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做一个读书人”

——以金恩晖的图书馆职业生涯为中心

姚小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一生要做一个读书人”是金恩晖先生入学北京大学时立下的人生信条。在数十年的治学生涯里，金先生无论是少年时去校图书室读书看报，或是赴北大求知问学，抑或是在工作岗位勤恳实干，都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这一使命，将管书、用书、编书、读书、写书融于点滴生活中。正如其所言“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始终未曾放弃一个读书人的追求：读书与写作。在图书馆工作中，我将书刊作为工作对象来操作，能在其中找到求知的乐趣。同各阶层读者打交道，更离不开读书与写作的话题，每天下班后，上班前，乃至周日、节假日，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沉浸在读书与写作中。”^[1]11

《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长春出版社2020年版）是一部收录金先生从事公共图书馆事业以来所思所想的学术文集。书中既包含了他在图书馆学专业领域的学术创见，也涵盖了其读书、治学、问师、交友的人生感悟。这百余篇文章，不仅是其学术研究的历程再现，更能让读者体会到金先生数十年来一以贯之的学术追求。本文即以《文集》为中心，深入剖析和探索金先生令人敬仰的学术贡献与品格，并试图揭示其立身敬业于公共图书馆，深研地方文献学，并旁通文史诗论，学以致用、卓然成家的学术人生。

1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科班出身的金恩晖先生

金恩晖先生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祖父为清末秀才，家中多有藏书，故而其幼承庭训，“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像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五四’以来新作家的作品，《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旧小说，都曾囫囵吞枣地找来阅读，从很小的年纪就喜爱上了文学。”^[1]1就读于吉林省实验小学、实验中学的金先生，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最优等生”奖章,出于对文学的浓厚兴趣，他还组织同学成立了吉林省实验中学青少年作家协会，编印了当时吉林省中学生创办的唯一一种铅印刊物《向阳草》，并已开始将一些杂文、诗歌、短评等向省内外报刊投稿发表。可以说，金先生在中学时期的阅读与写作经历为其之后的学术人生铺设了坚实的基础。

1.1 读书求知的学术因缘

金先生的图书馆学因缘源于其从小在校图书室读书求知的经历。从初一起，他就是校图书室最积极的小读者，同时还养成了在学习中遇到疑难困惑，先去图书室查找资料的习惯。步入高中时代，他的读书兴趣与写作欲望与日俱增，也意识到“读一些书，想一些问题，有一点新见解，就要写出来，争取发表，走向社会”。他认为“读书，可以加深对已有知识的理解，并增加许多新知识，产生写作的要求；带着某种问题去读书，为了写作的需要去读书，围绕某一主题广泛浏览、深入挖掘，又会进一步增加阅读兴趣，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而无论是为了写作而读书，还是为了读书而写作，图书室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1]5正是出于对图书室有着这样清晰的认知，金先生1957年高中毕业后，便报考了心仪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进而开启了其与图书馆紧密相连的治学之路。

金先生在北大的读书求知以广博为主。其在就读期间，除了学习图书馆学专业课程外，还抓住机会聆听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领域素负盛名的老先生讲课。此外，还选修了外系的公共课，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林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王瑶、章廷镛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他曾感慨道：“目睹老一辈学人的风范，亲耳聆听他们的教导，使我从一种学科知识的水晶宫游到另一种知识的水晶宫，每每从他们提纲挈领的提示中受到启发，我又到北大图书馆里寻找新的知识，从而扩大了读书的范围，增添了读书的乐趣，这真是一种最美好的享受。”

1.2 北大师友的学术浸染

在北京大学求知、求学的过程中，金恩晖先生收获了诸多师友的指导与帮助。他们既是其学术梦想的引领者，又是其学术道路的同行者，对于金先生在图书馆学、方志学、目录学等领域的研学成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奠定了其读书治学的人生基调。

王重民（1903-1975年），河北高阳人，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图书馆学家、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是金先生进入方志之学的引路人。他引导金先生将自己的学科爱好与方志联系起来，带着“文艺方面的问题，去查阅当地的地方志”，并授予他地方志的研究方法：“先耐下心来去认真地读一部家乡的志书，将一部书的主旨、结构、重点、特点……研究透彻，以此为基础，再由点到面，力争了解东北，乃至全国方志的状况。”^[1]66金先生多年后回忆道：“王先生这样现身说法、循循善诱地开导我，使我对中国地方志的价值由感性上升到理性，由单纯的喜爱而下决心去钻研这门学问。”^[1]49直到金先生参加图书馆工作后，王先生还常常以千字书信指导其有关地方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问题。

