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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回忆北大《民间歌舞社》——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演《白毛女》(文祺)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7-16 08:10     点击量:350
回忆北大《民间歌舞社》

——在国民党统治区首演《白毛女》

文祺

 在1947年底严寒季节的夜晚,北平街上行人稀少,但在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今新华社驻地)的礼堂里却热闹非凡,北大学生自治会正在这里连续几夜举行募捐义演,其节目内容都是具有革命进取精神或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的,深受观众欢迎,但使观众特别激动的则是每晚的压轴戏《年关》。其所以特别吸引观众,就因为她是解放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的第一幕(四场),为了演出前不受敌人的阻挠,同时又能切合实际地标明第一幕的主题内容,就定名为《年关》。

    这次演出很成功,他不仅达到了义演募捐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演出了反映封建压迫的戏剧,使广大观众受到了深刻的革命教育,以致在北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解放区的报纸也刊载了演出的消息,予以称赞,国民党的报纸则责骂学生上演了“匪戏”。在演出过程中,礼堂内气氛异常肃静,当舞台上出现地主管家穆仁智要把贫农杨自劳的女儿喜儿拉到黄世仁家顶债时,可怜的喜儿从穆仁智手中挣脱出来扑向杨白劳的尸体、极其悲愤地大哭一声“爹”时,剧场的效果达到了高潮,许多观众为喜儿的不幸而难过,不住地用手绢擦眼泪,不少入竞失声抽泣。北平市各大中学校的同学对《年关》倍加热爱,看过以后奔走相告,人人争相购票,冒着严寒与风险去看戏。有的中学里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等组织同学集体观看,北大等校的一些教授、学者看后还纷纷发表了观后感,刊登在《北大

民间歌舞社通讯》上。

    《年关》是由“北大民间歌舞社”(以下简称“民舞社”)组织演出的。该社是由北大物理系学生、中共地下党理沙党支部书记张硕文发起组织的。他观察当时北大的文艺团体多是合唱团、话剧团,缺少舞蹈方面的团体,于是想办一个歌舞社。他知道我曾在北大剧艺社活动过一段时间,对革命戏剧有兴趣。经请示北大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项子明同志后,就和我商量如何办。我们回忆到他在1945年暑假、我在1946年春天去根据地学习时,都曾经看过《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特别是看过《白毛女》、《赤叶河》等大型歌剧,无论是形式上或内容上,这些歌舞剧都很感动人,使我们懂得了在当时北大一旦填补这方面的空白,对革命的学生运动有重要意义。经请示项子明,地下党组织决定:一、准备成立的社团定名为“北大民间歌舞社”,二、组织系统上以理沙支部党员和外围“民联”的几个成员为骨干,团结广大同学开展活动,三、活动内容上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我完全同意地下党组织的这几点决定,很高兴做些工作,因此张硕文提出要我停止参加其他社团的活动,以主要精力筹划民舞社的工作。为此我从北大三院搬到西斋和张硕文、许建章,郭威孚同住一屋,共同研究办社问题。接着,地下党组织又选派了卜超凡(顾肇基)、张群玉、常韫石(葛彦)李学信等几个党员共同组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大家推选许建章为社长,由他到北大训导处顺利地登记注册被批准成立。大家研究首次活动搞一个秧歌舞会,由卜超凡教大家跳秧歌舞。我到一个同乡处借来了一套锣鼓,做为秧歌舞的主要乐器。1947年9月初,我们在校

内贴出海报,欢迎有兴趣的同学到北楼(当时北大文、法学院的主要教室楼之一)顶平台上学跳秧歌舞,接着就有很多同学来宿舍打听情况,要求参加。为了适应大家的要求,我们不限人数,不限于哪个学校的同学,不要求每次都要固定参加。第一次活动是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一点钟,届时出乎意料竟有三百多人前来参加,其中许多人是各中学的同学。因为秧歌舞只是解放区盛行的舞蹈,大家都感到很新鲜,开始有些人不好意思学跳;只是来看看热闹。经过卜超凡同志给大家讲解跳秧歌舞的几个基本要点,并带头教跳,大家互相教跳,参加跳的人就慢慢多起来了。楼顶上响起了一片锣鼓声,由于人多拥挤,骚声很大,引起楼内各教

