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在母校
李  赐

实现夙愿  就读北京

1944年夏，我在重庆报考西南联大时，衬衣都挤烂了。考试结果，名落孙山。

1947年，荣氏企业集团荣德生老先生及其公子荣一心、荣毅仁等先生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我终于考上了江大文学院中文系，靠奖学金和师友的帮助，上完了大二。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进入高潮，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但在一些名教授如钱宾四（穆）、唐君毅、朱世溱（东润）、李雁晴（笠）等先生的教导下，也学到一些知识。1947年7月，我北上转学北大中文系，名列前茅，总算是实现了我求学北大的夙愿。

我两手空空，孤身北上，由好友王纬（时任《解放报》记者，后为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驻法国分社社长，已故）介绍，在北大中文系川籍同学所住集体宿舍借住。还未转上学便参与中文系同学的各种活动，包括迎接新同学入学等等。日盼夜盼，先是盼望转学考试放榜，考上了又盼望得到助学金。未得助学金之前，生活无着，由原江大及北大的师友资助和四川同乡会的救济。哲学系陈世夫同学曾领我去见贺麟教授（先生负责同乡会），贺先生当即批给我60斤小米。经过评审，我获得了甲级助学金，才使我终日惶惶于无钱吃饭、上学的心安定下来。这笔助学金，一直助我大学毕业，走出校门。这不能不使我终身感激我们的党、感激人民、感激学校、感激所有帮助过我的老师和同学。当时共和国初建，国家困难，甲级助学金是最高的助学金。每月除交伙食费外，还有余钱购买牙膏、肥皂。当时相声表演艺术大师侯宝林在东安市场凤凰厅说相声，门票正好是我助学金的这点余钱之数。因而我在校的两年，从未买过票听相声或看戏，非不爱也，实无钱也。我们住在北河沿北大三院，饭后或星期天和陈毓罴或王德宣同学漫步王府井大街，从这家商店到那家商店走过，但见橱窗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却不敢问津。我们戏称之曰“点货”。遇到行乞的，因我们也身无分文，只好快步躲过。当时我们吃的是小米、高粱和玉米面窝窝头、发糕。吃肉馅包子是改善生活。

五十年代初，人民的生活是艰苦的。我们一些靠助学金维持学习生活的学生尤为艰苦。但我们精神愉快，学习努力，积极向上，吸收新鲜事物，如饥似渴。

德智双收  塞外扎根

古都北京，我国政治文化的中心，人才荟萃，众多专家学者，文豪诗人在此集中。我对这些名人大家，私淑已久。刚到时蒙朱东润和李雁晴先生的介绍，我先后拜谒了叶圣陶、冯友兰、钟敬文、游国恩、容绍祖、吴祖缃先生。转入北大后，直接受教于杨晦、杨振声、俞平伯、郑振铎、吴晓铃、废名（冯文炳）、川岛（章廷谦）、钟敬文、蔡仪、魏建功、罗常培、唐兰、王利器、周祖谟先生。除以上中文系的老师传道授业以外，还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使我的眼界大开，知识日增。

