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他的身份是江苏省委副书记。

　　七年前，他的身份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当时在此岗位他已干满了整整十年。

　　再往前追溯，他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８５年，二十多年的时光都“沐浴”在清华园中。也正因为此，他现在身兼北大、清华两校南京校友会的名誉会长。

　　今年，他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自己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的经历、思考汇聚成书，称之为《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该书中，作者对领导哲学、人才理念、大学精神、思潮学潮等时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都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其中不少段落可作人生的箴言，读来令人击节，掩卷让人深思。

　　令任彦申始料未及的是，该书面世后短短三个月内已经数次印刷，成了“畅销书”。在一个月前的２００７上海书展中，该书与易中天的《易中天读史》一起名列“参展佳作２０种”。

　　９月１５日，他的新书座谈会将在北京召开。此前，８月１日，来自江苏的部分学者曾为此座谈。席间，被屡次提及的一个词，是“有痛有痒”。

　　而这个词，是他的老朋友、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吉在序言中的评价。刘认为：“《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也回避了许多酸甜苦辣辛的人与事，但读起来，绝对有痛有痒。任彦申同志是以自己的人生感悟来写的，但读者可以感受到句句都有他经历的人事为依据。许多话可以作为传世的格言，读者们都可以联系自己的经历和身边的人事获得深刻的共鸣。”

　　与之同时，记者获悉，不少江苏高层领导都称赞说“文如其人”。而记者当日采访时，在任彦申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不少来自各地读者的信件，细细翻看，信中多谈读其新书后的心得。

　　人们常常是这样，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往往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望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能使别人不再走弯路。

　　江南时报：我们先从书的序言谈起吧。您在自序中说，一个受人拥戴的领导者，应当有声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有情有义地交往。刘吉先生在给您写的序言中评价说：“写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有情有义，有痛有痒。”对于“有痛有痒”的评语，被认为打破了领导干部著书很少直抒胸臆的一个“通病”。这是市面上出版的许多“回忆录”成了回忆官方文件、失去其鲜活历史价值之原因所在，这也是中国人老付学费而难有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您笔下所涉及的主政北大十年的期间，也正好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不知您写作时是否有顾虑？

　　任彦申：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基本上没什么顾虑的，但是有一些考虑。第一，我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现在回头望去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经历像一条小路，小路上飘落了一地的树叶，我就想把这其中我认为最有价值的一些树叶给拣起来，然后再想办法串一下。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人这一生中，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从个人经验来说，有些做对了，就是成功的经验，有些做错了，就是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失败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我就想从经验和教训中悟出一些道理来。有些同样的道理，对一位初出茅庐的人和对一位饱经沧桑的人来说，它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常常是这样，有时候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往往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希望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能使别人不再走弯路。打个比方说，最初出书的时候，出版社的同志就告诉我说，学潮别碰、思潮别碰，当时我就说，在学校的时候困扰我最多，思考也最多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对当时的学校来说这是两大陷阱、两大迷阵，不少大学的领导者栽跟头就栽在这两个问题上。过去，在思潮此起彼伏，学潮接连不断的年头这个问题不好谈，今天社会稳定了，再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比较轻松了，我就想把当初怎么看待、思考、处理这些问题告诉大家，在共有的经验之外提供我这些独特的经验、独特的阅历和独特的体会。我想走过那个时代的人看了可能会有共鸣。

　　我们既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也不能把清华办成北大。我也力求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

　　江南时报：您主政北大期间，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百年校庆了。

　　任彦申：不错，１９９８年北大的百年校庆，是北大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北京大学在戊戌变法中诞生，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一百年来，尽管世事变迁，历尽沧桑，起落沉浮，但北大始终保持着在中国大学中的领军地位。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中国最早传播社会主义思潮的基地和中国共产党最初活动的基地，对推动中国革命和社会的现代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一点是其他大学难以企及的。有人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可能要重新改写。这句话不无道理。百年校庆的最大收获，就是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北大几代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从一个口号变成了国家战略，促成了“９８５计划”的出台。“９８５计划”就是国家创建世界高水平大学计划，它是为纪念江泽民主席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在北大百年庆典上的重要演讲而命名的。随着“２１１工程”（即教育部“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９８５计划”等国家项目的相继实施，北大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期，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此，北大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改革、大跨越的新世纪。

　　江南时报：对于北大清华，您在两个著名高校生活了几十年，我想知道您更喜欢哪个学校？您是怎么看这两所高等学府的？

　　任彦申：我先后在清华、北大求学就职三十年，也许是因为我对清华、北大都比较熟悉。我的身上留着这两所大学的“基因”，借了这两所名校的光，我也为同时拥有这两所母校而自豪。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实力最强、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大学，也是两所特色鲜明、极具精神魅力的大学。因为北大和清华名声很大，社会各界对它们的关注度也格外高，有关北大、清华的人才怪杰、奇闻轶事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一大热题，不仅知识界、读书人乐此不疲，即使和北大、清华从不沾边的人也常常发表一些奇谈妙论。北大是一首诗歌，清华是一篇论文。我比较喜欢这说法，它很形象地概括了两个学校的特点。

