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红楼生活志（夏志清）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8-22 21:06 点击量：358
红楼生活志
夏志清
我同济安哥是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底乘船北上，十月初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平的。同船还有联大高材生马逢华，可惜当时互不相识。北京大学表扬学术自由，行政方面也自由得近乎马虎。我们兄弟报到得很早，红楼好多单人宿舍都空着，济安就选定了一间阳光充足、面对沙滩的大房间四六三号，我就在隔壁四六二号那间住定。济安房间左手那间归赵全章，再过去一间归袁可嘉，二人都在外文系教书，袁可嘉任某报文艺副刊编辑之职，颇有诗名。靠近楼梯那一间，则为一对夫妇所占有，他们还有一个婴孩。四楼未备女厕所，大家公用的男厕所，水龙头里只放冷水，根本没有洗澡设备，洗涤尿布就非常不方便，不谈其它。但男的也是外文系教员，可能分配不到宿舍，自己租房子住太贵，校方竟让他在红楼住下，这是北大的“自由”。
我是江南人，加上早一年刚在台北住了十个月，习惯于亚热带气候，初到北平，反觉大干燥。虽是十月晴秋，嘴角上也生热疮。交冬以后，天气转冷，红楼晚上九点就不供暖气，我是熬夜的人，只好穿了西装大衣读书，实在不方便。济安哥中西装俱全，夜间穿了棉袍子，既温暖又方便。我大三那年就改穿洋装了，这次北上没有把旧的中装带来，后悔莫及。每晨校工手提水壶，逐室满注一热水瓶开水，供一天之用。济安清早有课，盥洗之后，就赶出门去吃油条豆浆。我是助教，只教一门先修班大一英文，不必早起，生活悠闲得多。济安教三门课，虽然薪水多一些，比我何止辛苦三倍?我懒得出门吃早饭，订了一瓶新鲜牛奶，自备一罐ground咖啡，起床后即在煮水锅里放些咖啡，再注入牛奶，在电炉（hotplate）上煮咖啡吃，饮完牛奶即把咖啡颗粒倒掉，倒很可口。每星期二、四两天我得乘三轮车去国会街教先修班，就在那处跟学生一起吃午饭，别的日子则等济安教书回来，一同到沙滩对面食堂去吃。
沙滩名副其实是个沙滩，北大大门口这条街道，讲理铺条柏油路也不算十分过分。但那时国难当头市政府也穷，大家想不到这一点。冬季没有风沙，沙滩上铺了冰雪，倒也光洁；一到春天塞外的风吹来，飞沙走石，实在吃不消。妇女春天上街，头上都笼了一块绸布，满盖脸部，像我这样的未婚男子，逛街连女孩子的脸也看不到，实在煞风景。我自己星期二、四两天，教书回家非得洗脸洗发把那些沙土洗掉不可。学校大门对面只有两家小馆子，一日大学食堂，一日小小食堂。大学食堂只备有七八只小桌子，比小小食堂大不了多少，老板娘人高脸白，相当能干，可供应些最简单的热炒。小小食堂则一无新气象，桌面油腻脏黑，到那里平常叫一碗炸酱面，有时来一小盆酱肉。江南人爱吃鱼虾，那年差不多每日两餐都在这两家食堂吃，实在乏味之至。亏得当时我不懂营养，吃饱肚子就算了。炸酱面这样咸，长期吃对身体实在是不宜的。学校里在食堂可吃包饭，便宜得多了，但济安哥不主张包饭，同学生挤在一起，情愿天天吃馆子，多花些钱。常在两家食堂见面的有好友程靖宇，袁可嘉同他的女友（住在灰楼，也是外文系助教），同潘家洵教授。潘也是苏州人，他主管大一英文，可说是我们兄弟的顶头上司，不好敷衍他。我们兄弟在上海住得太久，讲的苏白已带有上海腔，潘家洵则是一口纯正的苏州话，当年能在异乡听到，也真不容易了。
