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如其人，大情怀涵养出来的大学问

    ——金恩晖《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读后

                                                               五柳千夫

去年秋季，金恩晖先生送我一部他新出版的学术著作《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此书印制精良、装帧设计考究，书中是4号字排版，方便上了年纪的人阅读。认真拜读后，感慨万千。毋庸置疑，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此书不仅体现了金恩晖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凸显了金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字里行间折射着学者的执着于追求。

金恩晖先生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开始于1965年，金先生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稿本，他慧眼识珠，知道这是一本很有价值也是最有吉林地方特色的志典类图书，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研究征途。想不到的是，就在金先生踌躇满志考察文献、记卡片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只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这一搁置，就是10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先生很快地恢复了对吉林地方志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研究与整理工作。据金恩晖先生考证：这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纂修于光绪10年(1884年)，比纂修于光绪17年(1891年)的《吉林通志》要早，是继道光4年(1824年)萨英额的《吉林外记》之后的吉林省第二部地方志。这部新发现的地方志是吉林省的一部很重要的地方志。该书收入了清朝200多年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全部档案。其中包括历代皇帝对打牲乌拉的谕诣、赦诏、朱批、言论；清内务府等官署的有关指示、命令、决议，该衙门的呈报、汇总档案资料、文书等，涉及打牲乌拉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政治、典章、物产、官员设置、牲丁数目、添裁俸饷、每岁呈进贡鲜、各项差徭章程,以及奖罚制度、贡山、贡河、官庄、教育、兵事、外事等珍贵地方历史资料，极具史料价值。

金恩晖先生与梁志忠先生合作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标点和校释，不仅填补了打牲乌拉研究诸多历史空白，而且用事实，纠正了过去有关打牲乌拉研究中存在的错误。比如，前苏联学者格瓦麦利霍夫撰写的《满洲人在东北(17世纪)》一书中提出17世纪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的满族等民族的故乡，而是俄国直接发现的地域。对此，金先生依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提供的确凿证据，进行了旗帜鲜明、有理有据地辯驳，澄清了是非，恢复了历史真相。

金先生还撰写了《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对日本学者川久保悌郎论著中有关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史料和观点，提出了商榷和订正性的意见。川久保悌郎在其撰写的《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的第一部分中，他将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作为考察清朝特设的专门人参采集机构来对待，金先生认为，川久保悌郎教授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担负的主要任务理解的不够正确和全面。他指出，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卷二所提供的该衙门的主要劳役项目的目录进行分析，认为其主要任务是“采捕东珠”，其次还有“采捕蜂蜜”、“采捕鳇鱼”、等等，其书细目中唯独没有“采参”，可见采参在该衙门的任务中只占有次要的位置，甚至到了可以略去不提起的程度，订正了日本学者关于中国东北史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

金恩晖先生关于“打牲乌拉”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填补了历史与方志文献研究的空白，而且也为“打牲乌拉”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后几年以至现在很多关于打牲乌拉研究的论文还在引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史料。其中尤应提及的是，赵东升先生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一文，补充了吉林省图书馆藏《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所缺“卷三”之不足；此后，参考《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的史料，吉林省一些学者还对有关打牲乌拉家谱、东珠、蜂蜜、采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面对金恩晖先生取得众多学术成果很多人表示羡慕，也有人说金先生就是幸运，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如果不是在吉林省图书馆工作，就发现不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如果发现不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是十来万字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给金先生提供了做学术研究的机会，也是这部书稿，使金先生成为全国著名的地方史志类研究的专家学者；还有人说，金先生在1984年能当上吉林省图书馆副馆长、1996年被提升为吉林省图书馆馆长，以及退休后被被聘为吉林省文史馆馆员，与他研究《打牲乌拉志典全书》都有内在的关系，这话只说对了一半。

