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北大5.19参与者的结局》一文的质疑

段一平 

《炎黄春秋》杂志2015年第八期上刊出了《北大5.19参与者的结局》一文，作者是蔡家麒（以下称蔡文），说他是亲历者，对许多事件人物都说的头头是道，实有其事，确有其人，好像是真的一样。我认真的读了几遍，研究了该文。对其所说的许多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却与我所知道的不大一样。与事实情况有很大出入，事隔五十八年了，有些事记不准，可展开讨论。我对蔡文有三个问题进行质疑。一 北大第一张大字报 二沈元之死 三雷光汉之外逃。

一 蔡文说北大5..19第一张大字报是出自其手，是他亲笔书写。

大字报的内容是质问北大团代表是如何产生的，最后落款是“历史系一群团员和青年…没有具体落个人的名字。为此事系总支书记动员在全系进行追查，人人过关，我又一次驻足在那张问责党委的大字报前，并用钢笔写下了“有种的站出来说说，为何只写一群…全系都来背黑锅…”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在全系范围内核对笔迹，找重点的人谈话。照你文章的说法最后还落有《历史系二年级二班》的字样。如果是有班级字样，那还用在全系范围内查找吗？今天你在这里写上了你所在的班级番号好像就能说明，北大历史系第一张大字报就是你的作品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历史是不能编造的，就在这几个字上露出了马脚。这是画蛇添足，成什么样子。如果当时大字报上有“二年级二班”的字样，就不会在全系范围内来查找了。多年后的今天，为了证明你是当年二年级二班的一名学生，所以你就把这个年级与班级填上去，来证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就是你了。你比天津站的余则成高明多了，隐藏了五十八年之久才公布出来。你编造的当年写大字报的情景也多有漏洞。先是向系总支追问团代表如何产生，之后回宿舍向班长张**等人大喊大叫要刷大字报。党支书孙淼允许才由你这个毛笔字写的好来执笔。这种大张旗鼓的情景活动应该是许多人知晓的，当年我也住30斋，如果是这样那本来就是众人皆知的事，为何还要在全系追查，只在“二年级二班”追查就行，该班不超过三十人。特别是你这个执笔人，能逃出群众的眼睛吗？追查的结果在“二年级二班”内没有找出执笔人来。是在其他年级中对比了笔迹字体才确定了，执笔人是“许南亭”。开始时许是否认的，后来对比了笔迹，并有人当面揭发才确定下来。之后的情况是先批斗然后开除学籍，逮捕法办判刑八年。改革开放之后才回到北京，现在就住在北京安定门内，三不老胡同一号大院内。前几年我曾去拜访过他，谈起往事一笑了之。并再次书写了毛笔字（见照片）。还说就是它惹的祸。此并非是我一人所知，请看北京大学历史系简史一书178页有《5月19日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青年和团员…的名义贴出的一张大字报…这是历史系在整风运动中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才是真实的历史》。五十八年后的今天，你来追认这张大字报是你书写，今天已没有什么风险了。而且还有特殊的光环。不会被开除、劳改等被专政了，你脸皮真厚，如果此张大字报真是你书写，而却确定别人替你去坐牢劳改，你还能照常学习、分配工作，享受公民的待遇，能心安理得么？事过五十八年了，你认为当事人许多不存在，就可以随便伪造历史，这是办不到的，明眼人一看就知晓的，人们能信吗？放在阳光下大家来评评是真是假，是真材实料还是见不得人的伪作。

二关于沈元之死，蔡文所谈关于沈元的情况，大部是道听途说，似是而非，经不起推敲与核实的。

蔡文说，据说沈元是上海著名**人的侄子，据何人说？此说与沈元之死有何关系。此种说法只不过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而已。与沈元只不过都姓沈，与沈元之死或成为右派是毫无关系的。又说：沈元被划为右派后，被集中到北京门头沟山区斋堂《北大生产基地》劳动改造，被改造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这一段话粗看好像是那么回事，如果仔细分析就可看出问题。如斋堂确实在门头沟山区，但从来不是北大的生产基地。是在你的文章中编造出来的生产基地。斋堂只是山沟里的一个小村落，分东西两斋堂，不足百户。面积也很小，怎么就成为北大的“生产基地”，此说只能骗外人，北大从来没有将斋堂定为生产基地的。斋堂与北大是什么关系呢？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过，当年（1957年）北大校党委付书记叫史梦兰，他的家乡就是在西斋堂村。抗日战争年代这里就是解放区，是宛平县的老八区，是否是如此呢？我也是推论。不过我这是有根据的推论，是革命老区，并非是生产基地。

