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历史 激励后人
——谈北大红楼老校区的收回和利用
贺家宝 郝致柔
在今年4月北大校友的一次聚会上，校友会会长许智宏告诉校友们一个关于收回北大红楼及老校区的最新消息。他说：“周其凤校长找表广大校友，师生员工 提出了这个愿望，这也是我们四任校长的愿望。希望全体校友以不同的方式贡献力量。”许智宏校长的讲话立刻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这件事也引起媒体的关注，第二天的《北京青年报》就以《北大昨称有意收回红楼》的大字标题刊登在本市新闻版的头条位置。这使我们校友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们表示要全力支持校方这一明智的要求，继续努力促使北大红楼及老校区早日归还北大。
北大红楼及老校区是我们伟大的首都，乃至全国最重要、最丰厚的文物资源之一，在世界上也是具有影响的一块政治、文化宝地。经过充分、合理的规划建设，它本应为对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提高政治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基地。可是，多年来它竟然被许多单位占用，使它不断遭到破坏。我们北大的一些老教授、老校友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心痛。校友们和校党委早在十年以前，就对这种情况提出意见，但收效甚微。
当时的情况是，红楼早已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为例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先后被国家文物局等五个单位所占用。与它配套的民主广场，更是私搭乱建，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北大校友会根据广大校友的意见，正式写信给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希望责成有关部门，把北大红楼建成“五四”运动纪念馆，对外开放。
在红楼一层这个狭小的区域，展出内容受到很大限制，纪念馆虽然把原来红楼前面存自行车的车棚改为展室，仍然无法充分展出。只有李大钊办公室、毛泽东工作过的报纸阅览室和少数几个展室。进来参观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看完。因而参观人数廖廖。读者在留言本上留言，就质问为什么红楼二层不能看！为什么民主广场不开放！
北大红楼及老校区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还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圣地。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最早在报纸上写下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他倡导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在《北大日刊》上进出招收会员的记事。经蔡元培校长同意还在西斋宿舍拨出两间房子，做为研究会活动的场所。这两间房子被命名为“亢暮义斋”（德文音译）。1920年由李大钊创建的共产主义小组（也中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北大同学。在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北大共产党员就有40多人（包括李大钊）在对敌斗争事迹和照片一直保存到现在。2011年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这些极其珍贵的红色教材，理应认真展出，教育群众热爱党。可是能够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展出吗？把北大光荣的政治历史仅仅扣上一个“新文化运动”的帖子，显然是不合适的，它是不是会抹煞红楼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发源地的伟大历史意义呢？
北大红楼及老校区不仅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圣地，从它的前身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京师大学常说起，“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12.9”运动……历次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北大聚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著名学者、专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人才，创造了一批双一批重大科学成果、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有重大建树的学术研究先辈就严复、蔡元培、陈独秀、毛泽东、梁启超、马寅初、胡适、许德珩、徐悲鸿、沈雁冰、朱自清、李四光、林语堂、诸福棠、游国恩、王力、季羡林、梁思成、艾思奇、胡绳、钱伟长、江隆基等。还有国内评选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三强、周光召、邓稼先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文俊、黄昆、王选、徐光宪、王忠诚；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2009年评选的100年来英雄模范100人中，有北大的李大钊、邓中夏、张太雷、钱壮飞、闻一多、鲁迅 、冼星海；2009年评选的100年来感动中国的人物中有王选、孟二冬、林巧稚、钟南山、樊锦诗。他们中间大多数都是从红楼中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在燕园学习的后辈，也都是他们的学生和继承者。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他们的生平，为年青一代树立了光辉榜样。我们应该在一个像样的博物馆里通过图片、文字、实物、影像展示他们的事迹、教育和引导青年人向他们学习。
以上从党的建设、到重大历史事件、到重要历史人物都非新设的只占红楼一层的狭小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所能承担起来的。只有把红楼及北大老校区归还北大，由北大和北京市及有关文物部门一起规划，才能充分做好这一重大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
