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采访北京大学老校友沈同（高红十）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7-29 13:16 点击量：406
采访北京大学老校友沈同
高红十
在《我们怎样保卫毛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一书中，沈同学长简历如下：1923年1月生于河北景县。1941年在北京育英中学读书时参加党的抗日地下工作，1943年9月加入共产党（介绍人张大中、周祥）。1945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系，1948年7月调华北局城工部、社会部工作，1949年1月进入北平，参加组建全国政协会议警卫处，主要负责驻地和会议安全任务。任务完成后调入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主要负责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警卫任务。1951年后，历任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办公室副主任、科长、副处长、毛主席警卫组长。1965年调任陕西省公安厅。1979年调回中央警卫局任副局长兼办公室主任、局党委常委。1986年离休。
按沈同北大政治系同学陈士诚（地下党员，曾上1948年8·19国民党通缉的黑名单）评价：解放战争期间，沙滩北京大学之所以被称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重要因素之一是沈同做了大量工作，对进步师生少受国民党迫害起了很大作用。这个背景很重要。
采访沈同在2012年12月12日，那天京城飘雪，道路湿滑，陈士诚学长坚持一起去，要看看老同学，要和老同学一道回忆北大的年轻时光。
采访在沈同家一楼的老干部活动室，温暖，有些嘈杂。
沈学长2013年1月满九十岁，他丰富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本文不可能面面俱到，拣标题的两个部分展开。
1946年暑假，参加国民党办的夏令营
1946年暑假，北平学界甄审反甄审斗争告一段落，以进步力量取得胜利，国民党大面积失去人心告结。
国共两党暗中较量却未停止。地下党利用暑假在张家口办班培训进步师生。国民党在学校抢占学生会，打击进步学生，制造黑名单等。沈同听说，国民党要办大学生夏令营。参加学生条件有三：一是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二是富家子弟；三是好好念书，不反国民党的大学生。这是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搜集情报的好机会。沈同把消息汇报给北系地下党负责人项子明。
项子明听了大感兴趣，问沈同，国民党对你印象如何？
挺好的。我没骂过人没当面反过他们，学习功课都挺好。
你混进去，看他们要不要你。
沈同找到曾经拉拢他加入三青团地下组织的一位北大教授，问自己有没有可能参加夏令营？
你想参加当然可以！那人很高兴说，你是我学生，在我的名册里----言外之意，拉进多少学生，算他的党绩。
怎么去？沈同问。
听信吧。到时候有人接。
沈同把情况告诉老项，老项催他赶快报到。
赶快不行，得等通知。
接到通知，沈同对来人说，我收拾一下拿点东西。
拿什么？来人语气挺冲，什么也不让拿。到那全发。
夏令营在颐和园北边今天中央党校一带，原先的荒地上搭起一排排白色帐篷，每个中队一个帐篷。报到学生换上全部美式装备，穿上果真不同凡响很神气。每天有高官来给学生讲课，沈同记得，没上战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来讲过。蒋经国也讲过两次，讲什么早忘了，无外乎跟着他干没错，当大官过好日子。
夏令营的负责人是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承。此人说话冲、凶狠，嗓门大。他每天训话，训完高声问：谁有意见？一个平常不讲话的学生举手说他有意见。谁？谁有意见？陈继承大吼，宪兵，把他抓进牢房，我回头审！谁还有意见？
谁还敢有意见?!下边一片死寂。
沈同说，有的高官讲课随便，抽半天烟再讲，还有人把学生带到颐和园大戏台讲。
我以老三青团员自居，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只顾低头记笔记，认人记人名。当时有学生参加伙食监督小组，轮我监督那个星期，我尽可能改善伙食吃得好，别人都夸我。结果上半月钱花光下半没钱了。我告诉负责人。负责人说，没钱？我给你拿去。夏令营条件真是很优越。
第一个周末，有学员进城回家，我老实，没动窝。第二个周末，同学问我，为什么不进城回学校看看？我说，这么远怎么走？他说，有车。你站路边，见车招手，他停，你就上。
他要不停呢？我问。
敢！
我试了试，穿着军装站路边，见车来招招手。车子果真停下，司机问我去哪儿？帮我打开车门。坐上车我感慨身上衣服管用。回学校我向老项汇报夏令营的所有事情，老项哈哈大笑。我把听课笔记和人名交给他。他肯定我的工作，说，咱们学校的坏蛋你看到了，我没看到。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夏令营快结束时，我提了个建议：做一本学员名录，把陈司令的相片放第一页，学员的名字、学校、地址、电话放后边。建议得到陈司令支持。夏令营结束，每人一本学员名录小册子。
小册子交给项子明，地下党急需各大学敌特人员名单尽在掌握。
沈同回校后，北大训导长陈雪屏视他为自己人，召集开会，颁发证件。自己人则视他为坏蛋。政治系学生邓特与他住一间宿舍，看他一百个不顺眼。晚上把他的四个床腿垫起一个，沈同半夜回来往床上一躺，哗----床蹋了；还往他被子里倒水。更有甚者，邓特当面问他：陈雪屏给你多少钱？
