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金恩辉先生对打牲乌拉地方志的研究

李俊恒   钟维华  金敏求

史学研究，需要大量地占有文献资料，科学地分析和利用文献资料；我国地方历史的研究，包括地方的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当然概莫能外。地方志是我国地方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地方志是记载我国某一地区有关地理、历史方面的历史性资料。它不仅数量大，而且涉及的地区广，记载的内容多，可以说，这是一种具有独特利用价值的文献。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地方志占有很大的比重，对地方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吉林省地处祖国的东北边疆，现存本省旧地方志虽较内地一些省少，却也有100多种。新中国建国前，我国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等曾对东北地方志做过一些考订、整理和编述工作，郝瑶甫先生还著有《东北方志略初稿》，其中即包括了对吉林旧志的考录。伪满洲国时，日本人植野武雄撰有《满洲支那地方志概观》，《满洲地方志考》、《关于〈永吉县志〉》等论文，日本人泷川政次郎等编过《满洲地方志目录》、《满洲地方志综合目录》，都曾是涉及吉林旧志的研究文献。但由于历史时代局限，观点陈旧，偏见殊多，除了《关于〈永吉县志》〉》一文外，皆是以整个东北地区的地方志为考察范围的，涉及吉林旧方志的，不过三十余种。

新中国建国后，吉林省各类图书馆很重视本省地方史志的收藏和整理。1960年，吉林省图书馆曾油印了稀见吉林省旧方志49 种，后因 “文革”，使这项工作完全终断。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旧志整理工作才逐渐恢复、并向深入发展，其中，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方志学家金恩辉先生于此贡献很大。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与研究概况

金恩辉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方志学家。1961年他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回到吉林工作，在省图书馆长期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和方志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在方志学研究方面成果显著，直接主持了多部全国性地方文献工具书和研究专著的编辑和撰写工作。在谈及他对家乡方志研究工作的热爱时，他总会提到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对他的影响。

1965年，金生生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稿本，这可以看作是现存最早的“永吉县志“，它的被发现，恰恰可以和王重民先生30 年代初从北师大刚毕业时，曾参与编纂的《永吉县志》相为补充，同时对整个吉林省地方志的整理和发掘，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他沉浸在对家乡的地方志研究中去的时候，由于“文革”，使金先生对地方志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整理不得不中断了。

“文革”结束后，金恩辉很快地恢复了对吉林地方志和《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研究与整理工作：他撰写的一长文《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谈日本学者关于我国清代打牲乌拉的研究》，于1979年6月在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上交流。后有三篇文章发表在：《文献》丛刊1979年创刊号，题为《吉林省地方志考略》；《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4期题为《淡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东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3期，题为《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还有一篇与此问题有关的文学评论《玄烨〈桦花江放船歌〉小笺》，发表在《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系以清代公文用的毛边纸墨写的清稿本。共六卷，缺第三卷，现存约八万余字。该书系当时任打牲乌拉总管的赵云生修、任该衙门左翼委署翼领的英喜纂。其成书为光绪十年（1884年）。该书大量地收入了清朝二百多年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全部档案。其中包括历代皇帝对打牲乌拉的谕诣、赦诏、朱批、言论；清内务府等官署的有关指示、命令、决议，该衙门的呈报、汇总档案资料、文书等，广泛地涉及到打牲乌拉的地理、历史、沿革、经济、政治、典章、物产、官员设置、牲丁数目、添裁俸饷、每岁呈进贡鲜、各项差徭章程，以及奖制度、贡山、贡河、官庄、教育、兵事、外事等地方历史材料。由于这些材料基本上是未经加工修改而照录于志书中的，故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

关于清内务府直辖的机构，解放后，我国已经出版了一批研究史料，但是，以承办皇室及官吏所需的东珠等特产所设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还没有整理过系统的资料。1944年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由当时任职伪满的日本人藤山一雄执笔，曾编辑过《乌拉》一书，由伪修文馆发行，列为《满洲国民族风俗图集》第三集。 1964年，日本的川久保悌郎教授撰写了《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该文收入1964年为纪念铃木俊教授六十寿辰而编辑的《东洋史论丛》一书，由铃木俊教授诞辰纪念委员会出版、发行）一文，在探讨清朝人参采捕制度时，较全面地介绍了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采捕情况。然而，由于两位日本学者对史料占有欠广，对史实有所误解等原因，无论是1944年的专著，还是1964年的论文，有一些史料是需要订正的。在清代的史书、地方志中，并不乏关于打牲乌拉地方的记载，由于打牲乌拉直属清内务府、又曾由盛京、宁古塔、吉林等处将军兼辖之，故《盛京通志》、《吉林通志》、《永吉县乡土志》、《永吉县志》等地方志中，虽对打牲乌拉地方的史料均有记载，但是对于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有清一代最为详尽的、全面的记载，首推吉林省图书馆馆藏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金恩辉对打牲乌拉研究的学术贡献