　　我在北大工作期间，不时有人告诫我“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我以为这是重要的提醒，也是重要的办学原则。大学最忌讳的是千校一面，用一个模子复制。我们既不能把北大办成清华，也不能把清华办成北大。北大清华应当各有千秋，各具魅力，各领风骚。北大思想解放、思路活跃、务虚能力较强，喜欢坐而论道，往往想法多、办法少，醒得早、起得晚。清华则严谨务实，虽然想法不如北大多，但办法比北大多，想得到也能办得成。在北大任职期间，我也力求能把北大的“想法”和清华的“办法”结合起来。对一所大学来说，特点就是特点，不是用优点和缺点可以区分的。传统是融入血脉世代相传的东西，不是随便可以扬弃的。

　　不论具有清华学历或是具有北大学历的领导人，大多数并不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政坛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

　　江南时报：谈到两校的比较，就不能不谈到人才培养问题。近年来，一批清华毕业的人步入中国政坛的高层，非常令人注目，而北大毕业的高官则很少，于是有人便发出“北大荒”的感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任彦申：首先，这同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有关。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是“革命家治国”的阶段，大批搞革命、打天下的功臣走上领导岗位。那时候人们更关注干部的革命经历，而不大注重教育背景。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我国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硬专家治国”阶段，许多有工程技术背景的工程师进入政坛，这时候清华具有明显的优势。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开始向现代化社会过渡，逐步进入“软专家治国”阶段，具有法学、商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现代科技背景的人正在步入政坛。在新时期，北大、清华各有千秋，北大的后发优势也开始显现。其实，不论具有清华学历或是具有北大学历的领导人，大多数并不是从学校直接进入政坛的，而是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时势造英雄”，是社会发展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决定了领导层的构成。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清华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蒋南翔校长就创造了一种干部“双肩挑”制度，从学生和青年教师中挑选一批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又有管理才能的人担任“双肩挑”干部，并有相应的政策作保证，从而造就了一批复合型人才。这些人走向社会后，很快显示了自己的综合优势。当今活跃在中国政坛高层的清华毕业生，大多在学校受过“双肩挑”的训练。

　　江南时报：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蔡元培校长提出的“北大不培养做官的”，对吧？

　　任彦申：对，北大、清华不同的办学传统也对学生的从政历程起了很大影响。北大是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背景下诞生的，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直接对立物。然而在创建初期，仍然沿袭科举陋习，以读书做官为目的。蔡元培先生主持校政后，下决心实行官学分离，切断与官场的直接联系，摈弃“读书做官”的传统，清除科举制度的积弊，这是北大的一个划时代进步。然而，在北大步入现代大学的轨道后，如果仍然沿袭“北大不培养做官的”这一办学理念，那就不合时宜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不但要培养杰出的学者、科学家，也要培养优秀的经理、企业家，还要培养杰出的政治家、行政家，这样才能形成一种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财源滚滚的兴旺景象。

　　还要补充一点，北大“文人相轻”的风气更重一些，所以产生干部更难一些。希望以后把“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倡导“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风气。

　　大学最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力，它的思想和文化的力量，这些你用什么来衡量？大学更多的是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科技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很难用数字来准确表达的。

　　江南时报：今天的北大清华，因其特殊地位，动辄就会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关注。您对此有何看法？

　　任彦申：北大已经有了一个好的目标，就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这是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定要围绕这个目标继续前进。同时，北大作为中国的第一大学，或者叫做领头大学，就要敢于开时代先风，要敢于走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体制创新的前列，学术创新的前列。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一个单位还是要担待着点，不要把矛盾公之于众，我不希望看到北大成为制造热闹、被看热闹的地方。一件事没干之前不要先争个没完，很多事情只有干成了才能最终统一认识。不要迷信，“真理越辩越明”，真理都是靠实践证明的。当前北大最重要的还是出人才、出成果、做贡献。一句话，北大只有在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上有重大的作为，才能成为中国的一流大学，进而成为世界的一流大学。

　　江南时报：其实，北大清华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排名问题，比如说哪个学校超过哪个学校了，比如世界排名落后了，等等。作为北京大学曾经的“掌舵者”，您如何看待大学排名？

　　任彦申：我从来不赞成大学排名，世界上没有一个权威的机构能对大学作出客观公正的排名来。对于大学来说，有些东西是可以排名的，可以用数量来计算的，比如说你有多少经费、多少论文，学生报考的状况，就业状况等等。但是很多东西是无法计算的，比如说大学最重要的是它的影响力，它的思想和文化的力量，这些你用什么来衡量？五四运动能排第几呀？新文化运动能排第几呀？季羡林能排第几？也许就科学突破、对整个世界的影响而言，北大至今还没有值得炫耀的划时代成果。但是北大通过先进思想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影响了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影响了现代中国的命运，这在世界的大学中还是少有的。现在很多的大学排名都不科学，并且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大学排名实在没必要，大学就是“混”的一个名气，大学更多的是思想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和科技文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很难用数字来准确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