其次蔡文又说，“在斋堂劳改的大都是北大的右派分子…”这句话也不准确，实际情况是在斋堂劳改的有北大的右派分子，但并非是大多数，只是右派中的一小部分，约占四分之一左右。为什么说在斋堂劳改的右派分子，不是大多数，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与当年北大对右派的处理分为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即开除学籍，逮捕法办，此种方式为少数。以历史系为例，1958年2月6日，系务委员会讨论右派学生的处理问题。系内右派学生28名，其中开除许南亭、陈铭生和黄友剑等三人学籍外，7人劳动考察，14人留校察看，4人免于处分。当年去斋堂劳改7名右派中就包括沈元在内。大多数右派在斋堂劳改，此说不准确，大多数是留在校内，去农村劳改的只是少数，占四分之一。蔡为什么要将少数说成多数呢？这也是扩大渲染，来吸引人们的眼球，惯用的伎俩。沈元的出走，这一段描述完全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说“白天从河滩背石头上山修水库…”此处只有一字之差，并非修水库，而是修水渠。水渠是是从高铺村引清水河之水，到西斋堂村，大约有4公里长。渠高1.2米左右，利用落差在西斋堂村修一小型电站。此项工程全体农民、下放干部数百人之多都参加。在大跃进的五八年，当年就完成了。右派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参加者不过百人。 关于沈元的出走，蔡说：“….一天他偷跑出来，一路步行到天安门，对面北京市公安局”这句话对不了解实际情况的人来说，好像是真的，其实是百分之百的胡编乱造。先说并非是“一天…”应该是“一年….。历史系下放到斋堂村劳动的干部三十多人，右派只有七名，吃住都混在一起，日夜都有干部专门看管。负责看管我的是党员王立。沈元由哪位干部负责我不记得了，如你所说随意离开出走，很快就会被发现，我说“一年”是指1958年，这年肯定沈元没有机会能逃走的。一年后，即1959年，来了第二批下放干部，可能总结了经验，与右派同住，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就改变了管理方式。由分散监管改变为相对集中，具体的方式由混居而改变为相对独立居住。历史系在斋堂右派不到十名，分别居住在两个农户家中，单独居住。管理者是由下放干部杨立文一人负责，并不住在一起。杨只是每晚到这两处清点一下人数，白天则是由生产队分散安排劳动。由于居住和监管方式的改变，沈元一人出走成为可能。当年与沈元同住一屋的有赵明海、孙机、沈元、我等共四人，就住在食堂北面不远的丁大伯的小破房，土炕不大，四人挤得满满的。一天沈元在早晨出走，到晚间杨立文来清点人数时，才知道沈元出走了，然后上报学校。听说私自离校，长期不归开除学籍处理。此事问尚健在的杨立文最为清楚。蔡文说“一天，他偷偷的跑出来，一路步行到天安门…”这一段话完全是胡编乱造。斋堂到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得在100公里以上，当年人们从斋堂回家时，先乘唯一的一辆公交车，沿清水河畔行驶22公里，到雁翅火车站，赶上丰沙线的客车，也是每天只有一次，如果误点就再等一天。乘火车到门头沟三家店下车，才能有通往北京市内的公交汽车。火车汽车都能顺利乘车，当天才能到达北京市内。当年节假日休息放假时，斋堂对外只有一辆公交车。多数人是挤不上去的，只能步行四个多小时，沿清水河畔和翻越两座小山岭，才能到达雁翅火车站，赶上午六时多的火车去北京的，火车还要穿越几个隧洞。说明该处是高山峻岭，步行此程是非常困难。时至今日，从斋堂步行两天也难走到天安门的，不信你就来试试。还说“沈元走到天安门对面的北京市公安局…”这句话也不对，天安门对面是公安部，不是北京市公安局。还说“沈元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可能’他提出了自己的申诉。”请读者注意，这里他用了‘可能’这两个字，说明心虚，没有把握，才用‘可能’这两字。“公安局把他带到北大处理，沈元提出不愿意再回斋堂去，而要求去……”这段话你是怎么知道的？公安局和北大党委就那么能倾听一个右派分子的要求，要去哪里劳动改造就可以分配到哪里去，这种情况是真实的么？我是不相信的，所以才提出质疑。接下来说1961年在工人们的保举下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此说也不靠谱。右派的戴帽与摘帽都要经过县团级，相当于此级政府审批才能摘帽，不是工人保举就能摘帽的。