刘国钧（1899-1980年），江苏南京人，继王重民先生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先生在自己处于受批判的境地下，仍然热情鼓励并耐心指导了金先生及其图书馆事业史小组同学的学术研讨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查阅书刊资料，起草、修改社会调查提纲，最终完成了《我国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一文，并顺利发表至《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此后，刘先生又指导学生们开始了《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近、现代）》书稿的整理、编撰工作，为图书馆学系教材《中国图书馆事业史》铺路奠基。金先生曾言“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以后的工作中，我才有勇气挑起主编《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和《中国图书馆学自学系列丛书》这样的担子，并且还编撰或主编《图书馆学引论》等十几种专著”。^[1]10事隔多年后，金先生仍然怀念着那段岁月，他说：“在那一段岁月里，刘先生的满腔热情，对科学的虔诚和对学生的责任感，在我们心中播下了做人、做学问、搞研究、搞事业的种子，成为我们当事者终身汲取的精神力量。”^[2]657

此外，还有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周文骏先生、朱天俊先生（1930-2013年）、王凤翥先生，以及与刘国钧先生一同指导金先生及其同学撰写图书馆事业史研究著述的关懿娴先生（1918-2020年）等优秀的图书馆学系教师，与作者并肩作战，深研学术问题的北大同窗如葛仁局、赫彦生、钱拱辰、张玉藻、邵国秀、朱育培、曾浚一等。因而可以说，虽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背景、政治风波使得金先生这一代学人，未有机会受到北大诸位业师深厚学养的系统传授。但毋庸置疑的是，金先生依然出于内心的自觉，默默地像学界前辈、同窗学习，在北大就读期间打下了较好的知识基础，也逐渐明晰了今后的治学方向。

2《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的内容梗概及其学术内涵

《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由吉林省图书馆馆长赵瑞军与原办公室主任李俊恒研究馆员等二十余位同人，以近两年的时间，将金恩晖先生数十年来深耕图书馆学研究与事业发展，勤笔写就的学术文章汇辑而成。此著出版前已有《金恩辉图书馆学文选》（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问世。而今《文集》即在其基础上，新增了金先生近来的研究成果，并对所收录文章进行了更为严谨、合理的编排。

2.1 内容梗概

《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分上、下两册，共收录143篇文章，凡83万言，编排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图书事业史”“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采访、分类及其他业务工作”“图书馆学教育与学会、刊物工作”“图书馆的读者阅读指导”“文献工作、文献学及文献检索”“目录工作、信息管理与目录学、信息学”“记述与评论图书馆界师友的研究及其著作”九个专题。该书依据专题或收录金恩晖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文章，或记录其对图书馆学研究专著、业界学人的评述随笔等，力求多层次、多维度地集中展示恩晖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著作成果、学术贡献及其与学界同人的学术交往。该书序言由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子舟教授所作。子舟老师深耕图书馆学教学与科研阵地数十年，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颇有研究。序言中其讲述了与金先生之间相知相交的学术往来，并依据文集的内容，着重从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文献整理与文献资源建设，以及目录学研究四个方面，条分缕析地概括了金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观点，总结了其个性鲜明的图书馆学研究特色与学术贡献，赞誉金先生是“我国第二代图书馆学家的优秀代表”。

“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中，恩晖先生撰有多篇文章强调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改革的迫切性，如其主张“从知识的总体上，从信息产生与交流的规律上，从图书馆学科的本质上概括具有规律性的原理”；“从当代图书馆发展新潮流中，汲取新营养，开阔新视野，大胆地引进世界上图书馆界先进经验、现代化技术，从科学整体化的趋势中去发展图书馆学”等。^[2]60同时，在图书馆学调查研究中，其较早采用了“路面式”“蹲点式”的调查方法，以获得全面具体的一手资料，加强吉林省基层图书馆的业务辅导工作。“图书事业史”一节中，主要收录了恩晖先生所撰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成果提要和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对象与历史分期的阐述，有助于读者对百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全景式的鸟瞰。恩晖先生对“农村图书室”“少年儿童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事业改革”等的发展也较为关注，这部分文章被收录在“图书馆事业建设”部分。有关金先生对图书馆实践业务工作的思考则集中收入“图书采访、分类及其他业务工作”一节。此外，“图书馆学教育与学会、刊物工作”主要记录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长春函授站和吉林省图书馆函授教育工作的开展状况与学员反馈，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北大信息管理系友会的相关内容，以及吉林省图书馆学刊物《图书馆学研究》《吉林高校图书馆》《黑龙江图书馆》《长图通讯》等的创刊历程。“文献工作、文献学及文献检索”重点介绍了金先生对吉林省地方文献工作、史地文献检索、经济学文献检索、情报检索以及历史、地理科学文献检索等内容的学术性思考。“目录工作、信息管理与目录学、信息学”汇集了金先生对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王重民教授的目录学研究遗著《中国图书目录学史料》的揭示，以及其对信息学、信息资源等的看法。而“图书馆的读者阅读指导”“记述与评论图书馆界师友的研究及其著作”这两小节则主要以学术随笔的形式，记述了恩晖先生对读书、治学、书评等的真切感受以及对图书馆界学人刘国钧教授、唐西民馆长（1919-1973年）、杨威理先生等的追忆性文章。

