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去还是留----陈友松教授的选择(陈琚理)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8-08 17:13 点击量：417
去还是留
----陈友松教授的选择
陈琚理
1948年，一个重大的选择摆在中老胡同32号院的住户面前：是追随国民党政府而去，还是等待共产党而留？
这院里住的大多数是北大教授，他们是一批中国学术界的著名人物、学者、作家和诗人。
他们是一群爱国的志士仁人，他们是一群能力卓越的智力劳动者。在当时，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在旧中国顶着各种阻力，他们已经发愤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为的就是实现救国的理想、使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繁荣昌盛。他们以审慎的态度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文明，以批判的眼光来继承和发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使得中西文化融合，为我今日所用。他们努力劳动的成果有目共睹，他们的贡献不可抹煞。国民党政府的堕落腐败和倒行逆施使得这批人越来越看清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以至从失望到不愿听命。这批教授中也逐渐出现了掩护共产党工作的左翼人物。
老蒋已经派人来游说过了："北大胡适校长业已南下，你们还是跟他走吧，留在这里有什么好？临时飞机场已在东单修起来了，飞机票留给你们，要走马上就可以登机。"
事实是，这个院里的人留下来了，一个也没有跟老蒋去。我父亲陈友松也是其中的一个。
教育救国的志向
我的父亲陈友松自幼跟随我爷爷读书，四五岁时就开始背诵经史子集，小时候背的东西，一辈子都记得。9岁能做文言诗文。后入本地高小、武昌博文中学。因成绩优异，得到资助去菲律宾学师范教育。在菲律宾遇到黄炎培、雷宾南等教育家，曾共同探讨教育救国之计，涉及师范教育、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乡村教育等各个方面。24岁回国，辗转河南、广西等地从事中学教育。
▲ 1935年，父亲陈友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旋即返回祖国
1929年考取官费留美，后师从杜威。由于他曾在国内不少中小城市和农村考察过教育，切实了解中国政府对教育财政投资甚微，很希望改变这种状况。于是专门研究，以题为《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的论文获博士学位。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时，马寅初作序，称其"在教育学和经济学的边缘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35年1月，父亲获得博士学位后旋即返回祖国，他跃跃欲试，要学以致用了。最初，他一边在上海教书，一边在南京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兼任委员，主要负责引进现代西方科普教育片，他向资深电影人洪深先生请教并与之合作。那一年，有很多这类影片向国人放映，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同年他创办了《电影教育》月刊，这是中国首次出版的电教刊物。同时他在上海大夏大学开设了电影教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这也是我国最早在大学开设的电影教育课程。他还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有关电影教育的专著《有声的教育电影》。他是我国电化教育的首创者。
好景不长，《电影教育》月刊只出了6期就被迫停刊，中央教育电影检查委员会的官他也不愿再当下去。这一切都源自他的倔犟和耿介。在他任职的那个环境里，有那么一些不学无术、厚颜无耻之徒，拿了薪水不干事，因为谙熟为官之道，善耍政治手腕，结党营私，见风使舵，排斥异己，使想做事的人不得施展。我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回国来的主旨在于传播所学的教育主张，推动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是一个学者，心地单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不会拐弯抹角，不会为了迎合别人哪怕是上司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因此常有争执顶撞的情形出现，这使他很不愉快。他好像是一只蜻蜓，高高兴兴地飞起来，却被粘到巨大的蜘蛛网上。他要挣出网去，要重新自由飞翔。"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这句诗经常涌现心头。不如离去，薪水再多，也不干了，一心去教书、写文章，当个教书先生和撰稿人也许还快活些----能够在讲堂上和书刊里阐发自己的见解，传播有益的主张。好在，那时的他还可以为自己作主，辞官就辞官，从此不再受那种无形的压力与束缚，身心得解放。
后来的岁月基本上就是辗转地任教于华东、华南沿海的几所大学，而且也在贵州工作过。抗战后及解放前，主要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任教。1940年，他倡议和指导了昆明广播电台的"空中学校"。这是一个专题节目，他把这个节目的开播视为传播自己教育思想的又一阵地。在强敌入侵、民族存亡的关头，这是"摧坚除强，移风易俗，继绝存亡，立心立命"的有力工具。抗战期间，他还是储安平先生所编《观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在储安平先生的《客观》周刊上也能看到父亲的文章。为了实现替家乡湖北办教育的夙愿，他应邀于1941年到湖北恩施复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他鼓励学生为抗日救国而学习，校园里弦歌四起，师生振奋，学风大长。他原想大干一场，但受当局多方箝制，遂愤而辞职，重回西南联大。但他仍然关怀湖北省立师范学院的前途，他与李四光等人多方奔走，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将师范学院改制为国立。在西南联大，颇受进步人士影响。目睹爱国师生被害，写诗声讨当局："沉沉怨气撼乾坤，白昼狰狞兽食人。""恨无寸铁护髦士，尚有秃笔讨顽癫。"他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表达了强烈、分明的爱憎。
