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吉军
        六月十五日是北京大学杰出校友、知识分子的楷模、科技英才蒋筑英同志逝世二十七周年纪念日。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多好的一个人哪，对事业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对同事无私奉献，助人为乐，怎么两三天就急匆匆地走了?一直听说是由于他劳累过度而患病，虽经医院全力抢救而无力回天。可是看了鄂华先生写的纪实文学《阴影将在正午消逝－记蒋筑英同志生命中的最后48小时》，觉得他不应该这么匆匆离去，如果医务人员尽职尽责的话，如果相关人员奋力争取的话。正是他们的冷漠使得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光学界不可多得的人才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当时，他才42岁，年富力强。

    蒋筑英同志的逝世引起相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确定他为全国劳动模范。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纸、电视、广播电台等媒体纷纷报道他的感人先进事迹。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品厂还分别拍摄了有关蒋筑英的电影。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蒋筑英生平事迹展览会。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向蒋筑英学习的热潮，这些举措都是难能可贵的。蒋筑英的先进事迹已经家喻户晓了，本文并不想过多赘述，只是打算回过头来反思蒋筑英同志逝世的原因，不能不说几句不吐不快的话。希望以此告慰亡灵，警示活着的人。

    一九八二年，蒋筑英同志年仅42岁，时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四室主任。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腹痛，但是他没有在意这个病，没有到医院去看病。在他去世后的病理解剖中才知道他得的是胆囊炎，胆道口有一个囊肿。虽然他有病在身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生活和学习，他一直争着抢着多干一些工作，为同事们的事情忙碌着。他本人和同事们完全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病足以夺走他的生命。

     六月十三日，他和几位同事到成都南光机器厂验收一台X光望远镜空间模拟检测装置。从上飞机开始，他的腹痛不断加剧，可是他强忍着疼痛一直坚持着。

     六月十四日，验收工作完毕。当天夜里十一点半，他因难以忍受的腹痛，由几位同事护送到了中科院长春分院的对口单位中科院成都分院卫生所。卫生所的两位大夫看了之后表示分院卫生所条件有限无能为力，建议他到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做手术。这样，几位同事又费了不少周折护送他到了那个医院。

    到了那个医院以后，他们首先去外科急诊室挂号。外科急诊室的大夫告诉他们：现在正在抢救一个大出血的病人，其他的病号一律不受理。

     他们只好再到内科急诊室。内科急诊室的大夫说：诊室的灯坏了，不能看病。同去的一个姓宋的工程师自告奋勇地为他们修灯。蒋祝英只好躺在候诊室的椅子上等待。最后，电灯总算修好了。由于修灯有功，蒋祝英得到了优先看病的照顾。经过检查，医生诊断：“怀疑胆囊炎，不排除阑尾炎。”。对于这样的病，按规定应该转到外科医治。几个同事认为既然初步诊断是胆囊炎，病人又如此痛苦，而外科又不给医治，提出能不能注射当时效果最好的青霉素予以消炎。然而内科医生不给开。理由是晚上在灯光下做过敏试验看不清反应，害怕打了针出危险，而是给他开了三样药：阿托品、颠茄、庆大霉素。

    这时的蒋筑英开始呕吐，在诊室里吐了一次，在走廊里吐了一次，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并且开始高烧，冷得全身簌簌发抖。

     夜里两点半钟，在外科不给看，内科应付着看的情况下，蒋筑英不得不又回到了招待所。蒋祝英向几个同事表示“我让你们受累了。”

    从两点半到清晨五点，蒋筑英被疼痛折磨得浑身大汗淋漓，奄奄一息。看到这样的情形，几个同事万分焦急。他们想还得通过关系做做医院的工作让他们收留蒋筑英为其治病。一个姓刘的同事认识科学院成都分院党委刘书记。他的家就住在招待所附近。他如果向医院说个话蒋筑英就有救了。

    五点十分，这个刘同事赶到刘书记家里，想请他跟附属医院沟通一下，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一直无法见到刘书记。直到七点四十分，这位刘书记才接见了刘同事。刘书记听完了情况介绍之后，没有说什么，随手写了一个条子，不是给附属医院的而是给分院卫生所的。

    看了这张条子，这几个同事面面相觑，十分寒心。

    “老蒋的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找分院卫生所有什么用？”