2.2 学术内涵

金恩晖先生曾在吉林省图书馆采编部、参考咨询部、业务辅导部、图书馆学研究部等部门工作，后又任副馆长、馆长，同时还兼任着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辑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卷编委，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学研究》杂志主编等，有着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颇多创见。《文集》的出版，不仅是其图书馆学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汇总，更使我们得以明晰其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思考印迹。

金恩晖先生重视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早在1981年，当彭修义先生提出“知识学”这一概念时，其就表现出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向其邀稿，以期改变“图书馆学研究著作被肤浅地看作是图书馆各项工作环节简单介绍的局面。”^[2]38他在文中表示，图书馆学这门可以包罗万象的，关于知识组织和运用方面的学问，不应当是图书馆各项实际工作环节的几块‘压缩饼干’，并希望学界能够从知识学、信息交流等角度来改革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金先生此番振臂一呼，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进程。针对网络时代下，传统图书馆如何存在的问题，金先生亦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无须过早地担心图书馆满足读者阅读需求的社会职能会因纸质文献的消失而被其他设施所替代。传统图书馆以纸质文献的存储、检索和利用的单一服务模式正在并且将继续被打破，各馆必定走上运用计算机、通讯技术、多媒体存储、网络化等高新技术，多途径地加强检索功能，满足读者方便快捷地获得信息需要的新道路。”^[2]125-126并进一步指出“从今而后，我们的图书馆、图书馆事业，乃至图书馆理论研究和图书馆学教育，应当主要围绕着‘为咨讯（信息）建立检索点’而操作、运行”。图书馆学是一门方法性学科，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构建。只有多角度、多元化、多层次地探索挖掘图书馆学的学科本质，才能进一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繁荣昌盛。由此可见，金先生正是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出发，在极力推动着图书馆学知识系统的完善和研究命题的不断深化和扩大。

金恩晖先生善于从微观视角审视和规划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其尤为关注农村图书室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建设。他强调农村图书室在推动农业生产，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也肯定了少年儿童图书馆事业独立存在的价值，并极具针对性地指出少年儿童图书馆学学术研究应当注重加强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研究。此外，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改革问题，恩晖先生也提出了诸多颇具视野观的论点。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在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时，可以利用党政机关、企业等获得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为广大读者服务，也可以利用现有条件广泛开发馆藏人力、智力资源，还可通过建立高效科学的管理机制来强化图书馆内的工作效率等。以上观点，对于今日图书馆事业改革亦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金恩晖先生长期关注着地方文献研究与文献工作，多次呼吁各级领导对吉林省打牲乌拉地方的文物、资料与史料研究问题予以重视。他自1965年起便着手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进行标点与整理工作，而后在近三十年后，意外获得所缺原稿本第3卷后，便对该书进行了重新编辑、标点和注释，并最终以《〈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面世。由此，恩晖先生还进一步提倡建立乌拉史料文库，以全文影像库、全文文本库、书目库、专题库和相关文献库等为读者提供服务。同时他还建议将乌拉史料文库与乌拉街文物遗存结合起来，以彰显历史文化，并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我国文献检索系统的构建方面，恩晖先生在分析了十余部文献检索与利用的教材与学术专著后，认为在文献检索工具的编制中，应当注重探讨各学科文献源流与发展过程，传授文献检索理论与方法，注重培养和提高读者的文献检索能力等。

