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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我的“土八路”生活(顾肇基)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10-28 13:10     点击量:404

我的“土八路”生活
顾肇基

19457月,我离开当时的北京大学去解放区。当时,和我一起走的还有两位同志。都是由张大中、董华(原名姚卿祥)同志介绍的。我们先到天津,住了一夜,换了服装后乘火车抵达保定。根据事先约定的暗号,我们在车站附近与前来接我们的人接了头。他带我们到了一家药房去找人联系。因那人不在,我们只好根据第二方案,自己穿越敌人的封锁线直接去找交通员。在一个日本鬼子和伪军共同把守的铁道口,我们受到了详细的盘问,他们没有找到破绽,只好放过我们。我们按照地址找到了交通员所在的村庄,同交通员接上了头。我们只说了几句话,交通员就急忙带我们离开了村子,钻进一条深深的大道沟。他说:“这几天敌人经常出来巡逻,一不小心就会遇上,所以必须很快离开这里。”说着,便加快了步伐,连走带跑,一气走了90多里路,才在一个村庄住了下来。我们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一个个走得满身是汗,脚也磨出了泡。第二天早晨,腰酸、腿痛,两脚不敢沾地。但是必须接着走,不能停留。一天,两天,三天……走的几乎都是山路,在天津刚买的新布鞋都磨透了底。脚上的泡,一个、两个、三个,逐渐由少到多,泡与泡都连接起来,最后整个脚底结成厚厚的一层皮。这时走起路来不痛了,混身也都轻松了。

大约走了六七天,终于到达了河北阜平县康儿沟,那里是晋察冀城工部所在地。那年暑期,平津地区的许多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就是在这里集中学习和总结工作的。那时,我们每个人都蒙着脸,谁也看不到谁。听报告时,大家集中起来,彼此用布帘隔开,听完报告,各自回窑洞去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件。这样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晚上,突然锣鼓喧天,欢呼声四起,火把照亮了山沟。原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终于胜利了。大家高兴极了,都情不自禁地揭开了头上的毛巾,露出了本来面目。这才发现许多熟人和同学,于是互相拥抱在一起。这天晚上都没有睡觉,跳舞、唱歌、扭秧歌,整整闹了一夜。

第二天,听刘仁同志讲,苏联红军已出兵东北,估计很快就会到达华北。因此,决定让大家分批赶回北平和天津,完成接管平津的任务。

第一二批都先后返回了平津,我因为疟疾未好,被分在第三批走。那时,敌人尚未缴械,我们不得不绕着敌人的炮楼走。有时还得白天休息,晚上行军。所以走的时间很长,大约半个多月才到达平西铁窑、瓦窑两个村庄住了下来,准备进城。可那时国民党军队已接管了北平,而且封锁很严,不好进城。因此组织上决定把我们暂时留下来工作。开始我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华北联大学习。在联大学了三个多月,19463月,佘涤清同志找我们谈话,说北平很需要人,想派我回北京搞地下工作。我当时很喜欢华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舍不得离开那里,但工作需要,只能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天,我换了衣服,便和另一位被派回北平的女同志乘火车(货车)到了怀来交通站。交通站的同志让我们两人化装为夫妻,并雇了一头毛驴,送我们到了青龙桥,然后排队等待检查,当敌人盘问我时,我只好说我送妻子去张家口探亲后准备回北平的。

敌人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便放过了我们。于是我们便乘火车到了北平,下车后“夫妻”分离各奔东西,谁也不知道谁回哪里。

当时,北京大学已改为临时大学,我返校后,许多老同学都问我,离开学校半年多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回答说,去年暑期我回了山东老家,因为德州都被八路军占领了,铁路又不通,回不来,所以一直拖了半年多。有些同学半信半疑,便开玩笑地说,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是不是被赤化,成了土八路了。这样一来,再加上我生活上比较朴素,有些土里土气,所以几个要好的同学,有时就管我叫“土八路”。

我办理复学手续后,便等人来同我接关系,一直等了一个多月,才有人找到我接上了关系,这人就是项子明同志。我原来并不认识他,后来我就一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当他离开北京时,便由张大中同志和我联系。

1946年暑期,西南联大迁回北平、天津,又恢复原来各大学的名称。于是北京临时大学便归并到了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同志来北京之后,北京大学的学生运动,便蓬勃开展起来。地下党做了大量的细致的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成立了民青、民联。发动了许多大的运动。

当时,我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我们成立了民间歌舞社、壁报社、读书会。扭秧歌、唱进步歌曲,读进步书籍,另外还排练和演出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和“白毛女”。这样一来,有些反动学生(国民党、三青团)也在背后把我叫做“土八路”了,但已不再是什么玩笑,而是当真把我看成了他们眼中的“共匪”。我刚返校时,他们还以为我真的回了山东老家,因为当时也有别的同学回老家后很长时间才返校的。但那些人回来后总是诉说自己家庭被斗争的情况,说共产党如何不好等等。可是我与别人不同,回来后,从未骂过共产党,所以很早就引起了他们的猜疑。后来又见我总和进步同学在一起活动,因此便认定我没有回老家,而是去了什么地方,被共产党洗了脑筋。因此,当他们叫我“土八路”时,就变了味,好象从牙缝里吐出来的,不仅含有讥讽、蔑视,而且还有几分仇恨。我们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就成了北大地下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但是,北京的地下党员、民青、民联和进步同学是很多的,“土八路”优势越来越大,最后,整个北大(沙滩)也就成了“小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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