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岁月1946至1949的记忆：忆北大（韩绍濂）
作者：admin 更新时间：2013-11-13 22:09 点击量：441
忆北大
韩绍濂
一
我于1948年秋季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号3337006。当时北大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集中在四院，在宣武门内现在新华社所在地，至今从新华社门前经过，尚能清楚地看到当时的教室大楼。系主任是著名的教授赵乃抟先生、号称美髯公，他长年身着长衫，每周三次乘坐包月三轮车到四院来为我们讲授“经济学概论”，听说还处理四院的其他工作。他使用的课本是美国某大学的原文教科书，只有几本放在四院图书馆，同学们可以去借阅，一开始是讲边际效用（marginal
utility）理论，我在中学时就已经看过有关的著作，并且已经读过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以及薛暮桥的《新经济学》，对此是不感兴趣的。不过入学之初就听老同学们介绍，教科书上的定义和重点一定要记住，赵先生考试喜欢学生用英语答题，这样给你的满分是就是80分，我照此试了，果然不爽。
当时，北大的许多教授我是早已闻名的，而令我高兴的是，一年级的许多基础课是由这些知名的教授担任授课。在我的记忆中，经济学概论由赵乃先生担任，中国通史由邓广铭先生担任，法学概论由龚祥瑞先生担任。教英语的是一位女教师，记不清她的名字了，听说她是归国华侨，她上课时不怎么说汉语，课讲的很好，对同学们要求很严，很受同学们欢迎。当时，贺麟训导长讲哲学概论，不过经济系没有他的课，因为他的名气大，我曾去旁听过他讲课，讲的内容已经忘记了，只记得稍矮的个子，口才不怎么太好。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要算邓广铭先生的《中国通史》，他身着长衫，手拿两支粉笔就来上课头发蓬松，眼睛好象有点近视，可又不戴眼镜。听老同学讲，他是胡适校长的秘书，他的讲课从容不迫，很吸引人。我没有漏过一堂课。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第一次上课就正式说明他指定的教科书（也可能是必读的参考书）是范文澜同志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他还说明，这部著作在当时的北平是不允许公开发行的，但是，作为学校教科书，四院的图书馆里也有，同学们可以去看。他还说明，在当时国内出版的作为中国通史一类的著作，范著可以说是最好的，但是，它的每一章都有一个“简短的结论”，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以一种神秘的语调说，为了避免麻烦，同学们不看就是了。记得下课以后，我急匆匆地来到四院图书馆，以一种惊喜的心情看到参考书架上赫然摆放着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是用毛边纸印刷，封面印着“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记得我用几天把这部著作匆匆读了一遍，但是，按照邓先生的提示，我着重读了每章“简短的结论”，并且做了摘记。当时，在“八·一九”以后的北平，我们竟然可以坐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认真安详地阅读解放区出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北京大学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还有一次，邓先生讲到春秋战国时出现的知识分子出走的现象时，他用他惯用的眯着眼的动作解释说：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去解放区了。顿时课堂内大为活跃。——当时的北平，学生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大批地下党以及进步同学奔赴解放区，我去北大西斋串门时，就亲眼看到有的宿舍已经全部走完了，被褥仍然散乱地放在那里。现在，我想，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邓广铭教授也许不曾记得他当年如此饶有风趣的讲话，但是，在时隔四十八年之后，它却牢牢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二
开学后没几天，我们去沙滩民主广场参加了一次老同学们为我们精心筹备的迎新晚会。
那天我们提前吃过晚饭，从宣武门乘坐由学校包租的有轨电车到灯市口东口下车，然后步行到沙滩红楼。夜色已经降临，许多老同学高举火把从红楼里边走出来迎接我们，一边唱着：“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我们从他们手中接过火把，一边合着他们的歌声唱起来。不知者这是出自哪位老同学的精心设计，气氛十分感人，象征着北大老同学们高高举起的革命火把要由我们新同学接过来，举下去。
