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议杂家金恩晖

——《五味斋随笔》读后

李国民

金恩晖是位多面手，主修图书馆学、地方志学，兼修艺术哲学、艺术批评，名副其实、实至名归的杂家。还在中学时代，金恩晖就以诗歌和杂文出道入行，编织自己的作家梦、文人梦；大学刚毕业，又发表长篇美学论文，引经据典，挑战权威，表现出强烈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自信，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展翅雁雏敢入云。在我看来，金恩晖就是一位充满诗意情怀、熟稔人生真谛的杂家。而我，则是一个万金油，半瓶醋，长期从事文艺管理工作，让我评论金恩晖的《五味斋随笔》，岂敢妄言深刻、创见，只能说些杂思、杂想而已，是为杂议。

日本艺术学大师黑田鹏信说过，知识欲的目的是真，道德欲的目的是善，美欲的目的是美，真善美，即人间理想。我的杂议就围绕真、善、美这三个字展开。我个人认为，真善美是为人、处事、作文的最基本标准，也是为人、处事、作文的最崇高标准，穿越古今，贯通中外，扩张性强，包容性强，只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下有不同要求而已。并且，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图书馆学、地方志学，还是艺术哲学、艺术批评，我都不可能说得非常专业、非常到位，顶多不过是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地附庸风雅、滥竽充数罢了，泛泛而谈比较适合我。

先说真。金恩晖博览群书，满腹经纶，在我认识、我知道的学者当中，他是唯一通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全集的人，记了5000多张卡片，写了30多万字笔记，还完成了《马克思的读书、学习和科学研究工作》书稿；《毛泽东选集》就更不用说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倒背如流。但他特别喜欢、特别推崇星公（宋振庭）的一篇文、一句话：“真理是很朴素的”！我举双手赞成。恕我孤陋寡闻，我确实没有读过星公的杂文，但我确实想到过、说出过这句话：“真理是很朴素的”！粉碎“四人帮”不久，面对安徽“包产到户”的创举，全国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最后不得不等邓小平出来说话，才算一锤定音。其实，不管自然环境是好是坏，不管政治气候是松是紧，个人家的“自留地”总比生产队的“大田”产量高，没有例外，没有反证，且还不是高出那么一点点。这么简单而明确的事实，怎么就没人敢于承认呢？或者承认了也没有人敢于宣示呢？包括我自己。所以，我当时想到了那句话：“真理是很朴素的”！就看你敢不敢承认它，敢不敢说出来。

在这一点上，金恩晖比我们强，他有一颗热爱真理、追求真理、传播真理、捍卫真理的心。早在1957年，金恩晖刚满18岁的时候，他就在文学杂志《长春》创刊号上发表杂文《关于眼睛的种类》，说“在我们周围……他们的眉毛底下，长着一双别人的眼睛”，“如果某权威说‘某作品是灰色的’。他便会说‘对的！灰得很！灰！灰！灰……’某首长说‘云朵是红色的’。他更会鼓掌赞同，‘简直和我看到的一模一样！云朵红得发紫。红啊，红……’难道这种可怜的应声虫不是长着别人的眼睛吗？”金恩晖主张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心灵感受，不能趋炎附势，攀龙附凤，做一个“可怜的应声虫”。这是童言无忌吗？不，这是真诚！这是少不更事吗？不，这是真挚！这是探寻真相！这是追随真实！这是和真理一样朴素的人格！与金恩晖相比，我觉得我们许多人都应该感到汗颜。

也就是在这一年，金恩晖因为这等杂文，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系遭到“批判”，被定为“右倾学生”，离“右派分子”只差一步之遥。可见，说真话和倡导说真话都不容易，有时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这也是我们许多人不敢睁开眼睛看真实、不敢张开嘴巴说真相的原因。然而，更为难得的是，金恩晖吃一百个豆儿不知道豆儿腥，1962年他仍然斗胆否定“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的普遍性，否定“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的继承性的普遍性，痴心不改，顽固不化，只为一个字：真！

在我看来，真是为人做事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真、善、美，真是放在第一位的，是前提，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我们不能生活在一个用谎言构筑的世界里，正如“狼来了”那篇寓言所宣示的，撒谎的孩子最终一定会被谎言吃掉。可现实却让人心酸，我们许多人在许多时候，还是不能拒绝、摆脱各种利益的诱惑，说谎，传谎，为谎言找理由，为谎言安翅膀，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此乃人性之悲哀、生存之悖反也，令人无语。我其实不太相信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这类话，因为有时候文确实是不如其人、人确实不如其文，循环往复，屡见不鲜。所以，还是把文和人、人和文分开来说比较好。特别是在文化圈、评论界，用有权人、有钱人的眼睛看、嘴巴说，已成习惯，既所谓的“潜规则”。看看“水军”的兴旺就知道了，有些文化人、评论家就是“水军”头领和军师。更可恶的是，这些常常人欺人不欺己，说一套，做一套，马列主义尖朝外，让别人弘扬“真、善、美”，自己却沆瀣“假、恶、丑”，自以为活得明白，实际上不仅糊涂，而且苟且。像金恩晖这样，努力以真为本、唯真是求，才算是活得清澈，活得通透，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

