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我和北大图书馆（ 宿白）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09-16 14:17 点击量：363
我和北大图书馆
宿白
从1940年起我即经常出入北京大学图书馆，迄今半个多世纪了。我与北大图书馆的关系，可分三个阶段：学生阶段、在图书馆工作阶段和离开图书馆的工作以后。下面即按这个顺序写几件印象较深的事，作为北大图书馆开馆90周年的纪念。
学生时代对图书馆感受最深的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对本职工作的熟悉和对同学们的热情。当时和同学接触最多的是典藏股的王锡英先生，中文阅览室的周彬先生和西文阅览室的卢遇庚先生。王先生在书库内上班，大家在卡片柜中找不到的中文书都去请教他。1942年，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书暂存北大图书馆，清华的线装本丛书都分订成包背的平装本，而且有公开铅印的《丛书字目书名索引》备查。王先生就告诉大家如看丛书本，借清华书最方便，他并考虑清华书存放在书库最上层，他要爬上去拿、送，而且它还一足有病，不良于行。王先生还常常帮助同学注意古籍的不同版本问题。因为我借狮谷白莲社刻本《慧琳一切经音义》，他就告诉我馆里新接受的一批赠书中，有一大摞此书的大字刻本，北大图书馆入藏的一部日本人三十年代印刷的《高丽藏》本《慧琳音义》，就这样从未编目的书堆中“发掘”出来了；这个本子在近年南朝鲜新印《高丽藏》之前，是非常罕见的。
周彬先生是中文阅览室的负责人，经常坐在阅览室入口北侧的工具书出纳台的后面照顾全室。因为他兼管工具书出纳，所以实际上就成了辅导同学，特别是新入学的同学如何使用工具书的老师了。他不惮烦索地为同学讲如何利用《中华大字典》、查《佩文韵府》；如何使用燕京大学出版的那套引得。《册府元龟外臣部索引》出来了，他就在陈列架上该书外臣部那套书的前面夹了一张纸条，说工具书台新备此书索引供查。对同学最方便的是他那样熟练的运用四角号码，有问必答，而且非常迅速、准确。周先生还经常帮新同学找书，记得第一次翻《四部丛刊》的戴校本《水经注》，正好碰到周先生整理书架，他就说那边《四部备要》里的王氏合校本可以参看。西文阅览室的卢遇庚先生也常常主动告诉同学一些重要书籍。该室我不大去，偶尔去一趟有时也有意外的收获。三年级上古代礼俗课，必读参考书中有弗雷泽的《金枝》。我去问卢先生，卢先生告诉我，全编本就在此书架上层的中间，部头太大了，还是先看简编本为宜。后来上课时提到此书，老师要同学们看的正是这简编本。
1945年，因当时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介，我转到北大图书馆参加李氏书的编目工作。1947年，虽又回到文科研究所兼读研究生，但下午仍去图书馆上班，一直继续到1950年。在图书馆工作合起来大约有三年多时间。这三年多，我实际是又学习了一门实验性的目录版本学。指导我们编李氏书目的是北平图书馆的赵万里先生。赵先生一般都是上午来修改我们写得编目卡片。遇到重要书籍，赵先生就要评议一番，而李氏书中被赵先生认为是好书的又很多，于是赵先生来一趟我们就有可能上一次课。听赵先生讲课是很过瘾的。他说版本鉴定是书皮之学，要自己多琢磨。只有我们卡片上写的太离谱了，他才讲些他的经验和识别方法，他每次评议的主要内容：1）往往是从弄清楚它的承袭关系来解释某书的某个本子为什么好；2）议沦李盛铎的题记和他的校书方法；3）李盛铎收藏某些书的历史背景。这些都是从书本里找不到的学问。编李氏书的过程中，适逢筹备北京大学50周年（1948）纪念展览，图书馆要陈列善本书籍。大约在1947年底赵先生选好了一批书，要我们每种写一短篇介绍文字。1948年暑期前一切已大体竣工，不料暑假期间，赵先生突然召集我们说，教育部有可能要北大南运一批善本，我们要在选陈的好书中至少撤下20种，以防遗失。我问：种数已上报了怎办?赵先生想了想，要我赶快补选一批日本刻本替换。这样，我们就把原选上的有宋元间人批注的传世《尚书伪孔传》最早的宋刻本，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最早合刊郑注贾疏的《周礼疏》、宋刻本《附释音尚书注疏》、宋天香书院刻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宋建阳刻本《史记集解》、宋刻本《大唐六典》、宋刻本《新序》、宋刻本《说苑》、绍兴二十年饶州刻本《重厂—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宋刻本《国朝二十家名贤文粹》、宋刻本《孟东野集》、宋刻本《临川先生文集》、宋刻本《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元刻本《重校正地理新书》、明秦氏玄览中枢抄本《隶氏》、明姚舜咨抄本《云麓漫抄》、明抄本毛康校《末元名家词》等
20种大多属于李氏书中的上上品和重要书籍撤下来的，补替了朝鲜刻本一目10种和日本刻本经部8种，集部2种。这件事仓仓促促，基本上刚就绪，北大出版社就来催展览善本说明稿。新写的20种介绍文字，没来得及请赵先生审阅就复印了。纪念北京大学50周年的善本展览说明——《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公开发行后，留心古籍的先生们奇怪《善本书录》为什么把李氏收藏的精华漏掉了不少。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说明。现在可以借此机会作点必要的回答了。
1952年，院系调整，学校搬到燕园后，我又单纯地成为图书馆的读者。40年来，图书馆的建设的确可以说是举不胜举，但从一名文科教员的感受来讲，我想至少有两项最为重要。其一是设置善本阅览室。在城里沙滩时，看善本也是一般阅览室，李氏书编好书目后，图书馆一下子新增近万种善本书，确实有辟专室阅览的必要。增设善本阅览室，最感到方便的是，可以同时阅读中西文善本。例如过去要核对关百益的《伊阙石刻图表》，需要先在中文阅览室借出关书，然后提出要求经过同意，才能拿书到西文阅览室再借沙畹、喜龙仁等人的图录，现在在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上就解决了问题。为了研究馆藏的敦煌、吐鲁番古文献，参考斯坦因等人的书籍，同样也不用多费事了。八十年代，善本阅览室开架陈列台湾商务印书馆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给研读古籍的同志提供了最大方便。我们旧藏的善本中有不少四库底本和嘉道以来的传抄四库本，翻阅这类书亟需核对最好的四库本。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部开架，应是图书馆的一件大好事。第二项重要措施是允许副教授以上的教员进普通书库。这项措施，是不是可以说是又进一步打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传统?能进书库看书，对扩大知识面，了解新信息，都有无法代替的作用；更何况北大图书馆普通书库非同一般，也是“隐珠藏玉”之所。六十年代初，曾调查一次北大图书馆所藏《径山藏》的零种，除了善本书库有二百六七十种外，普通书库还有十多种，而且其中还有几种较为罕见的语录。八十年代，有人调查《海录》的传世版本，居然在普通书库书架上找出六、七种。类似事例，也是举不胜举。其实北大图书馆书分普、善，在中文古籍方面质量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拣选，还是1932年张允亮先生主持的那一次。六十年过去了，大批图书不断入藏，现在书库十层，比张先生时代不知扩展了多少倍，要了解清楚这样庞大的北大图书馆普通书库的底细，谈何容易。为了尽可能充分利用普通书库，允许一部分教员进库看书，不仅方便了教员，对图书馆工作或许也有点益处。因此，我们衷心拥护图书馆这项开放性的英明措施。
199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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