    “要找卫生所还用得着首长开条子？”，

    “我们再求求首长，请他费心跟附属医院联系联系。”，

    “算了吧，首长如果肯帮忙，电话就在他桌子上，拨个号就妥了，又不用像我们这样两条腿来回跑路。”。

     在找不到可以和医院说上话的人的情况之下，几个同事决心再次去附属医院闯一闯。当他们再次赶到附属医院时，已经是十五日早晨八点半钟。

     等候看病的患者排起了大队。他们心急如火，和护士商量“我们这位同志病情危重，能不能先给他检查”。护士对蒋筑英连看都没看，冷冰冰地说“到这里来的人病都不轻，排队等着吧”。蒋筑英听见了，对几个同事说“不要怪护士态度不好。我不要紧，咱们就等着吧”。

    就这样一直等到十点钟，才做完了超声波检查。检查发现肝大、脾大、胆囊病变。检查单送到内科，结论是胆囊炎。于是内科又把他转到外科，外科照例又对病人进行了一番例行检查，却定不下来他究竟得的是胆囊炎还是阑尾炎。其实不管是胆囊炎还是阑尾炎，外科都应该无条件地收留病人住院医治。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外科仍然不愿意收留病人。正在这时，蒋筑英的尿检结果出来了：蛋白三个加号，可见细胞管型。外科找到了一个新的理由，又说病人得的是肾炎，是内科疾病要他们再回到内科。尽管几个同事再三要求由外科收留住院治疗，大夫硬是不答应。在病人面前的强者们竟是这样地视病人为草介，敷衍塞责。

     在几个同事急得团团转的情况下，老天开眼，蒋筑英他们验收仪器的那个南光机械厂知道了这件事情，出面帮助找到了附属医院内科的一个大夫，通过他的帮助蒋祝英终于住进了医院内科病房。

    这时已经是十一点半钟，距离蒋筑英开始发病已经整整过去了十二个小时。内科大夫对病人检查发现病人的病势已经相当严重，嘱咐护士给他做青霉素试敏。又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护士们要等下午上班后再给病人做试敏，因为现在是午休时间。

     然而，就在午休的时候，蒋筑英的病情急剧恶化，呼吸急促，手足发绀。守在蒋筑英身边的同事赶紧跑到医护办公室请求他们去看一看。正在那里说说笑笑的护士们根本没有把病人的病情当回事，抛出来的话是“这是午休时间，要抢救也得等两点半以后医生上班了再说”。

    两点半以后，医护人员上班了，可是蒋筑英休克了，他的血压已经降到了零。这时医护人员们才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请来了外科大夫会诊。因为威胁病人生命的病原是在胆囊，需要紧急开刀，然而抢救已经太晚了，病人血压上不来手术无法进行。由于他们的推诿与麻木不仁白白浪费了十几个钟头可以进行抢救的宝贵时间，也让蒋筑英在痛苦煎熬中耗尽了体力。在这十几个钟头里，蒋筑英没有哼一声，也没有叫一声痛苦，没有谴责任何人。

     三点半钟，弥留之际的蒋筑英顽强地张开嘴吃力地对护理他的同事说“别把老龚（同去的一个同事，当时他把毛衣脱下来盖在蒋筑英的身上）的毛衣弄脏了。”。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句遗言。命运之神为什么不怜惜这样的好人呢。

    四点钟，他停止了呼吸。

    死后病理解剖显示，在他的胆道口有一个囊肿，堵塞了胆管，引起急性胆囊炎。由于没有及时实施有效的治疗，拖延了太长的时间，导致败血症，感染性休克而死亡。

     几个同事悲痛万分。一个同事哭喊着：蒋筑英是宝贵的光学人才呀，你们怎么就这样让他走了，哪怕让我替他呢。   

   不幸的消息传到北京,光机所王大珩所长悲感交集,他紧握双拳敲击着自己的太阳穴,流着泪连声叹道:“这是从何谈起呀!这是从何谈起呀!中国科学院刚刚决定把光机所的领导重担加给他，他却离去了……”  
      不幸的消息传到长春光机所,几乎所有的同志都泣不成声,人们都为失去这样的好同志而悲痛!  
      不幸的消息传到蒋筑英的家乡，他年迈的父亲写下了催人泪下的悼词:“作为爸爸来追悼儿子,这心情是沉重悲痛的!” 