金恩晖的以真为本、唯真是求，还表现在他对自己的不真的反省上，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他有一篇文章，叫《孙女的诗和爷爷的诗，究竟哪首更好些？》。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十五岁的自己在初中读书时写的诗和十三岁的孙女在小学读书时写的诗对比分析，认为此时十三岁的小学生孙女比彼时十五岁的中学生爷爷写得好，原因是爷爷过往的诗不真实，不自然，有虚假、编造的因素，经不起推敲；而孙女今日的诗则是以自己的有情之眼去观察，以自己的有情之笔去描写，直抒胸臆，真情实感，因而是可信的。还是一个“真”字，衍生出一个“信”字。在金恩晖的标准中，“真实可信”是如此必要，如此重要，须臾不可或缺，须臾不可颠倒，乃真人也！

复说善。金恩晖是一个读书人，我也是一个读书人，我很看重一个人的学问；金恩晖是一个管理者，我也是一个管理者，我更看重一个人的人品。金恩晖让我敬重的自然有他的学问，但也有比学问更让我佩服的人品，学问和人品结合起来就是学养和修为，金恩晖真有点学养广博、修为高耸的意思，说他能与人为善、成人之善、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也不为过。

金恩晖嘴暖心热，愿意为别人说好话，愿意为别人做好事，且从来不求回报。我和我的一个公主岭老乡就是直接的受惠者，我们俩都是在金恩晖的荐举下，先后从县城调入省城的，而且都经过组织培养、自己努力，先后当上了文化厅的厅官，但金恩晖并没有找我们办任何事，虽然他的女儿、女婿都在省直文化传统，他自己也在省图书馆工作。金恩晖不仅对我们是这样，对他的老师、同事、学生也是一样，能帮就帮，能助就助，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我读金恩晖回忆恩师王重民和张松如的文章，感觉这里不仅有私人交往、小我情怀，更有大德大义、公道公平。他的关于图书馆学的知识都是王重民教给他的，使他成为学者；但王重民以自尽长亭来对抗“四人帮”威逼利诱，更让他成为“士”：虽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但也要为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鼓与呼。他至今仍然牢记张松如的教导：摆脱世俗的喧嚣，力戒自我的浮躁，勇敢地走自己的路，始终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像一个战士。金恩晖在《长忆恩师不了情》中说：“虽然常有别人根本不把我当作战士，而我却好事自为之，仍以战士自居。”王重民和张松如都是“北大”人，他们给“北大”学生金恩晖的共同财富就是爱国、进步、科学、民主，金恩晖曾大声疾呼：“让科学与民主精神永放光芒”！

金恩晖有不少写朋友的文章或写给朋友的文章，篇篇都是亲亲热热，恭恭敬敬，拿捏得十分得体的。其中一些人我也认识，比如朱晶、李杰。他在《读朱晶的<文学观察手记>》中，一会用“您”，一会用“你”，前后不一，错落有致。开始我以为是疏忽，后来一想，发现不对，是有意为之：称呼“您”时表示恭敬，称呼“你”时表示亲热，既恭敬又亲热，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可见心思之缜密。我也给朱晶写过文章，为他的一本文艺评论集作序，他很满意，还拿到《吉林日报》上去发表，题目叫《守护电影》。我也应李杰的亲属的要求，给李杰写过文章，追思李杰，但是因为主次安排得不当，分寸把握得不好，被家属起弃用，至今还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和李杰是同事，也是朋友，李杰逝世，我从北京专门跑到长春去奔丧，结果却在写纪念文章上翻了车，致使纪念李杰的文集中没有我只言片语，悲哀、懊恼。对比金恩晖的《忆李杰》，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文章确实有问题，确实有毛病，我写了李杰帮助我，也写了我帮助李杰，可能是比例没有分配对，没有坚持“三突出”原则，让家属感到不舒服，粗心大意，咎由自取，教训，警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为人之道，处事之法，也是善行之要也。金恩晖在与胡昭的交往中体现了这一点。1957年，他从胡昭的杂文《猫的眼睛》得到启示，“由文艺现象扩大到社会现象”，“东施效颦，即兴发挥”，也写了一篇杂文《关于眼睛的种类》，闯下大祸，被公开批判而定为“毒草”。但在北京大学大张旗鼓、势如破竹的“反右”斗争中，金恩晖没有告密，没有揭发，而是按着胡昭的嘱咐，主动交待，文责自负，守住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和贞操。对于一个刚刚入校不久的“大一”学生来说，这很不简单，也很不容易。或许是因为金恩晖牢记着李又然的名句吧：“同志与同志之间，是星星和星星之间，不是互相挤轧，而是互相照耀。”他把这当作自己的座右铭，践而行之。