金恩辉先生（与梁志忠先生合作）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标点和校释，不仅填补了打牲乌拉研究诸多历史空白，而且用事实，纠正了过去有关打牲乌拉研究中存在的错误，也批评了前苏联的个别学者歪曲历史真实的杜撰，受到海内外各方学者的肯定。

《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一文，对川久保悌郎的论文和藤山一雄的著作中有关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史料和观点，提出了商榷和订正性的意见。

川久保悌郎教授（1909---1994）系日本国立弘前大学文学部部长、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东北中国学会会员，从事中国清史，特别是清代东北史研究数十年，是日本老一代的中国史研究专家。

他撰写的《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在其第一部分中，将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作为考察清朝特设的专门人参采集机构来对待，认为清朝政府采集人参实行了两种方法，“一是通过内务府直属的采捕机构进行；二是在户部主管之下通过有关机构来进行”。又认为，在这两种方法中，“前者是主要的，它即是设置于吉林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因此，“绝不能说（该衙门）是把人参采集当作次要任务来对待的”。金先生认为，川久保悌郎教授在这里对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担负的主要任务理解的不够正确和全面。金先生指出，清入关前和入关以后的一个短暂时期内，确曾把刨挖人参、围猎貂皮等作为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进贡物品，但即使在那个时候，人参也不是该衙门所进贡的主要贡品。并征引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和《清会典事例》中历史的记载，证明了川久保悌郎文章将该衙门的任务解释成是为采捕人参而专设的 片面性。从《志典全书》卷二所提供的该衙门的主要劳役项目的目录中可知，其主要任务是“采捕东珠”，其次还有“采捕蜂蜜”、“采捕鳇鱼”、等等，其书细目中唯独没有“采参”，可见采参在该衙门的任务中只占有次要的位置，甚至到了可以略去不提起的程度。

1981年7月，川久保悌郎作为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访华团成员，曾专程来长春停留，与金先生晤面，交流清代东北史研究的问题。1983年，他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全面地介绍和肯定了金恩辉先生的研究成果。 金恩辉先生准确地论述了该衙门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东珠和其他贡品的采集，而人参采集即便是经营了也是次要的。又就此指出，《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提供了不仅限于乌拉地区，而涉及到整个清朝在东北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典章、物产、农业、外交、交通等方面的宝贵资料。从此以后，为探讨东北地方史问题，中日这两国学者、两代学人开始了友好往来、和谐的进行学术交流的局面。

藤山一雄（生平待考），时任伪满州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他在40年代到乌拉实地考察时，尚有一石碑存在原总管衙门公仓东南的田间，他尽录全文，加了标点，收入其所著《乌拉》一书。今如无《志典》的发现，则《乌拉》一书所录的《仓官碑文》即当以藤山一雄氏所记为据了。但《志典》纂修于《仓官碑文》的同年，不仅记述了立碑的缘起，且将碑文照录于书中，成了最准确无误的记载，金先生得以用此校正《乌拉》一书，发现该书所收《仓官碑文》差误处颇多。金先生对其错字、平空添字、遗漏、改动词语、标点不当、断句不通等多处皆据《志典》加以订正之。金恩辉先生还曾著文批驳前苏联学者格瓦麦利霍夫撰写的《满洲人在东北（十七世纪）》一书中提出的观点，麦氏认为十七世纪我国清代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的满族等民族的故乡，而是什么俄国人“直接发现”的地域。金先生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这部清王朝地方政府的“官书”，澄清了是非、恢复了历史真相，也表现出中国学者治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爱国立场。

金恩辉先生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与研究，在国内外史学界和方志学界引起了注意，也得到的相关部门和领导的重视。原吉林省老领导、革命前辈栗又文同志主持吉林省政30余年，历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省长、省人大主任、省顾委主任等职。栗老晚年对金先生的方志研究十分重视，多次予以鼓励和支持。栗老当时的秘书高甫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栗又文同志得知吉林省图书馆学会金恩辉等同志编写《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分论》时，他非常关注。当时他刚从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回来，没有休息就亲自为这三本书题写书名，对这三本书的出版给以热情的关怀和支持。栗又文同志特别欣赏《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一书，称赞金恩辉同志发现和整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工作，对东北及吉林省地方史志研究做出的成绩。栗又文同志曾长时间将这本书置于案头，时时翻检。栗又文同志曾向一些领导推荐此书，并希望一些有关领导对像金恩辉同志这样有志为编史修志而艰苦工作的同志，要给以支持、关心。”（高甫《斯人永逝、深情长存》，《方志研究》1985年第1期）。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在为金恩辉先生的专著《寻根记》写的《序言》中，对金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指出：“恩辉之治地方志自个案入手，如关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一文即为对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所作的考评。进而对地方志领域进行宏观性研究，写出了《关于加强地方志研究刍议》和《地方史地文献与地方志》等编。后在宏观简论之中，益知基础工作之重要， 遂转向于目录提要之编纂，肇端于吉林省，复遍及于全国。体大思精，嘉惠学林，其功至伟。”

