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难写是精神

——评张利主编的《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 

金恩晖  

我与张利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是有二十几年交往的老朋友了。他曾任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分管过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还负责主持北京大学在内蒙古地区的图书馆学函授教育。我们在一次北京大学函授教育工作会议上相识，才知道他和我不仅是同行，而且还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同系学友。他于 70 年代初入北大，其时我从北大已毕业好几年了，在校时当然没有见过面。后来他又曾作为北京大学的访问学者到母校深造。我们成为朋友，不仅因为都同样有着那种“北大情结”，更因为我们对地方文献资料的兴趣、爱好一致，对于在图书馆工作中，应当加强地方文献收藏、整理和服务工作有着共识，可谓观点相同。 

　　 90 年代初，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兰州市召开，会后，我和张利曾一同去参观敦煌莫高窟，游酒泉、嘉峪关，……一路上围绕着地方文献的认识问题相谈甚多，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他是从内蒙古邮电学校综合电信专业毕业参加工作 5 年后，才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读书的。在与张利的交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母校的厚爱和深深的眷恋，以及对我国图书馆学界著名学者、我们的先师王重民和刘国钧教授的崇敬和深切怀念之情。张利在北大学习期间，那时虽正处于“文革”时期，但在系里他同王重民、刘国钧先生多有接触，曾亲耳聆听刘国钧先生主讲的“图书分类”课，并参与二位先生组织的一些科研活动，亲身接受王重民先生在学业上的指点，两位老先生的治学思想当时就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据他回忆，这种影响，很多都是有关对地方文献价值的认识问题的。当年刘国钧先生十分强调图书馆要注意收集地方文献资料，这次在参现甘肃省图书馆古籍、地方文献库室藏书时，张利对此有了进一步的、实际的体会；这从刘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任职兰州图书馆馆长的那段工作经历中，他也具体而深刻地感受到了。刘先生在兰图提出的大力充实馆藏中的西北文献、搜罗西北文物、编纂西北问题参考书目等主张令他十分折服。张利说，自己现在从事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就应该努力将刘先生的理论付诸实践。他认为，内蒙古地处祖国的北部边疆，同西北、华北和东北都有密切关系，在图书馆搞好“三北”文献的收集、整理、开发与利用，“我们作为刘先生的学生，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又据他回忆，王重民先生对古籍和地方文献也十分重视，王先生对莫高窟流散在国外的敦煌文献的收集、整理的事迹，曾深深地感动过他。张利在北大学习期间，王先生不幸遭“文革”迫害致死，虽未能亲自为他们班级讲课，但却对他们班级的教学多有指导。在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同王先生曾有过多次单独接触，先生的身教言传，使张利深刻地受到启廸。有一次，他在向王先生请教西汉时，对秦焚书后收上来的遗书怎样管理以及汉初皇家图书馆的设置等问题，王先生亲笔写给他一张书条，内容为：1.《三辅皇图》：“石渠阁萧何造——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 ( 按：因王先生即时书写，致将 《三辅皇图》 误写为《三辅黄图》) ；2.《汉书·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有两丞，一曰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并对他说：你读一读这两部古书，就会了解大致的情况了。《三辅皇图》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是两部重要的古籍，《三辅皇图》中记载了有关古代长安城，以及长安城以外三辅地区的详细状况；《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了汉代的职官和职掌等情况，其中涉及我国古代文献（包括地方文献）研究的重要材料。张利深有感触地说：“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古代地方文献，就是从王先生推荐的这部《三辅皇图》和《汉书·百官公卿表》开始的。”从此他才认识到古代历史地理文献的重要价值。张利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王先生还曾对他说过：“图书馆员不论是从事本专业的学习、研究，还是从事读者服务的工作，都必须学会利用已有的文献，对于各种地方问题的研究，特别要善于利用历史地理文献，因此，图书馆必须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放到重要的位置。”“ 我们对地方资料的收集，应一点一滴的积累，通过长期努力，逐渐形成全面的、系统的、地方的或各专题性的文献宝库，以供读者利用；读者只有通过对资料的全面分析和系统研究，才可能对历史全貌有真切的了解、对问题的研究得出较为科学的结论……”等等。王先生还先后给张利开列过一些其他的古代历史地理的参考书目，可惜多已遗失，故至今保存在张利手中的这张书条，对他来说就成为鞭策自己钻研资料、纪念师生之谊的珍藏了。 