蔡文说沈元的姑母住灯市口，这一点是很多人的文章中都提到过，我无异议。但对沈元能去近代史研究所做为黎澍的助手的说法，我就听到有好几个版本。我在十年前的2004年北大历史系系友回忆录一书中，就说过此事，现将有关沈元的部分引录如下：当时沈元是历史系学生右派中最年轻的一位…定为极右，送往斋堂劳改，后来我们同住在丁大伯家的小破屋，炕小人多，翻身都有困难，冬天又特别冷，白天劳动有苦又累，晚上又不能很好休息，真是苦不堪言。1959年的一个夜晚，沈元对我说，他实在受不了这种非人的劳动，打算回北京另谋出路，口袋又空，向我借五元钱作路费，同时要为他暂时保密半天….。沈元走时，天还没有亮，趁着天黑，我送他到河滩边的公路上就分手了。到晚上监管人员清点人数时，才发现沈元不见了。那时监管右派的是下放干部杨立文。他怎么向上级报告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沈元已经走了….春节过后休息时，我曾去近代史所看过沈元。他说他的一位亲戚是协和医院的大夫。正好市委的邓拓书记在那里住院，就把他写的一篇文章“急救篇”送给邓拓看。邓拓看后大加赞扬，知沈元是右派，被学校开除，没有工作时，就把他介绍给黎澍，这才到历史所工作。以后的事态发展是：文革时，邓拓是“三家村”之一，沈元当然被斗…无奈去了某大使馆避难，被捉后…枪毙众人皆知，此处不再赘述。有一次我与周一良先生谈起沈元的事，周先生说;在协和医院的大夫就是吴阶平医生，是沈元的亲戚。吴还是毛主席的私人医生，如此关系也救不了沈元的命。

以上引文见十年前，即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一书。书名《那时我们正年轻》，现代教育出版社。我文章的题目是“斋堂、劳改记事”（该书93-100页）。以上有关沈元的事是十年前就公布於历史系的系友们的面前。在这些知情人面前，没有听说过异议。，又过若干年后，你才提出奇谈怪论。当年的右派是被专政的对象，一般单位和个人都是要划清界限的。刘导生就算是一名高级干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关系，敢于接受一名右派分子来本系统工作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近代史所的右派并非只有沈元一人，为啥沈元被斗的最狠，而有如此下场。这还是因邓拓是文革开始时期的重点对象，由此而波及沈元的。

总观蔡文所说有关沈元的情况，如沈是北大的右派，在斋堂劳改，后去近代史所工作被斗，后遭枪毙…大的方面是确有其事的，如果从细节上和过程上来分析就可看出，许多地方都是道听途说，或胡编乱造，经不起人们分析和研究的。从细节和过程中就可以看出事件的真相是真是假，分辨出真伪来的。蔡文的最后一句话是“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灵魂脆弱，心地龌龊，以损人利己为快事，这种人，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是多余而有害的。”这真是一面镜子，请你来对照一下自己。是你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惹的祸，让别人替你蒙受牢狱之苦，你就心安理得吗？