晚会在我们向往已久的民主广场举行，新同学被安排在会场中央，大家席地而坐，主席台在广场的西侧东向。开会以后，有几位学校领导人和教授坐在台上，开始时大会主持人一一做了介绍，在我的记忆中，有郑天挺先生、袁翰青先生、王铁崖先生，其他记不起来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王铁崖先生身穿一件浅色的风衣，他把一只胳臂放在旁边的椅背上，很悠闲地坐在那里。袁翰青先生好像是穿一件深色的西服上衣。大会开始以后先是讲话，我记得好像郑天挺先生讲了：“北大自成一部落者有四十多处”这样著名的话，猶言北大之上，这句话也刊登在当时出版的校刊上。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袁翰青先生的讲话，他以激昂的语调高声说：“二十世纪，是民主的时代，是集体的时代，我们要用集体的力量去争取民主。”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至今我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他那多少带点沙哑的声音来。
讲话之后好像是老同学演节目，其中有两支歌我还有印象，一支是“小呀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一支是“如今世界大不同啊！”还有其他一些当时蒋管区广为流传的政治讽刺歌曲，这些歌曲我们很快都学会了。我还记得，唱“如今世界大不同啊！”时朗诵的老同学用了完全的湖南腔，使我一时很难听懂。
三
那年秋天，我们四院的同学们举行了一次请愿示威活动，据我看，在华北地区作为学生运动中心的北平来说，这或许是解放前夕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了。但是遗憾的是，前不久出版的《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以及社光同学主办的北大四院《老同学通讯》对这件事都没有做出反应。
我的回忆，要从我参加地下组织“民联”和社团“星火社”谈起。
入学之初，我曾经有过在北京大学环境好的条件下，趁机会多读一点书的想法，但是不久，我发现四院以老同学为骨干成立了许多社团，逐步引起我注意的是“星火社”，该社在学生食堂入门不远的走廊旁边有一间小房子作为活动室，其中图书很多。有一天午饭后，我无意之中信步走进去看了一下，惊奇的发现，那些图书都是些进步书籍，其中有文艺作品，苏联长篇小说，也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书籍，这些书强烈地吸引了我。从此我就不断进去翻翻看看，我想，我要利用北大这个好环境多读一些书，理所当然地是要多读一些这方面的书，而没有必要去钻研当时我并不感兴趣的“边际效用”之类，为此，我的思想产生了斗争。我发现同屋同学黄永全（现改名黄永江）是星火社的成员，于是我向他提出了加入星火社的要求。在我看来，这也许是一件比较简单的事情，谁知黄永全对我的入社要求并没有痛快地答复，而是从这时起每天晚上约我到操场去散步，和我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时候想起来，他是在对我进行考察，在弄清了我是在真诚地追求进步以后，他动员我加入“民联”。他向我详细说明了“民联”的情况，他说，“民联”的全名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或者叫做“毛泽东思想青年联盟”，在解放区就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经过两天认真的考虑以后，我正式向黄提出了加入“民联”的要求，由黄永全和李容（现在北师大）二人介绍我加入了“民联”。他们二人都分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严肃的谈话，他们指出，参加民联就是参加革命，要树立组织观念，今后干革命是第一位的，学习是第二位的。李容还着重对我进行了保密、纪律和气节教育，这些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正是他们二人，把我引上了参加革命的道路。随后，由黄永全出面，介绍我加入了“星火社”。
从这以后，我积极地参加了星火社的所有活动，每次活动结束时，由“老大”（代号）刘奉典领着大家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不过，“解放区”和“共产党”这两个词按照刘奉典的发明，是用日语代替的。
不久，我发现星火社与沙滩的孑民图书室有想联系，我曾利用星火社的借书证到孑民图书室去借过几次书，一次是吴黎平的著作《论民主革命》，厚厚的本子，还有一次是邓初民的著作，书名记不得了，其他连作者和书名都忘记了。管借书的是比我年纪大得多的女同志，每次都是她们按照我填写的借书单把书递给我，连一个字也不说，我用一块旧布把书包好，步行回四院，当时的心态是避免沿路有人检查。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按照地下组织的要求，社团活动逐步转移到班级活动中去，以发动更多的同学参加活动，“星火社”的同学们就不怎么在一起活动了。我们按照地下组织的要求，在班级里也做了一些工作。
我所说的这次游行示威，时间大约是在1948年的11月底或者12月上旬，提出的口号可能是“反饥饿、要饭吃”。
据我回忆，由于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东北战场的胜利，同学们的心情振奋，但是在学校，吃饭问题却越来越难，反动当局对公费问题卡得很严。记得当时不断地召开小会和大会进行讨论，越来越多的同学要求组织一次游行示威。这次游行示威是经过比较充分酝酿和准备的，从沙滩传过来一些油印的歌谱，要我们在游行请愿时能学会唱，有一首叫做“朱大嫂拣鸡蛋”，大约是解放区的民歌改编的，其中有一句是“为什么丝糕还吃不饱咿呀咳，”还有一首是“莲花落”，歌词已经记不得了。