　　长期以来，张利十分重视科研工作，特别是近十年来，他不再担任内大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而以研究馆员的身份，专门从事图书馆的文献整理、研究和函授教育等工作。他卸去了行政事务，有了充裕地从事图书馆学理论、文献检索和地方文献研究的时间和条件，加上自己能够刻苦钻研，孜孜以求，从容为文，就在科研方面不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他参与编撰的专著就有《世界名著词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 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简明辞典》（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年）、《中国当代图书馆通览》（香港未来中国出版社，1992 年）、《中国图书馆年鉴（199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特约撰稿人）、《当代图书馆学情报学前沿探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年）；他还主编过《〈骈字类编〉词目索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 年）、《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学术论文集（1998 — 2007）》（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等。在张利累累的学术成果中，地方文献的内容占有重要部分，如《内蒙古资源大辞典》（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年）、《蒙古学金石文编题录》（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等；他还在期刊上发表多篇有关地方文献方面的论文，如“中国的方志及其开发利用” (《内蒙古大学学报》) 、“西部大开发中方志资源特殊的社会功能与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我国西部地区的方志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情报资料工作》）、“近二十年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古籍工作论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我自1998 年退休后，同张利见面虽然少了，但经常能从他的一些著述中了解到他的一些科研活动信息；每当收到他的大作，都为他做出的新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　　 

　　 2007 年金秋10月，我应邀赴京参加国家图书馆召开的第二届地方文献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以后，又紧接着到北大参加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系）召开的庆祝建系60周年纪念会，张利恰好也都参加了这两次会议，我们又有了一段时间接触，得以再次深谈。当各自讲起做些什么事情时，方知他近年来响应党和政府关于加快我国西部开发的号召，投入主要精力，着力于对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开发和利用方面的研究。他主持和完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中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该课题于2002年立项， 2004 年12月完成， 2005年11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通过、正式结项，现在此一研究成果，又经他们统编、整合而成为一部新的著作：《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并已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12月正式出版。 据我所知，这是目前我国很难得见的系统研究地方文献的一部专著。他拿来这部68万字的书稿给我看，并以很信任的态度，诚恳地嘱我提出意见。本为师出同门，是老朋友、又有共同兴趣，我虽有所难，但很珍惜有提前阅读这部新著作的机会，故此贸然试笔，略做评述。 

　　我国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勤劳智慧的人民，广袤的山川大地，也有着灿烂的文化，古朴淳厚的民风，彪柄史册的文明奇迹。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审时度势，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而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国家的西部地区开发事业的加快，要求与之适应的文献资源建设必须紧紧地跟上来；作为图书馆工作者主动地将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纳入了研究工作的视野，说明著者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是为国家、为民族自觉地去做贡献；同时，他们通过此书的论述，将地方文献资源的概念、内容及有关各种问题，纳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西部的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使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成为西部地区总体战略资源建设的一部分，这更加提高了地方文献在社会发展中、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地位，为图书馆的地方文献资源建设打开了新局面。因之，我认为，这部著作的选题，针对性很强，不论是对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还是对促进西部大开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初读《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我的印象是，这部书广集博采，荟萃各方，体例新颖，内容丰实，不仅向人们展示了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较为完整的面貌，而且对地方文献资源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索和研究。“论稿”一书内容包括：导论（关于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工作的历史溯源，地方文献与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内涵，地方文献资源与西部大开发的关系等专门性论述）；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特点、价值与功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概况；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献资源概况；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特色化建设；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建设；西部大开发中用户对地方文献资源的需求；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西部地区地方文献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个案研究（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建设， 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蒙古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结语（西部地区地方文献领域有关问题的总结性研究）等。此书编制过程中，在正文之前，又精选了70多幅彩图，有代表性地向读者展示了西部地区各种类型地方文献资源的魅力，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在正文之后，还附编了近15万字的与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相关的各种资料，为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收集整理、开发利用和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可谓图文并茂、资料详备、耗时费力，匠心独具。我认为，在我国地方文献研究领域，该书的出版，具有开拓意义和创新性，可以说填补了这一方面研究的空缺。