两家食堂之外，校门对面还在一家洗衣店，我穿西装，衬衫不得不交他们洗。红楼没有热水，那家小店也没有热水，严冬期间他们洗衬衫根本不用水，领口袖口都用酒精擦，擦破后，再用缝衣机密针补牢。我去北平时，带了好多件司麦脱牌子的新衬衫，一到冬天都已遭了殃，当时又买不起新衬衫，穿那几件领子密针缝满的衬衫，实在很痛心。我西装根本没有几套，刚到北平还没有上课，有一天兄弟逛街，济安怂恿我在地摊上买了一件人家穿过的上装，所谓sport jacket，既不美观，又不合身，穿起来总有疑心，买了放在衣箱里，同别的衣服放在一起。有一天要换冬装了，开箱子一看，这件上装里有不少坚甲利齿的虫，把我别的衣服也咬破了，真是伤心透顶。衣服实在是不够，只好到王府井大街去订做一套厚呢双排扣子的西装，所费不赀。北平裁缝做西装，上身特别宽大，里面可以多穿毛衣御寒。民国三十七年初，我已在耶鲁，这套西装只穿了一年，还算是新的，穿起来这样肥大，加上那时美国根本不流行双排扣子的西装，实在自惭形秽，三十年前耶鲁学生穿着特别讲究，哪里见过我这样的怪物?上海做的那几套旧西装，虽然较合身，但上装都太短，实在也不像样。我初到美国，一无自卑感，就是那几大西装害得我好苦。
北大只有灰楼女生宿舍盥洗室有沐浴设备（当年有无热水，待考），所以住在里面的女生，还可以冲洗一番。男生就不同了：他们如去不起澡堂，只好长年不洗澡。红楼头三层都是教室，四层以上才是单身宿舍。有时不凑巧，我下楼刚刚下课，楼梯上挤满了学生，简直是奇臭难闻。北平人爱喝白干，有时乘公共汽车人挤入的时候，除了乘客身上、衣服上发出的臭气外，还加上那股酒味，也实在不好闻。
上海苏州都有澡堂，我是从来不去的，尤其是大家一起洗澡的混堂，想想就可怕，多少人有皮肤病、白浊、梅毒，这里面的水怎么可以把身体泡进去?但住在红楼，没有办法，每隔两星期，我们兄弟只好到澡堂去一趟，我们当然是洗单人浴盆，但事后总有人伺候。北方人又客气，“您您您”的实在令人生厌，照例浴后他关来一杯香片。茶叶是劣等货，加上香片，实在是不好喝。上海苏州一带不流行喝香片的，不知怎的，香片在台湾这么流行。常有不太熟的人来纽约看我，不好意思空手，总带两罐茶叶，客人走后，打开罐头一看，若是香片，只好备而不用。我藏有的香片茶叶真有好多罐（品质较好的已转送了朋友）。我每晚冲一杯全祥茶庄的特超级龙井，前天在朋友家喝了一杯全祥超级南岩奇香，当年大陆也没有这样好的茶叶品种。
在台北那一年，在办公室无聊，学会了抽纸烟，真是贻害终生。假如当年报章上不断有人警告，抽烟会生癌症，我是绝对不会去碰纸烟的。去了北平，饮食不佳，生活上没有调剂，兄弟两人都抽上了瘾。当时美国烟四大名牌是Camel，Lucky
Strike，Philip Morris，Chesterfield。其中我最爱抽的 PhilipMorris（北平人简称“飞利浦”），味道实在好，可惜价格太高，实在抽不起，只好改抽美国杂牌Maryel。六十年代美国有家机构调查各种牌子香烟所含尼古丁和tar的成份，却是Marvel牌成份最低，这是我意想不到的。红楼四楼那几位同事，劣牌香烟也买不起，有时他们来坐坐，不知真正目的是来闲聊还是抽烟。赵全章总要抽完三支，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房间去。
我是新人，英文系年轻同事不知我实力如何，谈话时不免有些戒心，不易建立深交。我们兄弟的看戏朋友是历史系研究生程靖宇，我同他交往关系将在另文提及。另外一位朋友也是研究生，印度人许鲁嘉，此人早两年前被印度政府派来西南联大跟汤用彤先生研究孔子思想。初到昆明的时候，自求清静，住在和尚庙里，不料庙里厕所太脏，竟染上了淋病，大呼负负。这次北大复原，他也跟了北上，虽然汤用彤远去柏克莱加大，根本无人理睬他的研究。他是吃素的婆罗门，我们兄弟吃完晚饭，走上红楼五楼，他总在电炉上煮大锅菜，里面萝卜、大白菜之类蔬菜甚多，其实比我们两家食堂里的饭菜营养丰富。他不断在无线电上收听印度电台广播的家乡音乐，同我们三人造“桥”，玩玩纸牌，有时讲讲家庭往事。我总觉得东方社会太不人道，二次大战期间，他哥哥早亡，留下一位年轻嫂子，叔嫂见面总不免脉脉含情，但婆罗门教是不准寡妇再醮的，许鲁嘉只好跑到中国来向孔子问礼，留下老母寡嫂相伴过日子。许鲁嘉体格健美，春秋时分，常在操场上长跑，竟有人钟情于他。那位女生钟小姐，也是济安的学生，跟R·E·同班。我在耶鲁的时候，看到济安寄来他们二人婚后小照，说不出的高兴。大陆和印度政府交恶后，想来许鲁嘉便早己被遣送返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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