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教授曾对我如是说  

金恩晖

南开大学教授，被学术、文化、教育界人士誉为“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来新夏先生与世长辞，噩耗传来，内心不胜悲痛！

来先生是我们从事图书馆工作的同行，是当代图书馆学家、中国藏书史研究专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和文献学家。他在多学科领域内刻苦钻研，勤奋治学，造诣精深，著述等身，成就卓越，堪称当代图书与文史学人之楷模。

他与我虽然同为图书馆界的同行，学术上多年往来、亦师亦友；但对于我，他却始终是我业界的前辈，更是诲人不倦、谆谆指导我读书治学的师长。

来先生与我交往已有30多年了。1979年秋天，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被编到目录学组，有幸与来先生相识。小组讨论过程中，他渊博的学识、深遂的史论，特别是他对方志目录学方面发表的独到见解，令我肃然起敬！

记得，当时我在会下激动地对他表明心际，说：“我这一代人读大学时，政治运动不断，所学知识贫乏，而十年文革，更使我的学业荒疏，您的学术根底深厚，是我们这一代人望尘莫及的；现在，请允许我诚恳地拜您为师。希望以后在方志、目录学诸多方面，对我以学生視之，多多指导，这实乃我之三生有幸！”当时，承蒙来先生微笑、颌首默认，在此后多年的生活里，我真切地感到：來先生当年“默认”我为他的学生是极其真诚的承诺，而非客套的应付。

此后，每逢有来先生参加的图书馆学、方志学方面的会议，我都力所能及地争取参加，只要有赴津门公出的机会，我都要到先生家中求教，30多年间，几乎每年的新年或春节（仅2014年例外）我都能收到来先生亲笔写来的信函或贺年卡……1998年，我的方志学论文集《寻根集》在京出版，1996年和2003年我和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含旧志提要与新志提要，共四卷）先后在台北出版，这两种书都曾由来先生亲自为之作序。两篇序言本身，都是治学严谨、见解深刻的学术论文，从中充分地表现出他是我的良师益友的大家风范。

我与來先生每次谈话，都能得到他对我面对面的辅导和教诲，尽管时间都较短，很多学术问题來不及展开。但曾有一次难得的机缘，我同他有过长达三个多小时的单独接触，他从地方志研究谈起，向我深入淺出地讲到读书治学的方法问题。

那是2001年夏日某天，我专程赴天津南开大学他的家中，请他为我和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作序，经他慨然允诺后，因耽心影响他的休息，也不便再占去他的宝贵时间，正欲告辞；但來先生却坚持要我留下來，鼓励我多提些问题，或谈一谈我是如何走上治学方志的道路的？我认为这是先生给我的、向他求学求教的良机，但因未经准备，便一古恼儿地向他请教了读书治学过程中，自己遇到的大大小小、五花八门的学术问题和很多难题。他不避我之浅薄，不厌其烦，不分巨细，耐心地、一一地予以回答，有如春风化雨，温暖韾人。其中有一段讲到他治学方志、乃至整个读书治学的体会，令我印象深刻，收益良多，终生难忘。

我向他汇报说，我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恩师王重民教授指导我治学方志时，曾要我“先耐下心来去认真地读一部家乡的志书”，将这一部书的主旨、结构、重点、特色……研究透彻，以此为基础,再由点到面,力争了解东北、乃至全国方志的状况，我遵命从选择金毓黻先生编撰的《长春县志》起步,认真地阅读过后，按王先生所教，一一照办了。來先生听到我把王重民老师的话如此当真，并且是如此相信和实践了王先生的话，他非常高兴，连连点头称赞，並推心置腹地对我说：“看来，你搞方志有些成果，並非偶然，而是治学方法上得到了重民先生的真传，重民先生的治学，实乃他当年在北师大的恩师陈恒老校长的真传啊！”接着，来先生又不无幽默地说：“陈垣校长也是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的恩师，说起来，我和重民教授，和你，尽管年龄差距很大，治学年代不同，但在读书治学方法上，均來自陈垣校长，是师出同门啊！”