北大要收回红楼及老校区，一方面是创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需要和教学上的需要，同时要根据目前世界上第一流大学的要求，应包括有一个或几个过硬的人文内涵的设施，如有像样的博物馆、图书馆，而且要对外开放。北大收回红楼及老校区后，完全可以建立一个规模较大的博物馆，可以暂名北京大学红楼博物馆。目前北大虽然有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但远在燕园，市区前往不便，还可分出几个小型博物馆与纪念馆。如老校区被人占据的“孑民纪念堂”是抗战后北大校本部的主要建筑，校方经常在此召开会议。可以把蔡元培校长的遗物及文物充实期间，单独开放。老校区的地质馆，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亲自建立的，并在这里培养出一批地质学家为我国找矿和经济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可以避为“李四光地质馆。”还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王选印刷博物馆”。王选是两院院士、北大教授，他领导研发成功的激光照排技术，是印刷业一场“告别铅与火”的革命是有世界影响的。王选还被称为“当代的毕昇”、鉴于王选的杰出成就，国际小行星中心决定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4913号小行星命名为“王选星”。印刷术本来就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早在五代（907-960）时，我国国子监（大学）就使用印刷术印制教材了。当时早期的外国大学还在口授、手抄，直到1521年英国剑桥大学才使用印刷印制的教材，比中国晚了几百年。在这里还可以发展出毕昇（？—约1051）活字印刷史料，和一些印刷知识，它必将引起我国青海年的兴趣，增强他们的爱国自尊心和自信心。从全国来说，这样的政治、文化文物资源，大都受到各个省市的特别重视。有些市县，只要出一个名人，就如获至宝，大力宣传以吸引游客。而北大有这么多名人和重大事件却遭到埋没！上海市中共一大纪念馆，在馆中塑造了一大代表的腊像，在接待青少年时，详细讲解一个多小时，使参观者如同上了一堂党史课。天津新建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令人们瞻仰老一辈革命家的风采和学习他们的高中品格。重庆红岩纪念馆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曾经两次到北京国家博物馆展出。只有北京，北大红楼这样举世无双的文物资源，却得不到合理利用，使它长期浪费和埋没。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除了大力整治一条王府井商业街很难开发由一些单位占据的像北红楼这样的政治文化资源。如果北大与北京合作规划建设红楼及老校区，必将会受到北京市的欢迎与配合，并交期建成北京市一处参观与旅游的明珠。
北大老校区，包括民主广场、女生U形宿舍楼、孑民纪念堂、图书馆、地质馆、京师大学堂遗址、西斋等，现在怎么样了？这些地方与红楼是不能分割的。抗战胜利后这里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特别是民主广场由于红楼没有礼堂，许多集会活动都在民主广场。应该说民主广场就是红楼的附属设施。这些地方现在不仅让一些单位占据着，而且还在继续遭受破坏，甚至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
坐落在景山后街上的原北大理学院，是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的中遗址，京师大学堂是1898年清末戊戌变法的产物，它是中国第一个新式大学、我国最高学府，用来代替两千多年国子监旧学制的一次重大教育改革。京师大堂遗址，这个有重要文物价值的地方，多年来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占据。它的历史面貌不断遭到破坏，直到现在还在胡乱施工，据说要建宾馆。原来的校门已被拆掉，盖起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从国家文物局，到北京市文物局对这种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的错误做法，一直没有进行干预。只是后来在文物普查中发现问题才把它确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由于京师大学堂的原址已被糟蹋的面目全非，这块牌子不知挂到什么地方好，就把牌子向西移出一大块距离，把它挂在了北大西斋宿舍门前。这种张冠李戴的做法，遭到国内外人士的质疑。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晋永权，联合了一批新闻摄影人士前来采访，看看京师大学堂究竟什么样子，就根据这块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进入北大西斋宿舍，遭西斋守门人的阻挠。他们说，这里是一排排平房的学生宿舍，怎能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呢！在引起一番争论以后，聪明的记者来了个有闻必录，把当时的纷争情况，如实拍了下来。这些照片在2006年12月号的《大众摄影》上刊出，标题是《湮没的京师大学堂》。其中有一幅照片的说明，把学生宿舍的排房，说成是京师大学堂的教室。这一情况不正说明是文物部门胡乱悬挂 “文物保护”单位牌子造成的吗？这不禁使我们担心，目前国际上正兴起评选世界十大第一流大学的活动，许多外国教育专家探访北京京师大学堂遗址，看到西斋门前这块张冠李戴的牌子时，将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呢！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由北大和老校友来参与解决是不难的。现在健在的一些更深理学院的老校友，当年曾在这里学习和生活过，特别是有位老校友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在那里几十年，亲眼目睹了京师大学堂的建筑是怎么一步一步被破坏的，如果采取措施罅它的继续破坏，尽可能恢复它的原貌，老校友是可以提出很好的意见的，我们的老校友至今还保持着当年京师大学堂正门的老照片，五开间的中式大门，上面挂着校名牌匾。只要把人民教育出版社读者服务部牌子拆掉，按照老照片复建原来的大门挂起“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京师大学堂”牌子，就好了。