吉林大学历史系罗继祖教授在《编辑东北史丛书资料刍议》（《史学集刊》1982年4期）专门提及金先生发现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吉林省图书馆金恩辉同志在省图藏书中发现了一部光绪十年官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六卷（中缺第三卷），主要记吉林逐年向北京进贡品物，是前人未见的。金同志已有说明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并作好注释，即将出版。这些都可以编入《辽海丛书》的”。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重视。

著名民俗学家、东北师大中文系汪玢玲教授在《打牲乌拉贡珠与东珠故事》（《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4期）一文中认为，金先生发现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详细地记载了该衙门以贡珠为首的各项采捕纳贡事宜，是研究东北特种经济及东珠故事十分珍贵的资料”。

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在他的总结性文章《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中指出：“1981年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九是金恩辉、梁志忠所作《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和汇辑》，第二部分《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史料》是1965年发现，从未公布的永吉最早文献。”他在文中还多处提及由金先生主持编撰的《中国地方志论丛》。

金恩辉先生关于“打牲乌拉”历史文献的发掘与研究，不仅填补了历史与方志文献研究的空白，而且也为“打牲乌拉”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此后几年以至直到现在很多关于打牲乌拉研究的论文还在引用《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史料。其中尤应提及的是，赵东升先生1991年在《社会科学战线》第4期发表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一文，补充了省图书馆藏《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所缺“卷三”之不足。参考《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的史料，我省一些学者还对有关打牲乌拉家谱、东珠蜂密采捕等问题进行了探入研究。

“治学当先熟桑梓，读书岂肯忘师恩”   

金恩辉先生关于地方志研究的专著《寻根记》，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后，黑龙江省方志办编审、方志学专家、诗词书法家柳成栋先生曾为之洒墨赋诗一首：《读金恩辉<寻根集>》曰：

“潜心方志苦寻根，受业燕园即入门。

治学当先熟桑梓，读书岂肯忘师恩。

《打牲》勘校声名远，《详论》完编韬略存。

《提要》踵成扬《四库》，沟通两岸铸忠魂。”（《对影集》卷二， 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这是对金恩辉先生方志研究和治学成果的十分中肯的评价。

“潜心方志苦寻根，受业燕园即入门。”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金恩辉先生在北京大学有幸得到王重民教授关于方志目录学知识的教诲、启迪和耳提面命；其后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图书馆工作中，从末间断方志的整理与研究。“《提要》踵成扬《四库》，沟通两岸铸忠魂。”在岗时，他曾和台湾大学资深教授胡述兆先生联合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这部大型的学术性工具书，凡四卷，计千余万字，由汉美图书有限公司在台北出版，已成为国内外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案头所备的参考文献之一。退休后，近年他又带领东北三省图书馆界一批青年学人，完成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科研项目，该课题已批准结项，将要正式出版。“治学当先熟桑梓，读书岂肯忘师恩” 金恩辉先生之所以取得上述成绩，是因为吉林是他的故乡，北京大学曾有他的恩师，投入方志之学是他的缘分，这种乡土情、良师恩和治学缘成为他以大半生精力，孜孜不倦地去刻苦钻研的功力。

参考文献

金恩辉：淡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社会科学》 1979年第4期

金恩辉：《对日本学者有关吉林省地方志研究史料的订正——兼谈清代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金恩辉：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 ，《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5期

金恩辉、梁志忠：《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中国地方志丛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十九）

[日]川久保悌郎：关于新史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  《东方学》(日)杂志第66期，东方学会1983年出版

金恩辉：《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金恩辉著《<寻根记>跋》

罗继祖: 《编辑东北史丛书资料》，《史学集刊》 1982年第4期

金恩辉：《古镇的幽情，历史的反思——再谈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学问》2002年第11期

汪玢玲、陶金：《打牲乌拉贡珠与东珠故事》，《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

赵东升：《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补佚，《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

傅振伦：《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5期

作者简介：李俊恒，吉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东北师大中文系本科及北大信息管理函授本科毕业。

钟维华，吉林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吉林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金敏求，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学专业专科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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