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二）已经 出来了，这是丁广举和 孙兰芝二位学长不久前来吉林时获知的信息。回京后，孙学长发过来了此书的电子版。现将高放的序发表出来，以后陆序发些内容，以纪念这段难忘的历史。---初佩君）

必须牢记的历史

——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二）

高  放

一、我答应为本书作序的经过和设想

我一生与北京大学很有缘分，说起来是三段机缘：首先，我也曾经是北大的学生。我于1946年从家乡福州到上海，考入北大，在校一年多，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和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1]这是我成为共青团员的起点。1948年初，我险奔解放区。从1950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其次，1973－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我转到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执教，1978年秋后人大复校，我又回到人民大学。最后，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人民大学不指名地批判我，并令我于1997年70岁时离休。这时，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原国际政治系）却给我发出“讲座教授”聘书，请我到北大给博士生讲课，我倍感安慰。2008年北大校庆110周年来临之际，北大校党委宣传部约我撰写纪念文章。我以《我与北大三段情缘》为题，追述了我对母校北大的感激与愧疚，此文在《北京大学校报》连载3期（2009年9月25日、10月15日、10月25日）。

去年9月3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来看我，送给我《告别未名湖》——他们参与编辑的北大“老五届”校友们的自述文集。我很高兴，很感兴趣，感到特别亲切。我看了书中多篇很感人的文章和钱理群教授写得很好的长序——《不可遗忘的历史》。今年3月2日，丁广举、孙兰芝夫妇又来看我，告知他们正在牵头编辑《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并请我作序。自1983年起我为他人论著作序，迄今已写过三十多篇。现在，我已年过耄耋，精力不济，力不从心，难以承担，但我还是答应了。

孙兰芝同志称她是我的“编外学生”。这其中有一段故事。茫茫人海，奔流不息，人与人之间的相识相知总有些特别的机缘。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历时十年的“文革”结束了，1978年教育部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1979年孙兰芝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共运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我是这个专业的指导教师。当年这个专业共录取8人，有好几位是北大毕业的；其中李景治就是北大国政系1963年级学生。他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留校执教，后来破格提升为教授和博导，2000年后还担任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首任院长。我们1979年录取的研究生中，只有孙兰芝一个女生。这批研究生多是“老五届”，一般都已结婚成家、生儿育女。考虑她有家庭和孩子，许多事情需要提前安排，我特地给她写了信，让她早做入学准备。原来她在辽宁一个县委党校工作，终因孩子和老人需要照顾，加上她刚刚调到省教育学院工作，学院主要领导也不甚同意放行，她就放弃了这次读研究生的机会。她曾在《生命的远行》一书中以“未遂研究生”为题，写了自己的这段经历，表达了她的遗憾。她说“没有做成高放老师的学生，实为终生遗憾。”她虽然没有念成研究生，但是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埋头苦学，以期弥补。1983年暑假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青岛举办讲习班，约我去讲课，孙兰芝参加学习，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勤于思考，学习期间敢于提出问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后，全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的有关会议，她经常参加；1987年他们夫妇调到北京（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工作以后，我们联系就更多了，我写的书送给他们，他们写的书也送给我，互相交流，彼此受益。

去年，我应中国工人出版社之邀主编《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丛书，我约他们夫妇参加，他们写了两个人物：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卢森堡；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现在，他们又诚意邀我为《告别未名湖》（二）作序。他们这么支持我负责主编的丛书，我们之间又有多年交往的情谊，我也就难以推辞了。今年3月18日，他们组织参与《告别未名湖》（二）的一些北大校友在大兴天兆食府聚会，请我出席，我亲身感受到了大家对出版这部文集的热情和期待。我在会上也谈了我与北大的三段情缘和愿意尽量写好序言的情愫。我在会上还说明我将要写出的序言定名为《必须牢记的历史》，这将可以与钱理群教授写的《不可遗忘的历史》相呼应。我希望并深信这本《告别未名湖》第二集和我写的序言一定能散发出正能量，激励人们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重犯“左”的错误。聚会后，几位同志送我回家，几天后我收到与会者王智钧同志（曾任华夏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写的五首诗。这些诗抒发了他反思历史的感悟，也表达了对我的情意和期待。其中两首如下：