目录工作与目录学研究也是金恩晖先生较为关注的学术领域。文中，他借用民间俗语“国藏是湖，民藏是海”，指出民藏文物艺术品和国藏文物艺术品都应当予以保护，如果仅关注于国藏而忽略了更为广袤丰富的民藏，则无异于是圈了湖泊，却丢了海洋。他认为“拍卖文物成交前的副产品即——拍卖目录有如一本本总户籍簿，记载着古籍宝藏，每次拍卖目录收集保存下去，并对其加以著录与研究，对私藏文献资源做全面调查和整理，能够做到公藏和民藏合流，唯此才能全面反映我国中华文明的深厚博大。”^[2]640 还进一步强调了拍卖目录所具备的经济价值和记实价值，以及载于目录之上的文物艺术品的艺术性、美学性、文物性等。

金恩晖先生在数十年的图书馆学研究生涯里，以其热情真诚、严谨审慎的学术品格与海内外图书馆学者均保持着良好的学术友谊。其与美国杨百翰大学夏威夷校园图书馆馆长福森先生、日本加藤一英教授、川久保悌教授、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石景宜先生（1916-2007年）、台湾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图书馆学系主任卢荷生教授（1931-2011年）等都有着学术上的交流，还与台湾大学胡述兆教授合作，促成了《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漢美圖書有限公司1996年版）的盛举。此外，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金恩晖先生，还多次邀聘北大教师前往图书馆学长春函授站授课，为吉林省图书馆、文化厅、杂志社等单位输送了一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有效推动了吉林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金恩晖先生的学术贡献及其思想启迪

金恩晖先生刻苦好学、孜孜不倦，数十年来工作兢兢业业、不畏艰难，治学严谨认真、成果卓著。无论是专业内的学科理论探讨、基础实践工作，抑或是专业外的方志研学、文史评论、张学良研究等，他都广泛涉猎，有着颇多学术建树和独到见解，是新一代青年学者为人为学、择业立世的学术楷模。

3.1学术贡献

金恩晖先生求学于北京大学，在授业恩师王重民、刘国钧等先生的引导下，逐渐明确了研究方向，并开始了专业而深入的学术之路。总结而言，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开展、图书馆学函授教育的普及以及地方志研究三个领域。

3.1.1 图书馆学研究

作为图书馆学科班生，金恩晖先生长期坚守在图书馆学研究阵地，深耕于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其与周文骏先生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执笔撰写的“图书馆学”特长词条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图书馆学由前科学状态向常态科学过渡的标志。^[3]恩晖先生也因此成为对新中国图书馆学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之一。^[4]此外，他在担任《图书馆学研究》主编期间，还刊载其与彭修义先生等人就“知识学”、“图书馆学理论发展方向”等问题的讨论要义，以引导学界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加以重视。在金先生的领导下，《图书馆学研究》也每每成为图书馆学理论争鸣的先导。

金先生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专著的编撰出版中。作为《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丛书之一的《图书馆学引论》，便是其集结一众学术根底深厚的资深学者或具有学术潜力的中青年学者所合力撰写的。该书是避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沦为图书馆业务环节累加概括的一次有效尝试。在出版25年后，其被作为图书馆学概论方面的著作而收入《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此外，金先生也曾参与吉林省图书馆学会倡议、组织的文献检索专著的编写工作，主编有6部信息检索类教材，拓宽了信息时代下，传统图书馆经验之上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金先生在担任吉林省图书馆研究辅导部主任时，曾发动本省近900名馆员，利用半年的时间对8538名读者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问卷调查，由此形成了《对图书馆8538名读者的调查与分析》（吉林省图书馆学会1983年出版）一书。此举是一次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运用于读者调查工作的有效尝试，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学社会调查研究的普及。

3.1.2 图书馆学教育

函授教育是新中国成立后，为更快培养专业化人才的教育形式。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开展函授教育，是提升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能力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金恩晖先生在其任职吉林省图书馆期间，推动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情报学系）长春函授站的恢复和吉林省图书馆函授学校的创立，为吉林省图书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如今他们都作为精英骨干服务于吉林省各图书馆中。

主办函授教育期间，“金先生一面为函授生和其他大学的学生授课，一面主编教材，撰写图书馆学教育和图书馆人才培养方面的文章；学生毕业后，他又鼓励、指导他们继续学习和研究，甚至与学生合作，共同写文章、编书籍。”^[5]由其担任主编，集聚全国各地图书馆学专家、学者所撰写的《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系列丛书是当时图书馆员和函授学员的重要学习教材。该书体系合理、内容新颖，曾在1983年被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指定其为本专业职称考试的参考书之一，并于1988年获得吉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是当时国内许多基层图书馆的同志作为业务自学、岗位成才的用书。^[2]45此后，该书修订版《中国图书馆业务自学大全》还立足于中国国情，广泛吸取了我国及国外近年来图书馆学、情报学、目录学等领域的新理论、新经验和新技术，对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做了进一步探索。