在对中国悠久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批判中，父亲了解到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和她的伟大贡献，心中产生了深深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情绪油然而生。他年轻时就树立了为斯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无论有多少艰难挫折，也不能打垮他、阻挡他。父亲立志献身祖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一个学者，热衷于干实事。所以，凡与中国教育有关的事，多努力参加，尽力而为。然而事与愿违，在多年的实践中，他逐渐看清了当权者的真面目：热衷于同室操戈，不愿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对教育事业的投入远不及对打内战的投入。他彻底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了信心，认为蒋政府是"一条必沉的漏船"。所以，尽管过去胡适、王云五等人曾对他多有扶助，也很赏识，但在此历史性的抉择关头，他仍然决定留下来。当傅作义邀请他和其他知名学者、社会名流在中南海勤政厅共商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大计时，他欣然前往，为保存古都的建筑和百姓的平安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岳父和妻子的倾向
我的外祖父朱木君先生亦名树馨、沐军。生于书香世家。与我父亲同为湖北省京山县人。朱木君先生生于1886年，长我父亲13岁。早年，朱木君与小同乡董必武先生一同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入东京浅草高工攻读机械科，并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1921年教育部招考留英学生，木君先生考取曼彻斯特工业大学机械工程系，后为法国巴黎大学航空系研究生。1927年学成回国。1932年冬，经董锄平（冰如）介绍，他在苏区江西瑞金兵工厂任工程师，修桥、筑坝、制作水车作为工厂的动力。长征开始时，董必武怕他耳聋体弱，无法跟随大部队，遂一路派人护送，单独离开苏区。朱木君为人耿介正直，做事严谨求实。1942年秋，外祖父为我父母在湖北恩施主婚。抗日期间，湖北省政府迁到恩施，我父亲时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我外祖父则于1938～1941年任湖北省高等工业学校校长，1942年在恩施的湖北省科学馆工作。外祖父为人刚直不阿，哪怕丢了饭碗也决不同流合污。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1947年，我外祖母病逝，年过花甲的外祖父孑然一身留在武汉。他与董必武、董锄平、高朗等中共人士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或见面机会。由此也可见朱木君先生的政治倾向。
我的母亲朱良菊女士是由董锄平唯一介绍进入刚刚成立的中央劳动部的。29岁的西南联大毕业生，从此在这个国家机关工作了一辈子。曾任民盟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她幼受庭训，因日寇南下，17岁孤身赴桂林、昆明读中学，后进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教育，正巧是我父亲的学生。母亲21岁时嫁给了43岁的父亲，不嫌他比自己年长许多，也不在乎自己是续弦，皆因仰慕其学问人品。父亲在给我外祖父的信中称赞母亲是湖北籍女生中的凤毛麟角。二十年代，陈友松在湖北学界已颇有名气，朱木君对他的学问人品甚为赏识，因而这婚姻得到我外祖父的支持。共同的人生旨趣缔造了这门被誉为"松菊良友"的姻缘。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负责人、南开大学教务长、后来的天津图书馆馆长黄钰生（子坚）先生在悼念我母亲时给我父亲写信，说道："在你，失去了终生的伴侣，在我，失去了学生中的佼佼者。"我母亲的秉性外柔内刚。她吃苦耐劳，做事认真负责。虽然她对我讲过李清照"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词句，却甘于做默默无闻的贡献，不喜欢出头露面。更因为学习师范教育而懂得培养子女的情操。她认为第一要紧的是让孩子从小热爱真、善、美，懂得欣赏人生的美好，并为之奋斗，要有志气，勇于奉献，事事努力，不甘人后，不要怕吃苦，不要怕吃亏。母亲爱孩子、爱丈夫，更是一个极为敬老的人。外祖父肯定会留在武昌，母亲要为他养老，自然也不会离开大陆。
学生的造访
就在那一年，沙滩中老胡同32号院的11号宅内，出现过一位女大学生，叫汪兆悌。她刚二十出头，是我父亲所在的北大教育系1945级优等生。她离开北平已经有些时日，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当然也不晓得她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次她从解放区回来，到我家拜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述"光明与黑暗的抉择"，劝我父亲留下来。那时她头戴一顶北平很罕见的御寒帽，颇似《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所戴的那种，给院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也是湖北人，和我父母也算是同乡。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讲话入情入理，行事稳重大方，我母亲也很喜欢她。父亲能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受这位女学生的影响。
后来又陆续有两个北大教育系的男生来过，分别是力易周和田家胜，"文革"后分别担任新疆乌鲁木齐图书馆馆长和陕西师范学院院长。当时他们描述了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灿烂明天，像我父亲这样的人肯定有用武之地，总之，前景很诱人。我父亲也相信了。
30年后，那位女学生汪兆悌已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负责人。当时我父亲已经被北师大外国问题研究所辞退，原因是又老又瞎，不能工作。他的全部关系也被转到索家坟街道办事处，靠养老金度日。可是，汪兆悌老师却把年近八旬、双目失明的陈友松返聘到教科所，还为他配备了助手夏宁，使他得以译著、带研究生、帮助无数希望出国深造的莘莘学子。终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间，再次获得机会来实现自己年轻时候的梦想：那就是为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发展教育，让祖国强盛。为中国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出了很多成果。田家胜后来见到父亲，第一句就是道歉的话，因为留，经受了打击，难以承受的打击，眼睛都给整瞎了。所以田家胜说对不起。可是父亲当时什么话都没说。
和芮沐的交谈
老蒋的青年部长、原北大教育学系主任陈雪屏送来了机票，他是遵照当时北大校长胡适先生开列的名单来发飞机票的。之后我父亲就去找芮沐教授。芮沐当时刚从外边回到北平，住在32号院的12号。我父亲和芮沐都曾留美，来往比较多，两家人本是朋友，现在又是近邻，聊天谈事特别方便。芮先生说："我刚从那边来，我知道那边的情形，我是不会走的，你也不要走。"父亲当然也是同样的选择。
当时院里还住着一位"胡三爷"，院里人跟胡思杜开玩笑时，特别是小孩子，就这样称呼他。"思杜"是胡适之先生为怀念恩师杜威，给自己的小儿子取的名字。胡思杜没有跟他的父亲走。我父亲也没有跟自己的校长走。思杜后来在批判胡适的高压下自杀了，死时还很年轻。
我父亲经受住了磨难，活到了改革开放的年月，但双目失明近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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