月了，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什么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三院的患难相扶，倒让我们个个豪气填膺，不仅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我们平庸的一生，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晚年回忆起来，足可以自安自慰，您说，谁能够淡然忘怀呢！

图片说明：北大校园里的燕南园50号，独门独院。1952年以后，向达先生在这里住了将近14年。每天他都从这个小门走出来，去上课、去图书馆、去挨斗。1966年夏天，历史系文革委员会勒令他腾出大半住房，他和老伴儿只能蜗居在东厢房中。抄过家之后，他心爱的藏书和手稿散落满地。

     还说当时的三院。院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是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没有任何空间、也就是没有人身界限的尴尬场面。连我们本该弯下来的腰，也早被挤得直起来了。人群中突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三院的二楼有个阳台，座西朝东，也算宽敞。其实，这时的阳台早已被腿快的人占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踉踉跄跄，被推上阳台，一字排开，挨个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阳台上下也都安静下来。其时，约在1966年8月下旬，正是在毛泽东8月18日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栏杆、面向小将的大幅照片，随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见我们站在高处，身前还有一道水泥栏杆，他们却要仰头观看，大概就联想起“八.一八”的大检阅来。这时候，阳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外边来！”栏杆的高度接近一米，可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排水沟，中间凹下去，还铺着碎石子。我们无奈，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我的脚尖距离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十几公分的样子。不想，台下人又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从院子里的推推搡搡，拉上阳台挨个斗过一遍，已近一个小时了。烈日之下，人人头晕脑胀。我暗自提醒自己，这里只有一膝之地，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平衡，要是一头栽下去，虽说不是很高，也难免残废。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也60岁开外了，他们能撑得住么？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时，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图片说明：坐落在北大静园西侧的三院。文革前，这里是历史系和图书馆学系（现今的信息管理学系）共用的办公场所。庭院里，苔痕上阶，草色青青，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以后，历史系的“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要到这里报到、列队、听训，然后有学生押着走出这个门，去拔草、打扫厕所、挨批斗。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细说起来，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羞辱和压力，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准确之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迫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精神优雅的俞先生，视尊严重于生命。这个世界如此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回到家里，她便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传到我们的耳朵、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不想我们也遭遇同一命运。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受得了这份屈辱么？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还好，他是最后到来的一个。站在队里的我们，互递一个眼神，替他庆幸。后来，我冒出一个想法，多亏那天是齐齐唰唰的一排，跪满了三院的阳台。屈辱、压力虽大，可“牛鬼蛇神”的人数也颇众多。力学上有一条定理：底面积越大，单位面积的压力越小，两者成一反比。这就是“独跪”与“众跪”的差别之所在吧！那天，假如是向达先生一个人当众“独跪”，他还受得了么？您别说，这一跪，对我们的日后，也有某种预热的作用。毛主席教导红卫兵小将：“到大风大浪里去游泳。”其实，我们也是如此，只是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

连下了几天雨，我们改去打扫楼道和厕所。在楼道里干活，有个遮挡，不再暴露于外来串联的人群之前，可以免去他们的追逐和辱骂。可是，走在楼道里，磕头碰脑的，全是同事和熟人，受辱的感觉更甚于陌生人前拔草，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那几位上了年纪的老先生呢？他们碰到的全是自己的学生和晚辈，此情此景更何以堪！有人进了厕所，见我们在那儿干活，扭头出去，另找地方了；也有人情急，或属豁达之士，能够放得开、便得出，那就是我们干我们的，他干他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没有几天，小便槽里多年积垢的尿碱，一层又一层，让我们刮了个干净，露出了多年不见的水泥本色。可是，向达先生，还有邓广铭先生，他们两位的脸上，却像挂了一层厚厚的霜。说起来，倒是商鸿逵先生尚能坦荡对待--这固然是商先生的豁朗和涵养，可您知道吗，早在1952年，他的头上，就有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算来，他磨练十多年了，多年的逆来顺受，想不到却有今朝之用！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文史楼打扫楼道，忽然一声喝吼，来了两个学生，把我们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向达！”其中一个喊道：“你竟敢仇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向达教授被打入“牛棚”，因为他是“反动权威”和“右派”，这是尽人皆知的老账和明账。对领袖有什么不恭，可从来没听说过。不过，一听到 “领袖”二字，我的神经先绷起来，因为我头上的罪名正是“反对伟大领袖”。当时的批斗，常用一种代数学上的“同类项可以合并”的办法，能一锅煮的，全都放进去。向先生有罪，按律如何，我也就难免。此时的我，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

一个学生说：“向达！我们刚刚对你的狗窝采取了革命行动，铁证如山，你要老实交代！”－－所谓“革命行动”，那就是向先生的住宅燕南园50号被抄了。听口气，像是抄出了什么犯禁的东西。这种喝问接连几次，但见向先生的脸上全是茫然和无奈。他回答不出什么，也分辩不了什么。一个学生开了口：“你的茶几上是不是有毛主席瓷像？”向先生答：“有。”“对面桌上有什么？”向先生答有闹钟、茶壶之类。两个学生很光火，大喝：“不老实！”僵持了好一阵，最后还是学生说：“对面桌上一只老虎，张开大嘴，冲着毛主席！向达，你真是费尽心机，发泄你对伟大领袖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