三 雷光汉其人其事

   1 蔡文对雷光汉的描述用了较多笔墨，如远在数千公里以外的新疆，细小到写纸条要雷逃跑等等细节，都述说的很具体，这些事你怎么知道的，我肯定的说这些都是传言。第二手材料，就信以为真。但是发生在你身边雷光汉成为右派之后毕业分配去新疆之前。这段时间你们都在校，他在干什么为何不说呢？是有意隐瞒呢？还是根本就不清楚学校对雷光汉的右派是如何处理的。我告诉你，雷光汉他也是在斋堂农村和沈元在一起劳改，都是因为是右派才去劳改，但去的原委不同。沈元去斋堂劳改这是学校对他的处分，强制性的必须去。而雷光汉是志愿去的。当时对雷光汉的处理本来是第三种方式留校继续学习，而雷光汉则要求他要去农村劳改。以一种极左的面貌严格要求，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放弃了在校继续学习的机会，他们年级还有几个右派，也是志愿去农村劳改的，一年后他们就都回校按时分配工作。雷光汉在斋堂劳改时与沈元形影不离，互相帮助和倾吐真言。如当年雷光汉就散布一种言论说，他与沈元是香右派，别人都是臭右派，遭到众人的反对….一年以后雷光汉回校，继续学习，后分配工作。沈元在一年后还在继续劳改，看不到回校的希望，所以我说，沈元出走，并非是一天，而应是“一年以后”的一天。看到雷光汉回校后，他才出走的。以上都是第一手材料，给你的文章做了补充。

  2 蔡的文章说，雷光汉“拒绝参加拍摄反华电影和反华电台撰稿…”此说也不可信。是否拍过反华电影我不知道，反华的电影是不能公开放映的，此事存疑。但是反华撰稿此事我可以肯定是有的。不但撰稿，而且还亲自广播，用湖南腔说的普通话，就是在电台上多次广播，我是亲耳听到的。此事是我去哈尔滨看望原黑龙江省图书馆馆长李修宇。李修宇也在斋堂劳改过（此事后面详说）也认识雷光汉。他说经常在早晨3-4点钟，雷光汉就在电台上说他在苏联的情况，并自报家门，宣传苏联的美好生活，欢迎中国的知识分子向他一样，去那里过美好的生活。此事不仅是我们二人听到，哈尔滨及放大到黑龙江省数以百万计的人也都听到过。只不过他们不认识你雷光汉是何许人而已。至于说雷光汉是否加入克格勃我不能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北大的右派全部改正，无一例外，雷光汉也在内。雷以公开的身份回国探亲。听说还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他们班的同学多人参加，就在此时间段，北大历史系毕业的李纯德，他当时在东北文史研究所工作，我们交往甚多。一天他很严肃的和我说：“如果雷光汉来访或者邀请去开座谈会时要谨言慎行，并说雷是公开的克格勃”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李纯德说这是国家安全局所掌握的情况，并正式和我打招呼与雷光汉交往要谨言慎行。所以在北京的座谈会我没有参加。雷光汉是“克格勃”这是有关国家单位认定的，并非是某些人的传言，至于他否认此事，也无济于事。雷一向是言行不一致的。如鸣放时期雷的言论是“反俄、反苏”的言论，可是他的实际行动却是去了他曾经反对过的地方去避难。这是最生动的言行不一的实例。还说“侨居海外是权宜之计”。此话也有很大水分。如今中国的现实生活，比他所侨居地的生活要强得多，为何还要继续在那里侨居呢？这是暂时“权宜之计么！”

   最后说说蔡文的标题与内容的不对称。北大《5.19》这是当年民主的象征而轰动全国。可是结局呢？你只是说了历史系一个班的几个人的情况，三.四人而已，只是沈元之死、雷光汉的外逃有一点影响。这只是区区几个人的遭遇，他们也代表不了历史系，更与整个北京大学的5.19的民主气氛相差甚远。所以我对你的标题与内容的评语是“虎头蛇尾”，大大的不对称。内容又大多是传闻和不实之作。所以有诸多事实问题要质疑。