仅就1949年的7月至12月，半年的时间内，我就听过以下一些领导和学者的讲演，参加过校内外的一些文艺活动和其它活动。听过胡乔木、胡绳、艾思奇和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在民主广场以及陈毅将军在北大礼堂的讲演。 1949年的10月19日是鲁讯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全国文联在国民大戏院举行纪念会。北大中文系魏建功、罗常培等先生和同学都去了。那天，到会的文艺界、学术界的文人很多。有茅盾、丁玲、曹靖华、柯仲平、艾青、田间、田汉等。会前我遇见了我中学时的老师碧野、王志之（含沙）。会上我们听了郭沫若、吴玉章、许广平等先生和系主任魏建功（代表教职联）的讲话。当晚北大学生会委托新文艺社、中文系联合举行鲁迅先生纪念晚会，请许广平、胡风、郑振铎、冯至、杨晦等先生讲话。到会的还有田间、马烽、闻家驷、杨振声等先生。新文艺社是当时北大唯一的文艺团体，49年9月由原来的新诗社改名。它的会员以中文、西语两系同学为主，加入其它系爱好文学的同学。中文系参加的有赵丕杰、白婉清等。我是由丕杰同学介绍入社的。此后新文艺社开过多次会。11月9日召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讨论会。有胡风、康濯、马烽、缪朗山等先生讲了话。12月1日由新文艺社与中文系、西语系联合举行了12．1”文艺座谈会，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到会参加讨论的有艾青、田间、臧克家、袁可嘉、李何林、高兰、卞之琳、杨晦、王亚平等先生。在这之前，11月13日，一年级[49级]同学主办的文学座谈会，请来了袁静、王亚平、沙鸥等先生参加座谈。9月8日，在三院大礼堂由北大学生自治会、教职联合会、工警会、中共北大总支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大总支部等五个单位联合举行中苏友好座谈会。到会发言的有吴清友、樊弘、许德珩、钱端升、王铁崖、汤用彤先生。最后由陈绍禹作报告。最令人兴奋和难忘的是10月1日北大学生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那天一早，北大文、法学院的四百同学，代表北．京城的大专学校到前门车站欢迎苏联代表团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该团是来参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及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的）。等周总理、宋庆龄、吴玉章等先生和代表团上车后，我们离开车站，高举红旗，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尽管还没有同北大的大队会合，还没有进入会场，开国大典就开始了。但我们却听见了毛主席高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声音和28响礼炮声。

我小时在故乡看过不少川剧，因而爱好戏剧。我和同学们在这半年内，看过学校和系里组织观摩的几个歌剧、话剧、京剧。它们是《刘胡兰》、《九件衣》、《思想问题》、《红娘子》、《哭秦庭》。作为中文系的学生，看戏主要不仅为了娱乐，也是为了加强对戏剧艺术的欣赏能力，提高艺术文化素养。在解放之初，还是为了提高觉悟，学习革命精神。9月6日晚我和谭承伟、乐黛云、张葆贞、李天绶、赵丕杰、秦石麟等中文系的同学去中山公园看《刘胡兰》，幕尚未拉开，便遇倾盆大雨，个个淋成落汤鸡，跑回学校。第二天，同学们照样兴高采烈地再去观看，看到刘胡兰遇害时，群情激愤；高喊打倒反动派，为刘胡兰报仇。

1950年到1951年最令我难忘的两件事是支援抗美援朝和毕业前的集中培训：

在校时最使我们热血沸腾的是抗美援朝。为了支援抗美援朝，49级的顾稚英、范钦廉入学不久便参了军。其它同学或多或少捐了钱。我无钱，把仅有的一枚用来盖章和救急的金戒指捐献了。

毕业前数月，国家决定集中应届大学生学习，专门培训后才统一分配。在培训期间，听了朱德总司令、薄一波、冯文彬等中央负责同志的报告，使我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有较大的提高。同学们响应党的号召遵循国家的需要，服从分配，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我也在当年 8月支援边疆，直赴塞北。

我在校最大的收获，除知识的增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那就是思想觉悟的提高，性格的改变，可以说是德智双收。

我一向以为自己了不起，有矜骄之气，主观自信、个人英雄意识相当严重。虽然我对同学朋友真诚相待，和他们的关系都很融洽，对老师，对长辈都很尊敬，人缘好。但我很主观、自信，主持会议，多半是一言堂；讨论问题时，固执已见。在团里，不是今天和顾文安吵，就是明天和杜崇蕙吵，后天又惹得李嘉训生气 （我没有为个人私事和同学朋友吵过架）。考其原因，我少年时读过八、九年私塾，自以为旧学底子较厚，小时又喜欢看旧小说，进大学前就发表过一些不算高明的东西。进入江南大学，在学运高潮中，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的系科代表、首席代表；进北京大学后又被选为中文系的常务（四年级时为班常务）。在北大几年的学习和工作中，使我明白天外有天，人中有人，自高自大，矜骄之气逐步改掉。毕业前的集中培训，也大大提高了我的思想觉悟。来至塞外参加工作，矜骄之气烟消云散，几乎换成了另一个人。这一切都是母校的赐予。