室活动的同学和隔墙女生宿舍的一些同学的不安,结果文学院院长派秘书来说不许在北楼顶上跳,我们就把队伍带到“民主广场”上跳,活动了两小时左右,尽管受到了校方的干扰,但大家情绪一直很高,教与学的劲头都很大。经过这一次的活动,震天的锣鼓,宣告了“民间歌舞社”的诞生。以后很多同学知道“民舞社”是跳秧歌舞的,所以每次活动都有很多同学(含中学同学)兴致勃勃地参加学跳。开始先由卜超凡同学教跳,他曾在解放区工作、学习过一段时间,故教的较好。学会了的同学再当小先生,分组教跳。多次活动都有新来的中学同学参加,有的中学同学跳几次之后回到自己的中学去教跳,于是有些中学内也开始跳起来了,以致于社会上有种流言说,北大是解放区,教跳秧歌舞是替共产党做宣传。引起了一些中学同学的紧张,有的中学训导处明令禁止学生去北大跳秧歌,有的家长怕孩子受迫害,约束孩子不要去北大跳。虽然如此,但来北大跳舞的中学生仍然不断,他们还在北大参加读书会,看大字报等从事进步活动,接受革命教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逐步把经常来参加跳舞的同学做为固定社员,形成了“民舞”的基本队伍,并开始学跳少数民族舞蹈。为了提高水平选派了张群玉、常韫石、董锡久、陈织章、项党(刘万云)、黄国珍等同学到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北平。艺专办的舞蹈训练班去学习,还请著名舞蹈家吴晓邦教过舞蹈,请彭松多次来校辅导。彭松还根据《团结就是力量》、《义勇军进行曲》、《别让它迫害》等歌曲,创编出集体舞,教给“民舞社"内的同学们。

 “民舞社”从成立起就一直以生动活泼的姿态团结同学,把艺术活动与进步的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迅速成为一个不论内容和形式都新颖活泼、丰富多采的文艺社团。在1947年下半年各次.学运高潮中,都积极地演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各种民族舞蹈如新疆舞《马车夫之歌》、
 《喀什克尔》、《青春舞》;藏族的《巴安弦子》、《春游》等。此外还自编了一些节目,如史筠、项党、张群玉、尹国维等编的《矿工舞》、《农乐舞》、《凿冰舞》等。我们还学演了解放区的秧歌剧《兄妹开荒》,效果都很好,受到广大同学们的热烈欢迎。此外我们还向演剧二队学习并演出了大秧歌舞《一朵大红花》、
 《王老汉》和《朱大嫂送鸡蛋》等进步歌舞剧。总之,不论什么舞蹈都是现学现教,我们一没有内行,二没有丰厚的物质报酬,我们靠的是革命热情,勇敢精神与集体智慧,依靠这种精神我们克服一个个的困难,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经过一段活动后,大家感到只跳舞不能满足要求,需要开展一些内容更加深刻的新的活动。除了张硕文、卜超凡和我以外,还有崔志忠等同学也到过解放区,看过《白毛女》的演出,卜超凡还从解放区带回来了《白毛女》剧本,于是大家提出演《白毛女》的想法。但又感到这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跳秧歌舞已使“民舞社”很红了,再演《白毛女》就更红了,审时度势该不该演?敢不敢演?经过社内的骨干成员议论之后感到需要由地下党组织作出决策。大家议论之后,经过项子明同志批准,党支部正式作出了排演《白毛女》歌剧的决定。对此大家都很高兴,随即着手分头准备,情绪很高。卜超凡拿出剧本后翻印了几份。由于我也在解放区看过《白毛女》的演出,就由我担任“剧务”工作,许建章负责后台物资供应(包含道具、服装等)、李学信、郭威孚负责乐队伴奏,卜超凡任导演。演员确定由崔志忠(鲁杨)饰杨自劳,王文锦(王彬)饰喜儿,常韫石(葛彦)饰演大春,陈耀饰黄世仁,贺家宝饰穆仁智,冯庄饰赵大叔,志采风(林彦)饰王大婶,张仪玉饰黄母。对于甘冒政治风险的这次排演,大家的基本态度是;一不怕打击迫害,骨干分子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二、认为国民党特务一般不敢轻易进北大破坏,在校内排演问题不大;三、地下党组织也作了应变的准备措施,出了问题呆不住就撤回解放区去。就此大家信心百倍,热情洋溢地投入了排演。

演歌剧要有说有唱,还有乐器伴奏,要使各种活动配合得当,十分复杂。大家都没演过歌剧,只好由看过《白毛女》演出的同学大家共同琢磨,自导自演,卜超凡在解放区工作和学习的时问比较长一些,由他担任执行导演,发挥集体智慧,克服各种困难。扮演喜儿的王文锦没唱过这种调子,就由李学信单独教练,每天吊嗓子直至提到了高八度音。经过一段苦练,初步可以排演了。从11月初到12月底排演了两个月就排出了第一幕(四场)。恰逢学生自治会年底义演,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把第一幕搬上了舞台,并取名《年关》。