沈同不恼，欣赏他的嫉恶如仇，又耽心他的锋芒太盛。1948年2月，邓特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沈同和地下党一道出力营救----这些邓特很长时间不知道。感到欣慰的是，沈同越倒霉，项子明越表扬他。有的同学不知道他身份，不停找他做工作，灌输进步思想，想把他培养成左派进步学生。项子明得知，明确对沈同说，别理他们。尽力帮沈同切断所有横的关系，最大可能保证他的安全。
1947年5·20，北平大中学校师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国民党反动势力闻讯镇压，沈同得知他们的部署，急忙找到项子明，把他拉进厕所，汇报听到的情况：
西单东北角有一个二层茶楼，特务打算埋伏里边，准备好砖石瓦块，学生队伍过来就打。二是镇压的队伍青年军打头阵，穿军装，碰上游行队伍就打，打乱七八糟打散。
沈同汇报完，催老项快想对策快布置，队伍就要出发了。
后来的反治措施是：北大派80名学生快速骑自行车先行占领茶楼，使敌人的第一个阴谋破产。游行队伍做了调整，八人一排手拉手，别人不许进来。让北大清华的复员军人学生穿军装站队伍前排，一名当过副团长的复员军人带队。副团长，比镇压游行青年军官阶高好几级呢！
游行和反对游行的队伍在西单十字路口碰面。复员的青年军副团长站出来，首先讲话，他向对面的军人解释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意义，高声问大家："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对不对？！""对！"赞成声从他身前身后共同响起。"那么，听我口令，向后转，齐步走！"
撤走了军人，企图镇压的特务、打手也溜之乎也。游行队伍喊着口号，顺利前进，避免了一场局部恶战。
自打1946年暑假沈同参加国民党办的夏令营，成为敌对阵营认可的一员，他为地下党、为北大师生做了多少工作，又经历了多少危险，除了自己和单线联系的领导，别人可能都不清楚，哪怕同班同学，同屋同学。某一天，沈同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几乎没人清楚他上哪儿去了......
到毛主席身边
五十多年后那个雪花飘飞的下午，沈同接受笔者采访，讲述了已经解密的一切。
1948年，沈同弟弟、育英中学地下党员因行为触犯校方被学校开除。沈同找到育英中学校长，替弟弟说情，快毕业了，能否别开除他。校长说，此事已经张榜，不好改了，我推荐他上汇文中学吧。后来沈同弟弟去了门头沟煤矿，不久，又一次行动不慎，被傅作义的人抓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张大中化装记者前去探望，回来对沈同说，暂时不具备营救条件。出于安全考虑，你不能在北平呆了，一查，你是他哥，很容易暴露。你"回家"吧。
家，是解放区。
1948年7月，沈同撤离北平，沿地下交通线回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城工部所在地：泊镇（现河北省沧州泊头市），在城工部研究室工作，整理他掌握的敌对人员材料。
一天，他被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发现，得知他之前经历----北大学生、打入三青团----这可是进北平城正当用的稀缺人才！杨部长向城工部长刘仁要人，你这里藏着个宝贝，我进城需要，给我吧。刘仁不给，杨部长坚持要。磨得无奈，刘仁说，给段时间，让沈同把手头工作办完。杨部长怕夜长梦多，直接找到沈同，
"诱惑"他，跟我进北平城，抓个特务多带劲。沈同说，我是城工部的人，要经过刘仁部长同意。刘部长早同意了。
就这样沈同来到社会部。他老实对杨奇清部长说，我一直搞学生工作，你的工作我不会。
不会我教你。
不是一天两天学会的。
耐心学嘛。
沈同成了公安学院一期学员，其他同志也加入学习。无论刘仁部长、杨奇清部长、沈同和其他人，都知道进北平需要大批各式各样人材，这也是他们奋斗多年不怕吃苦受累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目标呵。为了这目标早点实现，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1949年1 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这么大个城市，不能有政权交接管理的真空，接上级指示，沈同和华北局社会部的同志急行军进入北平。
中央决定，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
沈同清楚，中南海，这可是个完全不设防对公众开放游玩的公园，安保工作怎么做？
中央决定由社会部（后改为公安部）接管中南海。杨奇清挑选三十多个人（社会部抽调十几个人，其他选调各地警卫科长），三十多人带一警卫团把中南海安全管起来。每个大门放一个警卫科长，沈同在办公室当秘书，他了解北平城情况，有事问他。
沈同说，最困难是政协大会主会场怀仁堂的安全检查。多少年没做过这样检查了，我们的人上房顶，走地下水道，草坪翻了个个。要命的是，怀仁堂的线路拆开，接不起来，又找不到图纸。起先找来个北大还是清华的电学博士，接半天没接上，可见读书做学问是一码事，实践又是一码事。急得不行，我请北平工会帮着找一位电工。电工师傅是共产党员，看着乱糟糟的线头，我问师傅：麻烦不？师傅说，天天搞这个，不麻烦。七八十个线头，红绿蓝白黑，啥颜色都有，七里咔喳----接上了。这位师傅立大功了。后来我们培养他用他，养他老。