师友情重  终生难忘

回想北大的老师们学问渊博，品德高尚，待学生如子弟，师生情重，形同家人。有时师生同坐一起讨论问题，有时老师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接触社会。俞平伯、冯文炳、章廷谦等先生就和我们一起围坐讨论过问题并一起记班里的日记。魏建功先生带我们到宫门口鲁迅先生故居去参观。吴晓铃先生约我们同去天桥（届时先生临时有事，未同我们前去）。还拟请名家白云生先生唱《货郎担》，请连阔成说《林教头》（惜皆未果）。郑振铎先生除是著名的学者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将重金购得的珍本《水浒全传》整理出版。吴晓铃先生负责校勘。吴先生叫我和陈毓罢、王德宣同学帮他整理（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卷本《水浒全传》）。吴先生到内蒙来讲过学，在我家和温小钰、汪浙成家都聚会过，也通过多次信。我到京时看望过他。先生还帮我把我写的剧本《满都海夫人》转请范钧宏先生斧正（范先生热情地提了宝贵意见）。扬振声先生有时在星期日还邀我们去他家作客。先生是我毕业论文（试论水浒传）的指导老师。快毕业时，还介绍我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已谈了话，办好手续。后因服从统一分配作罢。系主任意修（杨晦）先生对我很关心、器重。北大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建校时，他叫我去我未去（后来叫谭承伟同学去了）。《文艺报》需要编辑，团委请先生推荐人，先生推荐我去。头天我答应了，考虑一夜，觉得快毕业了，毕业再说。第二天胡启立同志来找我，我又变了卦。毕业临别之前，我和顾文安、戚景文等在中山公园茶馆话别，先生也匆匆赶来。先生在世时，我每到北京厂差不多都要去看望他。最后一次去看他时，杨师母已过世，先生患白内障，临别时老人还坚持送我到门口。这些先生，都已先后去世，我深深地怀念他们。

同学们亲如兄弟姐妹，感情融洽。我们一同上街宣传（1949年10月2日建国的第二天，我曾和张人表同学一组到草垛胡同、井儿胡同作街头宣传和家庭访问）一同下乡帮助农民劳动。在班里、系里、团里，尽管为了讨论一个问题，为一件小事争论得面红耳赤，事后还是毫无芥蒂。在团里，我曾把李嘉训同学气哭过，但我们还是亲如兄妹。她未毕业就被送往波兰留学。她走那年，快过年了，她从万里之遥给我寄来贺年片，写道：“赐公，人民专家的宝座在等待你去坐！嘉训于1950年12月”（我毕业以后，我们失去联系，未再见过面。她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与谭承伟同学结了婚。可惜她四十岁左右就因白血病英年早逝）。同学之间，亲密无间，大多有或庄或谐的别称。有老牛、有小弟、有大汉、有小胖、有白猫、有袋子、有耗子、有安琪儿、有某公、某公等等，甚至是不恭之称，亦不以为怪，呼者随口而出，听者欣然应之，十分亲切，习以为常。至今七老八十，见面时还有照叫不改者。有时或泛舟北海公园，或饮茶中山公园，或逛商场、旧书店，其乐融融。当时同学们虽然生活艰苦，学习用功，但都快快乐乐，积极向上，彼此之间和睦相处。至今思之，真想有什么力、法再回到那在校时的学习生活中去！

光阴易逝，岁月难留。转瞬之间，由青年而壮而老，回忆往昔，感慨万千。忆学校、忆老师、忆同学，尤其怀念已经去世和近五十年未再见面的老师和同学。回忆不断，怀念不已。惟有在母校百年华诞之际，祝愿母校培养出更多的杰出人物，栋梁之材；祝愿健在的老师和同学长寿！马寅初校长七十岁时，曾对全校师生说他能活一百岁。昔年老人终达目的，今日我们当能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