在经过比较充分的讨论后，全体同学一致通过决议，到沙滩去向胡适校长请愿。
那天，吃过早饭以后，同学们整队出发了，参加的大约有三百人左右，没有校旗，没有横幅，没有标语口号，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队伍从绒线胡同经过，再以后走的路线就记不得了。天气已经冷了，我穿着那件破棉袍感到了寒冷，街上行人和车辆很少，显得冷清。我们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沙滩，没有遇到任何阻拦，说明给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到达沙滩以后，队伍在民主广场绕了几圈，一面喊口号：“反饥饿，要吃饭！”“请老同学们参加我们的队伍，支援我们！”同时，广场上的广播喇叭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果然，有不少老同学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沙滩自治会的以为常务理事也出来声援我们（他是教育系的同学，迎新晚会他也在台上，戴眼镜，姓王，或姓汪，后来听说他不久去了解放区，解放以后参加了对天津市教育局的接管）。他自始至终站在这次请愿的主席台上。我们的请愿是由四院自治会常务理事刘奉典主持，我们在胡适校长办公室外走廊下的院子里列队，呼喊口号，要求胡适校长出来接见我们，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从办公室出来，这是我唯一的见到胡适的一次，他身穿长袍马褂，戴眼镜，梳着整齐的背头，说话声音低沉，好像口才不怎么好，也可能有一点口吃。他出来以后，讲了一通不着边际的话，同学们自然是不满意，于是呼喊口号。胡适转而指责刘奉典，说他主持会不当，并说同学们对他的讲话有的人赞成，他责备刘奉典不尊重这些人的意见，他说不信可以表决。刘奉典说同学们没有一人赞成胡适校长的意见，于是真的举手表决起来，结果可想而知的，全体同学都赞成自治常务理事的意见，没有一人赞成校长的意见。胡适一怒之下，拂袖进屋，我们又呼喊口号，但他从此再也不肯出来，由于天已近午，于是同学们整队返回四院。
回到四院以后，我们都兴奋异常，在政治空气已经很紧张的北平，我们竟然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游行示威，这对四院的新同学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鼓舞，我想，地下组织的目的也可能是着眼于此。回来以后又继续开会讨论，大家心情异常兴奋的情况下，当然要求宣布罢课。但地下组织的意图是要适可而止，不要把事态闹大，主张及时复课，可是说服同学们又有一定的难度，我至今仍然记得作为自治会负责人黄永全向我们二楼宿舍高喊：“明天上午暂不复课”那种焦急的样子。
四
从这以后，我们的活动转入护校。又有大批进步同学奔赴解放区，如星火社的刘奉典、黄永全、李华（解放后改名田路，已故）都悄然离去了。我们经济系的同学曾经成功地办了一个“面粉银行”，吸收同学们的存款，按面粉价格实行保值，我负责一道工序的记账。
1949年元旦，早晨我们照例到餐厅吃早点，走到门口时，发现栏杆上整齐地放着一叠纸，我信手去过一张来，原来是铅印的新华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使我大为兴奋，地下组织的工作效率竟然如此之高！以后，我们又用同样方式看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这些文件的学习大大提高了同学们的认识，以致有的同学在教室大楼走廊黑板上写出了要求公布毛主席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重要文件的建议。
不久，北平解放，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四院全体同学整队在前门五牌楼下参加欢迎活动，我们的队伍非常整齐。同学们情绪热烈，高喊口号，我还记得法律系的同学王德满爬上解放军的坦克，领着大家高呼口号。
从解放的第二天起，北平市委在四院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员大会，共开了三天。到会的人很多，有一些是大学和中学的同学，大会休息时他们在院内跳舞唱歌，我和我在“民联”的领导人裴其祥站在旁边好奇地看着他们。因为来的人多，时间长，又没有说明，可能有的同学有意见，第二天吃晚饭时，自治会的负责人程贤策向大家宣布：“军管会借用学校的礼堂开会，请大家谅解。”
2月5日深夜，我已经熟睡，裴其祥到我的宿舍把我叫醒。我们悄悄来到操场上，他很严肃地通知我，要动员一批地下党和“民联”“民青”成员参加城市接管工作。第二天清晨，我按照指定的地点来到东交民巷一个叫做“德国兵营”的地方参加大会，听市委组织部长赵振声（李葆华）同志讲话。扩音器不好，天气又冷得很，我们的衣服单薄，基本上没有听太清楚他讲的内容是什么，听完后又步行到西城锦什坊街四区区公所，不休息地开始了兑换金圆券的工作，当时的生活艰苦得很，在街上饭摊吃饭，洗脸洗脚喝水都很难，我和北大同学赵泽五晚上睡在保公所的桌子上，但大家情绪高涨，坚持了下来。
北大，你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我在北大的时间并不长，但从这里起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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