　　视野宽阔，所涉资料范围广泛，是《论稿》的鲜明特色。以往，有关我国西部地方文献的整理、开发和研究，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尚缺少系统的综合研究，多是“各扫自家门前雪”，各地区独立门户，按系统归属或行政建置分条切块地去做，因而成果比较单一、分散。“论稿”则避免了昔日的不足，以一个鸟瞰全局的大视角，对整个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考察和研究；通过对西部各地地方文献资源（包括少数民族文献资源）的总体整合，集中起来比较、分析，对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进行了全面地揭示。其所涉及范围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吉林延边、湖北恩施、湖南湘西的3个少数民族地区；在文献收藏机构方面，“论稿”不仅介绍了各地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而且还对各地的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办）、新闻出版、古籍整理、科研院所、寺庙等众多单位的有关文献的收藏做了介绍；在地方文献类型上，既包括纸质文献，也包括口碑文献、实物文献、虚拟文献和其他种种文献；按语种分，既有汉语文的地方文献，也有各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同时还涉及部分外文文献。正如“论稿”著者所言：“这种大范围、跨系统、多载体、多文种、多类型的全方位研究模式”，有利于“推进地方文献资源的整体化建设，而且对于西部大开发中各系统、各类型地方文献资源的综合开发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部从多个角度、全方位地论述我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的开发与利用的著作。 

21 世纪是一个信息化、网络化的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地方文献的电子化、数字化自然成为文献资源建设的新课题。“论稿”中设有专门章节，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该书不仅将西部古代地方文献同现代网络化建设联系起来考查、研究，而且又对如何捕捉西部地方现实的信息、并纳入文献库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我国西部各文献收藏系统根据自身的收藏范围和重点，如何组织专门力量，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网上地方信息资源的收集整理和开发利用工作，对如何及时筛选、下载，组织加工，利用图书、情报界的工作方法，把分散、杂乱的网络地方文献信息资源整合成适合用户使用的“馆藏化”电子资源或纸质载体文献问题，对如何把流动的西部地方信息资源转化为稳定的信息资源，以便实现具有地方特色的网上信息资源重组的问题，以及建立网络地方文献专题全文数据库和地方信息资源导航库等等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设想。尽管目前各地地方文献资源的现代化水平发展尚不平衡，但这些建议和设想，都具有启发意义，因而值得肯定。我相信，伴随着现代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各有关部门的广泛应用，我国西部地区的地方文献资源必将发生创造性地转化，随着文献工作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影响力必将大大提高。 

另需指出的是，《论稿》中关于地方文献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些基本观点，如关于文献、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工作的历史渊源，关于地方文献的狭义、广义、泛义概念和地方文献资源的科学内涵，关于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六大特点和十大功能，关于地方文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等，其中一些观点不乏新意，都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纵观全书，这部著作为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建设，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轮廓，为这项重要的系统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全国地方文献资源的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材料，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我还不能说它已经十分完善。作为一部探索性的“论稿”，尚存在某些不足之处。如对历史材料的搜集、分析尚需补充，有些观点只是初步的意见；由于各篇皆由每位作者分别撰写，质量的不平衡和水平的参差不齐很难完全避免；有的篇章之间有机联系也不够，有的论述缺乏应有的深度；对未来发展的设想更有待于实践的验证和改进。上述种种， 皆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提高。 