北大红楼北侧的民主广场，应该是作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红楼的附属设施，北大红楼及老校区一直没有礼堂，民主广场除了进行体育活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集会与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因而它自然成为一处有纪念意义的文物场所。可是长期以来。这里私搭乱建了一些临时办公室和住房。10年前，北大校友会提出利用红楼和纠正民主广场杂乱情况的要求以后，许多私搭乱建的建筑被拆掉，只余下它北侧的一座破坏民主广场景观的办公楼。可是有谁料到，就在2009年迎接新路车成立60周年的时候，竟有一个单位（所说是《求是》杂志）竟在民主广场偏东北部的地方大兴土木，开始盖楼。这种在北大在准备收回红楼的时候，实行破坏民主广场景观的错误做法，令人吃惊！这种违反文物保护法的做法，必须予以纠正，必须停止施工，否则有关人员应负法律责任！
北大民主广场，作为重点文物单位北大红楼的附属设施，它也应是文物保护的一部分。根据我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第二项的规定，“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纪念地，都应受到保护：“五四运动”、“12.9”运动、“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等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活动都在这个广场上，至于众多著名人物的讲演也都在这个广场上。把它视为文物，已经成为公众的常识，理应在它遭受破坏后恢复原貌，在广场上已经盖的办公楼，应该拆除，新建的建筑应立即停工，使广场恢复原状。在北京建设中，拆除楼房已有多起。如为了服从王府井商业街的建设，金钱胡同，东单三条一些四合院和小楼，统统被拆除，东单三条儿童医院新建的一座六层的钢筋水泥楼，也拆除掉了。具有政治文化元素的北大红楼及民主广场，不比商业街王府井差。作为有六十多年党龄的几位北大老校友，在学习科学发展观中，我们一定要站出来，弄清这件事情的原委，我们对于破坏民主广场岁月的恶劣行为感到愤慨，这种无法无天的错误做法，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北京大学1952年与燕京大学合并，校本部从沙滩迁到燕园，由于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住房问题非常紧张，北大红楼及老校区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房屋设施，在特殊情况下被一些单位占据。可是事过几十年，情况大改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多个单位不仅有了自己宽敞的办公楼，家属们在房改以后也迁入了舒适漂亮的单元住房。而北大呢，也在发展，本科生、科研生、外国留学生，以及教职员工比几十年前多了几倍，甚至十几倍，达到了数万人。根据教学的需要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以及要把红楼及老校区的文物资源，建成为首都政治、文化服务的博物馆，急需把红楼及老校区收回。这理应得到有关部门和他们的家属的理解与支持，可是，少数单位和个人，却仍在无理占据红楼及老校区，甚至非法设置障碍，阻挠将红楼及老校区归还北大。
其中他们的小动作之一，就是放风说，他们占据的房产，产权已经属于他们了。这一令人惊愕的无稽之谈，最初我们还以为他们只不过为了继续侵占北大校产，制造一下舆论而已，也未必是真的。后来竟从
我们已经打电话给《北京晚报》，要求对这一错误予以澄清。
根据我国宪法、民法、物权法和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国有财产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物权法第45条）“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物权法第41条）因而国家文物局只能由国务院授权管理它占有的文物单位，而不应取得对它占有的文物单位的所有权。
至于某单位和个人提出它取得所有权的根据是：“上级说了，你占有的房产的所有权属于你了”或者说某某高级领导人说了你住的房子所有权属于你了！”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非法的，无效的。所有权的问题，绝非这样简单化。譬如说，某甲有两间房屋，所有权是属于他的，任何“上级组织”，甚至是任何领导人也没有权说：某甲你的两间房屋的所有权归某乙了。这不仅是现行法有规定，千百年来的惯例就是如此。如果想把某甲两间房的所有权转让给某乙，只有两人签订转移合同，才能生效。北大红楼及校区的产权属于北大，如果想从北大 手里取得所有权，也不能由“上级说了”“某权威人士”说了算，而只有与产权人签订合同，达成协议才能转移。我们相信北京大学不会与任何单位和个人签订转移产权合同的。拿不出证据何谈取得了所有权。
当然，所谓产权问题，这不过是从法律层面来说，北大收回红楼及老校区，应该站在更这几年来 角度来看待。目前我国正在繁荣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北京大学为了创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很需要这些文物设施。占有这些建筑和设施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建起漂亮的办公楼，其家属也在房改中，有了更适合家属居住的单元住房，从法理上、情理上说都没有必要再占用北大文物建筑。只要能从整体利益着想，放弃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是可以与北大协商腾退他们占据的北大房产的。
北京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大学，一百多年来，北京大学的发展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北京大学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最初基地。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一批早期革命家邓中夏、张太雷、
（200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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