困 惑

困惑人生路

迷茫时代中

痴心跟领袖

骄子做农工

理想成虚梦

雄鹰入雀笼

春来清“左”毒

岁月转头空

高放先生为《告别未名湖》(二)题序

历史须牢记

大师修道深

忘年交友谊

清“左”遇知音

五届未名忆

三缘博雅心

序文能量正

米寿杜康斟

我愿意为本书写序，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老五届”大学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值得一书。他们一般是从1949年至1953年上小学，随后上中学，1961年至1965年考上大学的优秀青年，接受了12年完整、系统的中小学教育。至于大学教育，在那个“运动”多发的年代，能在大学安静地读上两、三年书就不易了。在他们之前的大学生，又有谁在课堂上完整地完成了学业呢？这代 “老五届”大学生是新中国、执政党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他们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他们绝大多数是平民子弟和一部分干部子弟（那时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高的是不能上大学的），几乎是国家全部提供经费培养了他们。他们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报效之情。但同时，后来愈演愈烈的“左”的流毒也不能不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他们激情似火，勇于为国为民献身；由于引导不当，“文革”之初，他们和中小学生一起被当成“点火”工具，使“文革”凶焰迅速烧向全国。应该说，这代大学生大多数本来已经从书本等渠道接触到关于民主、科学的价值和其他多方面的人类文明的知识，他们已经或正在学会用审视的眼光看世界。事实上，随着“文革”运动的展开，除极少数人之外，大学生中的绝大多数逐渐清醒，继而反思：为什么“文革”中一方面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却大搞形而上学唯心论、“思想顶峰论”？为什么一边高喊为民、为公，另一边却大搞以权谋私、拉帮结派、封妻荫子？有的大学生当时就对“文革”采取了批判态度，因此而被批判、被整肃，甚至惨遭迫害。“文革”对于国家、民族、百姓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生活在动乱之中，无安定可言，甚至被挑动相互斗争、相互仇杀。对于发动“文革”的执政者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它打乱了正常的国家秩序，使大批无辜党员、各级干部受到冲击，甚至摧残；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专制特权的弊端，暴露出腐败的真相。对于一度被宠为“小将”的青年学生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不仅被迫中断了学业，而且在被作为打人的“棍子”利用之后，很快被认定为“犯错误”，把他们从学校、城市扫地出门，打入社会底层；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分配到农村、军垦农场、边疆和厂矿后，也从社会底层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对工农大众的疾苦、思想和愿望有了真切的体会，改革开放以来他们都在各条战线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据我了解，“老五届”这批知识分子虽然大都沉寂于社会下层，但他们大都保持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点：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我国改革开放时，他们正年富力强；他们大多在自己未必理想的岗位上尽己所能、努力工作，成为骨干。他们心甘情愿为国家、为百姓奉献；同时又有清醒的头脑。当他们看到“文革”中暴露的官僚特权在后来愈发肆无忌惮、愈演愈烈时，他们逐渐以冷峻的眼光来反思自身、反思时代、反思酿成“文革”之祸的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进入本世纪后，他们虽心忧天下却都逐步成为身处草泽的“赤子”了。我在这里称他们为“赤子”，有三重含义：其一，他们退休后成为不承担正式法定工作任务的一无所负的赤身之人；其二，依然对国家、民族、社会怀有真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其三，对故土、母校和祖国依然纯真眷恋。他们多为“海内赤子”，少数是“海外赤子”。

简而言之，“文革”前“老五届”大学生有过五段必须牢记的历史：即“文革”前所受的教育；“文革”中的被驱使 ；发配后受到的磨砺；工作后的经验体会；退休后的感悟。这五段历史，我概括为：“文革”前的骄子；“文革”中的“棍子”；被发配后的“弃子”；改革后的才子；退休后的赤子。这里还要解释一下“弃子”。当时被放逐基层，说的是“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实际上是“文革”三年之后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困境：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冲击，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大多数工矿和基层单位根本无法招收新人员；各部门都在萎缩，各机关都在“闹革命”，各大学都停课不招生；国家收入减少，财政拮据，让上千万大中学生下乡，国家也是甩掉个大包袱。当然，他们下基层几年也有收获，受到锻炼，改革开放后充分显示出他们的才干和能力。一个人一生历经骄子、“棍子”、“弃子”、才子、“赤子”的五重奏，可谓蓝、黑、白、红、黄五彩人生，历史奇观。“老五届”大学生要正确对待这五段历史，认真分析、归纳、提炼、整合，既不怨天尤人，又要深刻思索，理性地从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这样，对于自己和后人都是难得的有益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为此，我很愿意拜读他们撰写的回忆录，并为之作序。

二、本书的特色和价值

书写“老五届”大学生的真实而非凡的人生经历，这一重务历史地落到“老五届”[2]的肩上；由北大“老五届”承担开山重任，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北大当时是文理兼具，文理兼善，有无可比拟的优势。1951-1953年院系调整后的清华，只剩理工科一条腿了，新中国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又只有文科。北大“老五届”学子，虽多数人没有完成大学学业，但也曾亲炙大师，深受熏陶，养成了好学深思、不随波逐流的品格。这是受用一辈子的丰厚精神资源。此书即体现了这方面的优势。北大又是“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这里深受“左”毒之害。北大“老五届”学生在校4-7年，所受“左”害的经历和告别未名湖后的深刻感受都能切实道出。