3.1.3 地方志研究

“志者记也”。地方志作为记录一地之自然风貌、人文景观的重要典籍资料，是我国历史文献中独具人文、地理价值的一类重要文献。地方志研究是金恩晖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之外，用力颇深的一个研究领域。对于恩晖先生的地方志成就，来新夏先生（1923-2014年）曾给予过客观、中肯的评价：“恩晖之治地方志自个案入手……进而对地方志领域进行宏观性研究，……后在宏观简论之中，益知基础工作之重要，遂转向目录提要之编纂，肇端于吉林一省，复遍及于全国。体大思精，嘉惠学林，其功至伟。”^[6]

金先生早期的地方志研究主要集中于吉林省及东北地区。其在参加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时，以近3年的时间将馆藏2000多种方志全部著录、上架, 编定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同时还以金毓黻先生（1887-1962年）编撰的《长春县志》为基础，初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撰成《吉林省地方志考略》一文。^[7]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金先生对稀有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稿本的发现与整理。他与梁志忠先生合作，所完成的对《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标点和校释，不仅填补了打牲乌拉研究领域的诸多历史空白，而且纠正了过去有关打牲乌拉研究中存在的错误，也纠正了日、俄个别学者歪曲历史事实的杜撰，受到海内外各方学者的一致肯定。此外，由其组织东北三省图书馆数十位工作人员所汇编的《东北地方志中的边疆问题史料类编》，亦填补了东北地区边疆史料的空白，廓清了东北方志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金先生还力挑重担，在1981年组织全国各地的文献学家、地方志专家编辑了“中国地方志论丛”，包含《中国地方志总论》《中国地方志分论》和《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汇辑》三册。其后，又在此基础上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地方志详论”丛书，对我国现存8000多种、11万余卷的地方志遗产进行了一次整体性、有序性的考评，为地方志资源共享开拓了更广阔的道路。^[8]此外，他还协同胡述兆教授一同编撰了近600万字的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该著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博士视为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来，又一部大部头的提要性工具书，并称这部《提要》对于研究中国文化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者而言，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功德与盛举。”^[9]

3.2 思想启迪

金恩晖先生作为图书馆学、目录学、方志学等领域的学问大家，其一路走来的研学成果无不彰显着他勤勉为学、刻苦奋进的治学历程与孜孜不倦、持之以恒的学术品质。可以说金先生的研学成长带有鲜明的个性与特色，概括来看主要有以下四点。

3.2.1 近水楼台创造了其研读之便

金恩晖先生自1961年进入吉林省图书馆以来，一直从事图书馆实务工作。他初入职便被派往吉林省部分市、县进行业务辅导工作，而后被抽调入“旧平装书整理组”，为旧书匹配复本，并分编整理和突击采购。在做配复本工作时，金先生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里，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每天都用一半的时间一目十行地去翻阅一切名著的内容。^[1]79完成旧书整理工作后，金先生被调入社会科学参考部为读者提供参考咨询服务，后出于对方志学的热爱，他又主动请求调入古籍组整理方志。也正是在参与馆藏方志的整理工作中，金先生进一步理清了吉林省方志发展的来龙去脉，还发现了馆藏珍贵孤本《打牲乌拉志典全书》。

因此，金先生作为一名图书馆员，其数十年来的学术思考与探索均与图书馆有着密切的联系。图书馆的馆藏资源是其读书治学的基础，在图书馆所从事的实务工作又是推动其深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抓手。正如唐西民馆长所言：“每一个图书馆员都应当尽其水平所及，多读些书，多了解各种图书的内容，这应该是一个图书馆员的基本功。”金先生正是以图书馆员的身份，充分发挥着近水楼台的资源便利，而开展了一系列的研学活动。

3.2.2乡梓情结促进了其方志之学

乡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本地区人民和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在特殊的地域生活里的展现。^[1]208金恩晖先生对地方志研究的热爱，源于其与生俱来的乡情。《诗·小雅·小弁》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金先生小时候便多次翻读祖母旧藏《金氏族谱》的序言，对金家祖先来历及其脉络已有初步了解。而后入学北大，蒙王重民教授亲炙，进一步明白了“如欲追寻民族之根，或对先人在某一地方上某段历史发展的脉络，有深入一些的了解，应当从有关方志的记载中入手。”于是研学方志便成为金先生乡梓情结的一种寄托。