在这本集子中，最让我感动的两篇文章是《与诸友悼念亡妻书信》和《寻根当年学子梦，会友回乡古稀事》，看得我泪流满眶，唏嘘不已。不是这两篇文章的文字怎么好，而是金恩晖的感情真，充满大爱，充满至善。“男儿有泪不轻弹”，“泪洒胸襟都是爱”！金恩晖对他的发妻陈丽枝的爱情、亲情、友情和悲情，可见一斑。至于那句撕心裂肺的呼喊：“老同学，你在哪里？在咱们家乡你的中学时代的同学们，在呼唤着你！我们等待你的回音！”更是摄魂夺魄，无论远在天边，还是近在眼前，无论已经故去，还是依然健在，有谁会听不到吗？不会的，都能听得到！善颂善祷，光被四表！

善人者，人亦善之。金恩晖的老师、同事、学生对金恩晖都很好。特别是他的学生，像他对他的老师一样，既尊他为师，又敬他为父，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他编书、出书、包括书信往来，都是他的学生在打理、在操办。金恩晖桃李满天下，在各级各类图书馆里，几乎都有他的学生，他的学生都友善他，孝敬他，令人羡慕。

再说美。金恩晖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但他热爱美，崇尚美，追求美，宣扬美，强调美在自然，美在心灵。在《五味斋随笔》中，有美学论文两篇，一篇是《论美学及其科学的研究途径》，另一篇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重大发展》。两篇论文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基础性牢，二是针对性强。先说基础性牢：从美的概念、美的范畴、美的本质、美的规律、美的起源、美的产生，到生活美、艺术美、美的客观性、美的主观性、唯物主义美学、唯心主义美学，再到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美的继承性、美学研究的起点、途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狄德罗、黑格尔，到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孔子、庄子到朱光潜，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涵盖了几乎所有的美学基本问题，囊括了几乎所有的美学经典作家，给人一种厚积薄发、高屋建瓴的感觉。再说针对性强：《论美学及其科学的研究途径》是一篇商榷文章，直接质疑的对象是冯文炳。冯文炳是谁？吉林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诗人、小说家废名，京派文学鼻祖，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主战士，没有切实的把握，没有充分的自信，是不敢轻易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重大发展》是一篇学习心得，间接涉及的对象是郑季翘。郑季翘是谁？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吉林省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最高领导，金恩晖的顶头上司，他曾经发表过文章批判形象思维，轰动文艺界、思想界、政治界，金恩晖能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作为，说明他拥有一股渴求真理、酷爱真理的坚强意志。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信然。

金恩晖在《论美学及其科学的研究途径》中，批评、纠正冯文炳先生有关“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美的继承性”的文字，现在读起来仍就让人肃然起敬。冯文炳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强调“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的普遍存在，金恩晖超越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否定“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的普遍存在，也不认可“美的阶级性”、“美的政治性”的“继承性”的普遍存在。这在 1962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阶级斗争”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金恩晖反对“阶级”的滥用、“政治”的滥用，是很不合时宜的，蕴含灭顶之灾。但今天看起来，仍然具有其真理性光辉。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说，人类存在着普世价值，现今的普世价值就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还说，马克思主义要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结合，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境界的新开拓。美也是这样，既有普世的共同性，也有民族的独特性。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费孝通先生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要尊重美的多样性、独特性，要承认美的普遍性、共同性，要积极开展美的交流、互鉴，形成合而不同、天下大同的美好局面。电影评论家饶曙光现在正在极力倡导“共同体美学”，这个叫法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准确，我不下结论，但意思还是有那么一点意思的。

金恩晖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重大发展》中，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出发，藉由矛盾的普遍性包含在矛盾的特殊性当中，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现实主义，来论证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的根本特点，是很有见地的，科学，准确。他反复强调“只能包括”四个字，又反复强调“不能代替”四个字，也是很有深意的，聪明，智慧，既与“唯理论”、“唯情论”都划清了界限，又没有陷入折中主义的泥淖，确认了形象思维在文艺创作中重要而恰当的地位。以我个人的观察，好的文艺作品没有一部不是从个别出发，通过形象思维，创造出独特的人物。凡是从一般出发，经过逻辑思维演绎出来的故事，大都逃脱不了公式化、概念化的窠臼。电影界有一种说法，叫做第一是故事，第二是故事，第三还是故事，我不是很赞成；我觉得还是应该叫第一是人物，第二是人物，第三还是人物比较好。不管是故事重要还是人物重要，不管是故事在先还是人物在先，都要从个别出发，经过形象思维，创作出独特的故事、独特的人物来。

杂家不是杂拌儿，也不是杂凑儿，杂家最原初含义是指先秦时期的一个独立学派，博采众家之长，凝成一家之言，纵向贯穿，横向融合，是全才、通才之谓也。有人把杂家说成是杂耍儿，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其实，杂耍儿也不容易，在马戏团里他的地位是很高的。《怪盗基德》中的黑羽盗一说过，马戏团中最厉害的角色是小丑。小丑就是杂耍儿，在扑克牌里他是大、小王。金恩晖无心为王，但他宣传王道，治国的王道，治学的王道，为文的王道，为人的王道，弘扬真善美，批判假恶丑，净化人们的心性，陶冶人们的情怀，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2021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