 “先认真地读一部家乡的志书”这么一句平实、通俗、简单、易懂的话，将王重民师、來先生和我联系起來，成了我们读书治学入门的不二要义。于是，來先生便从“先认真地读一部书”，谈起了陈恒先生的“史源学”方法來。來先生说，史源学是他就读辅仁大学时，亲从陈垣老师受业的一门课程。这门课程的名目是《史源学实习》，……陈垣老师在为这门课程所写的导言中曾明确地说：“择近代史家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檢照其合否，以练习读一切史书之识力及方法。又可警惕自己论撰时不敢轻心相掉也。”(----上文参照引自来新夏著《且去填词》，2002年1月天津古籍出版社，152页，下引文同)来先生又说：“史源是研究历史者必须隨时注意发掘和开拓的重要方面。……陈垣老师把史源学、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和避讳学等五种专学构筑成‘陈学’治史方法的基础，并以之教授学生，使学生能得到研究历史的金针。”(同上书153页)“九十年代初期，我在准备‘古籍整理’一课，其中有<论考证>一篇，于是重读<陈垣史源学杂文>，又得到超出以往所未领会到的教益。”(同上书，155页)

來先生说，陈垣老师的史源学谈的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民教授将这一方法引到方志学研究上來，用以指导你的方志研究，甚是恰当得体。推而广之，这种研究方法，更是一切科学领域读书治学的基础。任何一个科学部门(如方志)的研究是如此，某一科学部门中任何一项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这在图书馆的阅读学领域内，就是首先要做到精读一本基础书，然后再去此领域知识海洋中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

接着，來先生对精读与博览的概念，做出了他自己的发挥。他说，做学问一定要有基干，老话说就是“专攻一经”。无论你是搞哪一个领域，先把这一领域内的重要书籍念透一部。所谓“史源”，是指历史资料的最早来源。陈垣将其发展成一种专门学问，作为训练初学者提高其考证工作能力和素养的重要手段。來先生提倡学人们要以“掘井及泉”的精神去精读一部入门书。孟子讲过一个比喻：“有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轫而不及泉，犹为弃井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做事情好比挖井，挖到六七丈深了，水还没出来，仍是一口废井。学习不是一样吗？为什么不通过一本基础书，坚持到真正领会学问、拥有真正的心得呢？做学问好比挖井，挖得很深还见不到泉水，仍是一口废井，学问再怎么做也是不深不透，仅得皮毛。

对于在精读基础上的博览，來先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向我提出应以“跑马占荒”的精神去博览群书。 所谓跑马占荒，是指清代向关外迁民时，朝廷给旗人的优惠待遇，就是可以随便占有土地。当时关外人少地多，旗人骑着马围着一大片荒地跑一圈，宣布这片土地就是他的了。他主张博览群书，即应当象当年的旗人骑着马任意圈占民田那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贪婪的占有知识，越多越好。这正如他有一次答复朋友采访时所说：“我对学问是主张博，但是要求有各个专业方面的精，博而后精。”我认为，来先生在治学上，取得了所谓“纵横三学，自成一家”的骄人成就，他在历史学、方志学与图书文献学等每一个领域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同他认真领会、实践坚持陈垣校长的治学方法分不开，更同他出色地发展了前辈的治学方法，将“掘井及泉”的精神与“跑马占荒”的精神结合起來，将精读与博览均发挥到极致，从而不断地开辟着学术领域的新天地。

一代学术大家一朝永逝，令人何堪涕泣，曷胜哀痛。在痛悼良师之际，我愿将来新夏教授多年来对自己的影响与教导铭记心间，并学习和发扬他那种直至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在治学与写作的精神，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哀恸之深，书难尽意，特唁奉达，万祈节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