然而，著作者们毕竟率先迈出了这方面综合研究的第一步，而且其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规模、广度和较高的水平。在只有两年的短时间内完成如此规模的一个科研项目，说明该书主编张利对地方文献资源的研究正在逐渐走向成熟。最近几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评审工作非常严格，这一研究成果能获得“良好”的鉴定成果，实属不易，是可喜可贺的。蓦然回首，同张利相识，二十余年匆匆过去。同为北大图书馆学系的学友，我在古稀之年，能够看到他主编的这部“论稿”，既开阔了眼界，又不免思绪百端，感触良多，使我对继承和发扬王重民、刘国钧等老一代图书馆学家的学术传统的问题，受到一点新的启示。 

张利在“文革”时的北大图书馆学系，正值“四人帮”改造“旧大学”的时期。王重民、 刘国钧教授皆身处逆境，虽同学生一起参与教学活动，但他们都处于被改造、被批判的地位，像王先生那样被迫害致死，非止一人，不堪回首。由于时代局限，二位师长的学问当然都不得施展和传承。张利却能利用在师长身边的机会，虚心、诚恳地请教二老，取得他们读书治学中的一些精神，作为自己的鞭策，这是很难得的。王刘二师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厚道、执着的张利，得二位师长关于重视地方文献方面的教诲，念念不忘，此后便谨遵师训，身体力行，直至地方文献的开发、利用工作与研究，成为他在事业上的一种追求，生活上的一种磨砺与涵养。 

由此我想到，人生的大学阶段乃是一种精神力量的积蓄时期，师生之缘不仅只是知识的传承，而更主要是精神的传承。有时，师长的一种思想、见解、甚至一句叮咛，都会成为灵魂中的闪光点和人生的独到感受，深深烙印在学生的心里。我认为，张利之于地方文献的情缘， 就是受到王刘二位恩师精神传承的启廸，而对二位师长学术上有所继承，这才是根本性的继承，发扬性的继承；张利一生中有此收获，也真不枉在北大读书一回 。 

回顾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史，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相比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也是一方知识的沃土，是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发展和专业教育的摇篮之一。从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北大图书馆学系先后有王重民、刘国钧二位名师主持，他们恰如两座峰峦，双双挺立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的千山万壑中。80年代以来，适应形势发展，北大图书馆学系更名为信息管理系，学科专业逐步扩大，一批受过良好学术训练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但王刘二师生前在我系为弘扬学术和发展专业教育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永远纪念。他们及其后继者们先后培养、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大多数人都工作在国内外各级、各系统、各类型的图书馆、文献信息机构或有关行政、教育岗位上。 

王安石诗云：“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读史》）作为学生，我们也许不可能有先师渊博的学识、深厚的积淀和骄人的学绩，但却可以一点一滴地继承和发扬先师的治学精神，即使取得其中的某一方面 也会受益匪浅， 甚至成为我们终生为之努力、为之奋斗的目标，此即所谓“尊师道，长学风”。时间流程和岁月积累将清晰地记下我们沿着师长所开拓的道路去走，是值得的。张利的一系列关于地方文献的著述；锲而不舍，目前在临近退休之年仍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区域振兴的西部地区自然科学地方文献资源的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研究”，就是证明。

 读罢张利先生主编的这部著作，写了以上文字，所谓书评云云，实则是不敢担待的。以上所言，只是对全书所作的粗线条式的勾勒和谈了一些读后所得，其中难免失之粗泛；至于本书的学术价值，读者阅后自会有各自的体会。          

[作者简介]金恩晖（1938—），男，吉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1961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曾任吉林省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和吉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吉林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现为美国张学良历史研究中心特聘顾问。 （张志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