方志之学是金先生在图书馆学之外，长期坚持且不曾间断过的一个研学方向。其曾言“在我迄今为止的读书治学与写作生涯中，对方志之学十分偏爱，可谓情有独钟，尤其是对我的家乡吉林的史志兴趣始终未减。”即便是“十年浩劫”期间，金先生也始终不懈怠对地方志的研究，坚持每夜在斗室孤灯下通读《东北通史》《宋辽金史》《渤海国志长编》等史书。“文革”结束后，又开始在繁杂的业务工作之余，继续耕耘着方志学这片待垦的沃土。汇集金先生历年来地方志研究的论文选集《寻根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便是其“寻根情结”“乡梓情结”的有力见证。

3.2.3良师益友引领了其治学之路

金先生在入学期间，尽管因社会环境、政治风波的影响，未有机会接受系统化的学习，但在其长期的治学历程中，却遇到了诸多引领其前行的前辈和一同并肩作战的朋辈。在北大就读期间，就有王重民、刘国钧、周文骏等先生传授其图书馆学、地方志学等专业知识，而后又遇张松如先生（1910-1998年，笔名：公木）指导其美学、诗学、文艺学等。工作后又有栗又文（1901-1984年）、宋振庭、唐西民等奖掖后学、提携晚进的领导给予其关怀和帮助。此外，还有在图书馆学、地方志等研究领域互相帮助、共襄盛举的北大同窗，工作同僚等，以及在研学过程中如春风细雨般滋润其成长的海内外学界榜样，如来新夏教授、杨殿珣先生（1910-1997年）、杨威理先生、胡述兆教授、卢荷生教授、福森教授等。

金先生是不幸的，整个大学教育阶段都处在思想封闭、思维保守的环境之下，未有机会接受欧美的先进思想，也未能对中华传统文化予以继承和发扬。但金先生又是幸运的。其研学路上所遇到的这些前辈与同伴，或为国内外一流的专家学者，或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后学。他们博学广识、锐意进取，是和金先生有着同样学术信仰的一群人。正如金先生所言：“我在参加图书馆工作后，在自己做人和工作实践的道路上，在读书治学的诸多方面，不同时期都幸运地遇到过一些肯无私地帮助我、教育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品德高尚、学识丰厚，时时刻刻在热情地支持我、潜移默化地影响我”。^[1]218可以说，这些良师益友是金先生治学之路永不熄灭的指路明灯。

3.2.4博采众长拓宽了其研学之域

金恩晖先生立足于图书馆学、方志学，并旁涉文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教育学、哲学等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来源于其博才众长，善于汲取多元文化的学术品格。他在刻苦钻研图书馆学、地方志学等专业研究著述之余，广泛阅读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典籍，以及海外名家如普列汉诺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著作。他还在“文革”期间，从源头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和思想方法进行了系统学习，以期对文学、美学、图书馆学等理论研究有较大突破。

如金先生所提出的“图书馆工作者要重视书评、也要动手写书评；图书馆工作者要善于利用书评，也要将本馆办成一个书评阵地”^[2]402，“欢迎专家、学者、古籍研究者和图书馆工作者对中国古籍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价值等有分歧的学术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便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遗产的总结工作在更广阔的视野上展开和深入下去”^[2]411等创见正是其充分吸收多元学术营养的结果。因而可以说，金先生的图书馆学研究是多学科交叉的融合式研究，其能跳出图书馆学固有的研究窠臼，并自觉运用“图书馆学”一般研究方法对其他领域加以拓展和深入，可谓图书馆学界不可多得的“学问杂家”。

4结束语

读罢《金恩晖图书馆学文集》，仿佛与金先生一同领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图书馆学发展历程。《文集》中，无论是其对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的探索，还是对图书馆学函授教育与刊物编辑的体会，抑或是对图书馆学人的人文品格评述与图书情报研究专著的书评推介等，无不真切地记录着金先生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专业而深刻的学术思考和其从事图书馆事业以来扎实而有力的前进步伐。

金先生曾说“一个人的本职工作是图书馆同利用图书馆的藏书为自己服务，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统一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如果处理不好，动机和效果会适得其反。”^[1]5因此他认为图书馆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爱书、惜书、读书、懂书，甚至又能写书，即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能利用图书馆的文献挖掘出一些知识财富的人^[1]11。可见金先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学术理念，实现了图书馆本职工作与个人读书治学之间的平衡，学以致用，用以促学，进而成长为我国图书馆学界有爱好、有专长、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