这是首次在国民党统治区演出解放区的歌剧《白毛女》,为防止特务破坏,学生自治会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演出前尽量保密,只说演《年关》,回避《白毛女》这个会引入注目的剧名。卖票也通过各校进步组织或可靠的同学,卖给熟人或不会发生问题的人。还动员了一些同学组成纠察队,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安排了熟悉电器的同学把守电闸,防止特务断电。学生自治会派理事康敏心(史筠)担任舞台监督。他提着一面铜锣在台上,跑前跑后,检查各方面的准备情况,保证按时开幕,开演时,他的铜锣一响,大幕启动,演出开始。自治会还派了理事姚卿详(董华)担任前台主任,同一些纠察队员维持会场秩序,主要防止特务捣乱。所有参加这一工作的同学,彼此心照不宣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斗争,一定要认真负责地做好各项工作。由于组织严密,警惕性高,防范得当,没有发生意外,演出顺利成功。看过演出的进步同学都希望多演几场以扩大影响,中间群众感到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唯有国民党当局少数人及其打手受到震惊,但由于演出是在北大校内礼堂,摄于种种原团,他们当时还不敢干涉,才不得已求助于北大主要领导。就在我们按原计划演出即将结束前,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先生亲自找到康敏心同志,以捎口信的方式叫他转告说:你们演出的《年关》不要演了“适可而止吧!”

演出第一幕后,还应邀到清华大学演出了一次。同时许多观众纷纷打听何时继续演出全剧?并向演出的同学说了许多鼓励的话,希望早日看到全剧。观众的鞭策,给了“民舞社”的同学们很大的教育与鼓舞,使他们提高了勇气,增强了信心,纷纷表示继续努力排演全剧,以不辜负观众的期望。.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于1948年初开学后重新调整了力量,除继续排一些舞蹈节目参加学生运动外,以主要精力投入《自毛女))全剧的排演之中。为了争取时间,排演与后台工作同时进行,许建章、尹国维全力搞布景、道具、服装的准备工作。我们演出《白毛女》歌剧,从第一幕演出和排演全剧过程中没有任何经费。当时我们社发动
“民舞社”的同学到处借服装、道具等,如有人从家中搬来了红木卓椅,还借来了黄母念经用香炉、条案等佛堂设备。从物理系实验室借来了特大的灯泡,制做了全套的灯光设备,自己做风车
“刮风刀”,找来铁筒和绿豆,做出“下雨”声,剪了碎纸片“下雪刀”。但也总有一些东西借不到需要花点钱买,特别是排演全剧,喜儿住在山洞里的一幕,需要专门制做,要花不少钱。所以只好大家掏腰包,共同凑。中共党员常韫石和华顺以交党费的形式交给张硕文一笔钱,华顺把她父亲华罗庚给她的美钞也交了“党费”,转给民舞社用。因为大家都是穷学生,没多少钱,崔志忠同学为此还卖掉了一条一直没舍得盖的绸面新棉被。伴奏的乐器都是参加伴奏的同学自己带来或借来的。由于怕演员太累或受迫害出事,还为喜儿配了B角演员,记得是从辅仁大学来的一位女同学。因为排全剧,需要伴奏的人员与乐器也增加了一些。中国大学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利于进步同学活动,但也有两个同学冒着被迫害的危险到北大来参加伴奏,他们自带乐器,每次排练都准时到场,默默无闻地参加伴奏,可惜至今也想不起他们的名字来了。所有参加排演的同学都全力以赴,十分认真,也都关心全剧的排练情况。全剧的歌词大家都会唱,休息时大家就唱全剧的歌词,特别爱唱最后一幕的歌;
“太阳出来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每唱及此,大家都兴奋异常,并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增强了斗争信心。1948年3、4、5三个月的排练,全剧基本排出,布景也准备好了,万事俱备,只等演出。就在此时,大家担心的情况终于发生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运动的迫害变本加历,开始逮捕进步同学。形势发展到更加严竣的白色恐怖时期。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时地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不宜再演出此剧。张硕文传达了地下党的决定后,立即停止了排练。当时有些同学激动得难以接受,但经反复劝说,也认识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全剧虽未演出,但大家在排练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排练的成果也尽量保留下来了。这时“民舞社”的一些同学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在“8·19力公布的逮捕名单中“民舞社"成员有6人,组织上都作了妥善的安排。单鸿逵(文祺)6月份、社长许建章8月中旬先后撤回解放区,卜超凡是放暑假去解放区的,以后崔志忠、王文锦、志采凤等先后去了解放区,躲过了敌人的追捕。留下来的同学,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重新调整了骨干力量,推选张群玉担任“民舞社”的第二任社长,转变了活动方式,以小型歌舞为主,继续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种演出活动。当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了北平以后,“民舞社”的同学们又都积极地投身到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行列,直到北平解放。

(此稿在张硕文、顾肇基,李学信、王彬、宋柏、华顺等同志共同回忆的基础上整理而成,年久遗忘,本文只记述了一些主要情节,不足之处希其他同志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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