《告别未名湖》（二）的大部分文稿，我都看了，可以说文章都写得有血性，有真情，见性灵，见人格。他们所述说的经历和感受，我并不陌生，多有同感，因为我也是那个特殊年代的亲历者。这部书，可以说是一代“北大人”以心血与智慧书写的历史篇章，展现了一代“北大人”努力追求“身心自由，不为物役”的高尚人生境界。他们在逆境、挫折、艰辛甚至折磨与屈辱面前，那种不屈与坚守、乐观与顽强、求真与奋进，是超乎寻常的。这些文章也表达了他们对母校北大真挚的热爱和无限的感恩之情。这种自述体的文章，要比小说家们精心塑造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生动、感人。

《告别未名湖》（二）是一本具有历史价值和认知价值的好书，此时面世，适逢其时。这些年来，反映“知青”的书刊、影视剧那么多！反映“老五届”大学生的作品却极其短缺。我还没有见到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老五届”学生编写这样的书。看了此书，我深感：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经历，而是“老五届”大学生一代人共同的经历。这是一种奇特的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北大的“老五届”学生经历最曲折、最复杂，可以说更具代表性，这或许与当年北大格外受到高层领导人的“垂青”有关。我还记得：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抛出的大字报，当时的领导人称之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比喻为当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这样，就在北大、北京以至全国引起轰动。那时我住在人民大学校内，时常骑自行车到北大看大字报，观察各种批斗会，了解观测“文革”的动向。回首当年，更感到《告别未名湖》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用血泪写成的深刻反思历史的书，令人感动、震撼的书。

从本书内容主要反映北大“老五届”学生告别北大后的艰苦奋斗的“必须牢记的历史”这个角度看，更是一部激励年青人奋进的书。正如李习彬在《逆境中的另类生活与奋斗》一文中所说：“作为文化大革命期间毕业、被扫地出门（不发毕业证）的大学生，许多人都经历了先是发配到农村、农场从事体力劳动，再分配当农村中学教员，文革终结后再逐步回归到本来应该从事的高等教育或科研岗位。因此，关于毕业头七、八年的回忆，最多的是苦楚、特殊环境中的奇特经历与趣闻。但是，在那种逆境中，‘北大人’还有另外的一面——另类的生活、不甘沉沦的奋斗抗争以及在平凡岗位上的闪光发亮，而这些更凸现了‘北大人’的特色。”

恕我在这里引述几篇读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的片断，读者从中可以领略这一批“北大人”处境的特色和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品格。

王明美在《井冈山下北大连》中写道：“19个月的农场生活连同‘文革’岁月，耽搁了‘北大人’珍爱的学业，荒废了他们的宝贵青春，于国于己，都是一个劫难、一种悲哀”；“然而，在这已逝的青春里，确有抹不去的记忆，有着我们被动得来的、却也让我们终生受益的精神财富。……这就是写作此文的起意：为有悔青春而作” ！

徐印州在《未名之路》中写道：“回首自己的一生，虽无太大的成就，但是面对不能预测的未来，在‘未名’之路上总算没有懈怠，我总会不断地适应并努力去驾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我喝过未名湖畔博雅塔流出的水，受过北大人文传统的熏陶，我的努力和成果总算没有辱没北大学子的声誉。”

郑斯宁在《教坛耕耘琐记》中说：“40年多前，当我从东北师大附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时候，曾经满怀壮志和理想。但是，入学没多久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北大正是那场浩劫的最早蒙难地。我曾经与我的同龄人一样，以少有的虔诚和热情，参加过这场后人已经永远无法体会的荒诞闹剧，也消耗了我20岁以后最宝贵的这段青春年华。我真正的起步是十余年后。当我1978年作为‘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进入吉林大学数学系、重返大学课堂的时候，已经32岁，不再年轻。我拼命读书，从零起步做科研。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失去的青春抢回来。当时我还没有成家。我甚至不惜用‘理光头’之类的极端做法，激励斗志。我坚持下来了，坚持到了今天。”

罗贤佑在《岁月留痕》中写道：“……今天我又来到燕园，碧草依旧，物是人非。我的旧日同窗早已荡若云烟，有的分散在祖国的南北各地，有的远走高飞，到西欧、北非或大洋彼岸去了。年少时的梦想与轻狂、活力与张扬，许多东西都跟着我们的青春一起远去了，这些东西不仅是难忘的回忆，也是一个时代的标杆与象征。凝视着那间我们曾经上过课的教室，已逝的岁月如云影般从心底飘拂而过。一刹那间，人生的跌宕起伏，历史的沉浮兴衰，竟一齐涌上脑际。是啊，‘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每一件事、每一个物，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经过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