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属虎的氢弹之父

高红十

2015年1月9日新华社电：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颁发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望着电视屏幕上于敏老人清瘦面庞，笔者回想五年前对他的一次采访。

2009年底,笔者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于敏院士家。突然涌入门内的几位年轻学子让于老很高兴。年轻人来自北京大学团委,为了12月31日北大辞旧迎新晚会的热烈丰富,他们请于老为后生晚辈讲几句话,录像拿到晚会上播放(于老是北京大学杰出校友)。就这样,“20后”和“90后”,相隔70年岁月的北大人在2009年底交集了。

真巧,于老说,今天正好是氢弹原理实验成功的日子。问及是哪年?于老清晰说出,1966年12月28日。可不正是43年前的当天?!

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实验原子弹后,毛主席指示氢弹实验要快。搞核武器实验都在人迹罕至的大西北,在风吹石头大如斗的荒滩戈壁。于老回忆说,冬天温度摄氏零下30度,道路像搓板,吉普车颠得厉害,头顶不停撞顶棚,幸好车顶棚是帆布的,碰头一笑就过去了。自然气候恶劣,后勤补给匮乏,真苦啊,但国家利益、社会责任冲淡了这一切。

于老1926年生于河北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战期间的沦陷区度过的。他以各门功课成绩第一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前夕,其父失业,在同学父亲的资助下,于敏考取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条件是毕业后到资助者的公司就职。上大二时,西南联合大学的北大迁回北京,有关方面发给每个学生每月一袋面粉,凭着这袋面粉和对物理的兴趣,于敏辞谢了资助,转到理学院物理系,靠吃窝头就咸菜完成学业。

新中国成立,于敏考取本系研究生；1951年,他毕业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工作。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时,有关部门作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服从了安排。多年后他对记者说,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我留下惨痛记忆,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这种民族情感是我的精神动力。

据他的同事说,这次学术转向对于敏个人损失很大。于敏喜欢基础研究,当时已很有成绩；核武器研究任务重,集体性强,意味着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开始另外一种人生。

这种人生意味着隐姓埋名、远地奔波、呕心沥血、任重如山、无私奉献……这一系列大词是多年后人们的赞美之词,但对于于敏和他的战友却是一次次出差、一遍遍计算、一日日操劳、一步步前行；是在天下大乱的环境里凭藉信仰、毅力、智慧、心血和孜孜劳作支撑起一种秩序，照亮了一片天地。那时的种种不为人知,现在也未必全都解密。人们知道的是,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2年零2个月,美国用了7年4个月,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6个月。

那年氢弹原理实验成功,时间已近过年。笔者问于老,主管核武实验的聂荣臻元帅有没有改善伙食犒劳你们?于老说有。问吃的什么?于老说不记得了。问喝酒了么?于老说,有酒,我没喝。于老只记得聂荣臻元帅布置下任务,要尽快弄出个响的、全当量的。“文革”这么乱,拖下去干扰更大……

半年后的1967年6月17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我国氢弹实验成功。

于老和已逝的两弹功勋邓稼先是同事、挚友。那些年,只要他俩一起到实验基地,基地人员就会说,又要有“响”了。1986年,由他俩联合签名并上达党中央关于我国今后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三个月后,邓稼先因病去世。

之后我国的核武研究基本按建议书的方向进行,在签约世界全面禁核条约之前完成了核武小型化和中子弹实验。按于老的话说,我们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没有就可能受核垄断大国的欺负。

于老满怀深情讲起2002年去核武实验基地,他清楚地讲出那地方的名字:马兰,就是马兰花的马兰。这名字缘自基地的开拓者看到戈壁荒滩上紫盈盈盛放的马兰花。起名者或许想到那首儿歌:“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马上就开花。”

花开了,没有马兰花香,却比马兰花大。

于老去马兰时,马兰已成核实验遗址,又被自治区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当年实验用的平洞、竖井还在,生活区条件已很优裕。马兰地图上没有,地图上离它最近的地名在天山南,叫“乌士塔拉”。

经历过人生的种种不平凡,如今于老归于平静、恬淡。“90后”北大学子虔诚问于老:“如何理解幸福?”

于老说,付出并获得回报与尊重。不付出不叫幸福。过多物质享受只会伤害身体和心灵。于老背诵范仲淹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杜甫诗: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学子问,您对年轻人有什么希望和嘱托?于老说,一要固其根本,打好基础；二要广泛吸收,博采多闻；三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问问题,解决问题,就创新进步了。我很羡慕你们年轻。

结束采访时,于老说他属虎,2010年是他的本命年。属虎的于敏40岁那年,使中国氢弹发出虎啸山林般的动静,采访者衷心祝愿于老——身心如虎,健康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