1949年6月，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陆续进中南海办公。开始毛主席白天在中南海，晚上回香山。6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到中南海勤政殿开会。我在那里值班。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见毛主席，有些紧张。毛主席见到我和我握手，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沈同。主席问我管什么事？我想，在解放区都叫同志，刘仁、杨奇清部长都叫同志，我也不好意思报什么职务，说，我管文件。毛主席看我很紧张，说，噢----那全世界的文件你都管哪！大家都笑了。我也一下子松驰了。以后毛主席开会老见到我，见到就叫我沈同，名字再不好改了，就一直沈同下去了。
沈同学长说，参加革命后他换了一二十个名字，每换一地方，每改一关系就要换一个名字，本名韩玉珩倒很少有人知道了。
（采访时，沈同夫人王志芸说，小孩子上学填表，回来问我是不是要的，为什么爸爸姓沈，我姓韩？）
全国政协会议的安全警卫任务完成后，上级决定把原会议警卫处与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合并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不久又扩编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当时沈同任警卫处办公室副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秘书。后来根据需要，沈同做了毛主席的专职随身警卫，并担任毛主席警卫组长、兼警卫处副处长，日夜随卫、时刻不离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十七年。
十七年中，沈同参加的重要工作不计其数，他在《我们怎样保卫毛主席》一书中记录了1955年夏天，毛主席外出视察，从北到南，走走停停，到了杭州，请几位同志开会，并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帮他了解杭州郊区农民生活。
沈同和几位同志到了余杭地区，看到血吸虫病对农民生产生活的巨大影响，回来向毛主席做了汇报。
1955年11月，毛主席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中央成立了血防工作领导小组，毛主席亲自参与多次过问。三年后的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血吸虫病的喜讯。毛主席十分兴奋，"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名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深刻几代人心中。
沈同陪同毛主席回韶山，上庐山，游长江，走遍祖国大地，深得主席信任。他的婚事还是毛主席关心、催问并主持的。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毛泽东的大儿媳刘松林得知丈夫毛岸英牺牲在朝鲜，十分悲痛，想去岸英牺牲的地方祭扫，也是在毛主席安排下，由沈同等人全程陪同，隐名自费进入朝鲜完成祭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生病住院，为了不惊动院方，李讷改名沈娟，当做沈同女儿与普通人一样治疗。
有人对这段经历有兴趣，可把《我们怎样保卫毛主席》一书找来看。此不赘。
一件趣事
沈同离开北平后第一次回北大，还有些惊险呢！
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北大知名学者致信毛主席，欢迎主席来北大讲话。毛主席把任务转给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的警卫摆上桌面：谁去合适？
汪东兴说，派沈同，他原是从北大出来的，那地方他比谁都熟。活动安排在北大二院----马神庙京师大学堂，后来北大理学院。这地方我的确熟悉。我带了北平市公安局一个班，便衣、佩枪。我让公安局的人先去看看，放上警戒。安保也没提太高要求，都是文化人我的师长辈。
我陪周副主席进校门，礼堂门口有人招呼签到，周副主席签了，让我也签，我签了不起眼小字：韩玉珩。接待人没注意，把周副主席让到前边，我坐他身边的沙发上。
这时，有人手提一把青瓷茶壶给周副主席倒了一杯茶水。我的心一下子提起来。这个茶壶并没做特别检查。怎么办？这时周副主席上台讲话，没来得及喝这杯茶。我紧张地想主意。周副主席讲完话落座，我一摆手用衣袖把那杯水打翻，擦水，重新倒水，全场净看我忙活了。有人盯上我----政治系许德珩教授示意姓吴的青年助教过问一下。吴助教也大感奇怪，甚至惊讶，这人不是三青团员么？怎么到了周副主席身边。会场有了唧唧喳喳的不安。吴助教请我出场。我起身朝门外走去。吴助教把我拦在院子里。没等我说话，市公安局李科长见这边有动静，走过来问我，首长有什么事？我说没什么事。李科长对吴助教说，这是我们领导，首长要警卫周副主席。又让我先进去。
首长？警卫周副主席？吴老师半天转不过弯。我说，我已经来了，情况你也看见了，有机会再谈。我可以进去么？吴助教说，你不进去我也不去。我进屋，他跟进屋，走在前边。我找一靠后位子坐下。吴助教说，咦你怎么坐这了？我说，别动。别影响会场秩序。以后再说。
以后----此次活动三十多年后的以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已不在人世的以后，离休后的沈同学长，以老校友身份参加北京大学校友会活动。得知他的传奇经历，一些老同学恍然大悟，原来你是......那位吴助教夫人，也是地下党员，为当年丈夫的举动向沈同道歉。
何歉之有？为过往岁月相逢一笑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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