现对北大5.19参与者的结局作简要个别的说明。

1 北大当年五.一九参与者被划为右派的师生全部改正，无一例外，当然包括去世的沈元与外逃的雷光汉在内。以历史系为例，右派学生27人，教职员工右派2-4人，实际上要大于此数。教员中例如周一良先生的助教-夏应元被斗的妻离女散，家破人亡，一直到1979年全部改正时才给摘帽，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地位，重新组织了家庭。现侨居海外经商。在你的文章中提到的“一株大毒草”的作者谭天荣全国闻名，众人皆知的事。但他结局呢？为何不说。是故意呢？还是根本不晓得。谭天荣被划为右派无疑，如何处理的不详。在斋堂劳改的右派中没有他。上世纪八十年代改正右派身份后回到北大。在他已荒废了二十多年的专业，是无法追上的。只有到新的大学去。谭天荣选择了在山东半岛-大海之滨的青岛大学任教，这是5.19参与者的结局之一。

《是时候了》长诗的作者张元勋和沈泽宜，被划为右派无疑，但如何处理的我不晓得。文科学生右派多数在斋堂，但没有听说这两位的名字，最后今天的结局呢？听说他两位也去了山东，孔老夫子的家乡-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在斋堂劳改的中文系教师有乐黛云，结局不须赘述，世人皆知。施宇力（下落不明）。左言东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还有叫李思敬的，他是杨晦的研究生，外号叫李聋子，他用的助听器是郭沫若与他谈话时送他的。斋堂劳改后，分配到商务印书馆，他的专业是中文，可是分配他到外文部编辑日语辞典。虽说专业不对口，但都是语言，不过是外文而已。你文章中说的《儒林内史》的作者就是他。你知道吗？他在斋堂村西的高铺小山村居住，与图书馆系的右派李修宇同住，他们是关系最好最铁的朋友。

最后说说李修宇，当年我也住30斋四楼，窗户朝阳向南开。一天中午时分，听到隔壁有人大喊说“有人跳楼了”。我到窗口一看，一人从四楼跳下落在煤堆上，两腿还在蹬动着，很快就有救护车拉到校医院去了。只听说是图书馆系的叫李修宇，我对他并不熟悉，只知他也是右派而已。这是1957年的事。到1958年我去斋堂劳改时，一天在清水河劳动休息时，一些右派就聚在一起抽烟闲谈，我就问在我身边一个小伙子的姓名。他说叫李修宇。我说“当年你从四楼跳到煤堆上时，还看到你还蹬腿呢，怎么没有摔死。他说我不会摔死的，他曾经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空军的引航员。怎么会摔死呢。同时说起了他的身世。山东人，贫农出身，解放前要过饭，土改后参军。曾去抗美援朝。停战后回国考入北大图书馆学系。他由于出身好，又参过军，扛过枪，渡过江，养成敢说实话的性格。所以，五七年才有了如上的遭遇。我们是同路人，是共同命运的经历者。后来他回校，毕业分配去了哈尔滨市。我在长春市。我们来往不断。所以才有上面说的。共同听过外逃人员雷光汉的对华广播，这是铁的事实，不是你说无此事就能不存在的。

以上我说的几位曾在全校有过影响的人，今天的结局。也是为众多校友和国人所关心的。至于你在文章中提到的那几位校友，只是历史系初入学不久的校友，也值得同情与关怀。但与整个全校八百多名遭难者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更准确来说是八百分之三.四了。

本文杀青后，又重新读了一遍蔡文又又发现了一些问题很重要，不能不再说几句。蔡文说“我与沈元平素没有交往，唯一的一次是55年9月初，我作为历史系的新生，刚到北大报到，安排在小饭厅住下…请注意他与沈元的交往只有这一次，才能说是“唯一”，另外时间是1955年9月，那时还没有反右。再有一点，沈元的大作“急就篇”是你说的“急究篇”吗？说明你没有读过该文。由此两点可以断定，你所说的沈元之死都是道听途说的。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性，一定要认真研究，要去伪存真，才能可靠与可信。不然就是漏洞百出，难以使人信服。

 2015年9月18日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