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尤其是搞学术研究，只有热情不行，还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及坐得住冷板凳的精神。金恩晖先生从1950年代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读书时有幸得到王重民教授关于方志目录学知识的教诲、启迪和耳提面命；此后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工作中，从未间断方志的整理与研究。此外，金先生有良好的家学渊源，他的父母在1930年代，均去日本留过学，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母亲曾经做过多年的中专语文教师。而金恩晖在就读高中时，就在地方的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了。1961年从北大毕业、到吉林省图书馆工作不久，他就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2年第四期上，发表过一篇2万余字的的美学论文。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的关于乡梓历史文献与古代吉林诗歌的文论，也分别发表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的学报上。1990年代，金先生先后被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吉林大学中文系等名校系，聘为兼职教授，他还是美国张学良历史研究中心特聘顾问，等等，而这对一位普通的图书舘工作者来说，都是很难得的事。

1996年，金恩晖作为首席主编、与台湾“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台湾大学图书资讯系主任胡述兆教授联合主编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三卷，即旧志提要，500多万字）先后在台北出版；退休后，他又与胡述兆先生合作编撰、出版新志提要。因三卷旧志《提要》所包含者，仅以1948年以前的中国方志为限，对1949年以后全国各地的新编方志未能列入，故他们仿照旧志提要体例，于世纪初组织一支编纂队伍，对1949年至1999年之间的新编方志，撰写提要，并仍由汉美图书公司在台湾印行。经过50多位专家学者3年的努力，一部300万字的《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即《新志》提要)，终于2002年问世。这部《新志》提要包含20世纪下半叶的50年间，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县级市、自治县、旗、区)三级志书，共收志书3402种，附录中并有台湾严鼎忠先生所编的《新编台湾方志目录(1945----2000)》及《新编大陆方志目录》。”他与胡述兆教授合撰的《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1949—1999)]跋》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1期上。此书在内地、海外以及日、美、欧等国的汉学界有很大影响，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说：“这部《提要》被视为是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不夸大地说，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在大陆学术界对这4卷本的大型学术工具书的重要价值，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2005年12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京召开学术座谈会，金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让中国地方志走向世界——参与地方志整理、研究的亲身经历》的发言，发言录音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刘永强先生整理成文，在《中国地方志》杂志2006年第5期发表，后此文在2006年湖南长沙召开的中国地方文献工作学术研讨会上获中国图书馆学会的一等奖。

  1998年8月，金恩辉先生从吉林省图书馆退休前一个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他关于吉林及东北地方志的研究论文集《寻根记》。他在该书题为《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的跋中说：自己“已届花甲之年，回首走过来的人生道路，不论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还是平平淡淡、忙忙碌碌，在随风飘去的无情时光的消磨中，所幸还保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散发着书香味的净土。在这片天地里，我可以摒弃一切外来的干扰，各种困惑、焦虑、烦恼得以熨贴，使消沉、懈怠、因循的情绪为进取、勤奋、创造的精神代替。这片天地，就是在我家中斗室的书橱边，自由自在地去读一些书，天马行空般地思索一些问题，随兴所至地练练笔，写点东西。”他说：“‘人生立言六十始’，我把丰收的希望留给离岗退休后的来日，相信彼时不会因资料不全、无暇查检而停笔，也不再因应付杂务、无法静心深研而搁置。”金先生这番话，真诚地表达了他退休后将继续于读书、治学的愿望。

如今，金先生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他身体健朗，思维敏捷，且笔耕不辍，与时俱进，他在10年前就开始学习利用电脑来写作。他的书房里，除了大量书籍和资料之外，还有很多非常 “现代化”的东西：全新配置的电脑、光纤直接入户、打印机、传真机、汉王手写笔及新款扫描式识别笔，这些“新式装备”都成为了金先生撰写学术著作的全新利器。然而，他并未因此而沾沾自喜，治学、写作都是从读书中受到启发，才开始动笔，也通过网络查找各种资料线索，但著述中引用的论据都要找出图书文献来，查对有关文字的原始出处。他是不仅仅依赖网络写文章的人。这种传统的治学态度，应该是我们年轻一代学人学习的。

（ 载《夕阳红》 2015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