    从上述事实能够看出蒋筑英得的是不治之症吗？能够认定他是积劳成疾而不治身亡吗？这里也许还要补充一点，蒋筑英身高一米八二，办起事情来风风火火，连上下楼梯都是一步几个台阶。除了病理解剖后发现的那个囊肿及胆囊炎之外，他并没有其他的疾病。

    对于蒋筑英同志的逝世，胡乔木同志的话还是发人深省的。他在追悼文章《痛惜之余的愿望》中写道：“人啊，共产党员啊，你们没有权利对周围的人和事冷漠敷衍。”。

     附录：蒋筑英的生平事迹简介

                蒋筑英――知识分子的楷模

 
   1939年，  蒋筑英出生在杭州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他一直德智体美全面发展。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一直靠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大学学业。他常常说:“生育我者父母,教养我者党。”他学习异常刻苦，大学期间十个寒暑，有8个是在学校图书馆里渡过的。1962年,他即将大学毕业了,毕业前夕,母亲一再来信,要他回杭州或去上海工作,以便照顾家庭。蒋筑英是长子,他深知母亲的苦处,很想替母亲分担一些忧愁。但是,他追求的是事业。他的专业是光学,而我国最大的光学基地在长春市,最著名的光学科学家也在那里。岂能燕雀恋窝,要学鹏程万里。他写信说服了母亲,只身来到长春,考取了著名光学科学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王大珩的研究生。  
    蒋筑英来到长春不久,便得到了导师的赏识。王大珩所长发现他不仅质朴、正直、而且非常勤奋,进取心强。他对学习和工作满腔热忱,惜时如金,从不浪费时光。,他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上下楼梯经常是一步跨三、四级台阶。王所长认定他是一块“璞玉”,经过雕琢,必定会放出奇光异彩。  
    名师出高徒,在王大珩所长的悉心指点下,蒋筑英很快就显露出了他的才华。60年代初,国外光学传递函数理论已开始应用于生产实践。这是应用光学的理论课题,也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技术。这个科研领域在我国当时还是个空白。王大珩所长根据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需求,为蒋筑英选定了这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蒋筑英开始在崎岖的小路上奋勇攀登了。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要克服重重难关。他们经过700个日日夜夜的努力,在1965年设计并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装置。日本学者村田和美参观之后,惊异地说:“想不到中国这么早就研制出了这样高精度的装置。你们应当把它报道出去,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的才能。”蒋筑英这时不足30岁。  
    此后,蒋筑英又在光学传递函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成果,发表了十篇学术论文;先后解决了国产镜头研制工作中许多关键性技术难题;编写了《彩色电视变焦距镜头技术标准方法》,设计了我国第一台电子分色机的分色特性及镀膜要求。在颜色光学方面,蒋筑英发表了五篇学术论文,其中《显像基色座标变动对彩色电视复现的影响》一文,被列为国内确定荧光粉色度值标准的参考文献之一。蒋筑英在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之后,还撰写了《关于摄影物镜光谱透过率》这一论著,对我国电影、电视事业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他的研究成果使x光射线的检测精度达到一根头发丝的十万分之一,以其高超的水平和独创性,受到同行们的高度评价。  
    蒋筑英总是能急国家之所急,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创造了巨额财富。  
    一次,吉林省一些部门进口了一批光学器材,商检部门请蒋筑英帮助检验产品的质量。他和同志们使用自己设计制造的测量装置,对其中的进口镜头进行检查,发现这些银光铮亮的洋货质量不合标准。他把拍摄下来的照片和有关材料交给有关部门,主张向外商提出索赔。外商看了蒋筑英提供的检验报告之后,佩服地说:“中国有内行!”此项查检,使国家免受十多万元的经济损失,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蒋筑英所在的研究所筹建光学传递函数测量试验室，蒋筑英提出，只进口几部主要的仪器设备，其余的部件全部自己制造。仅此一项，又为国家节省资金十多万元。  
    蒋筑英在患胸膜炎全休期间,不顾病痛,在技术上指导和帮助长春第二光学仪器厂生产出了国内第一流的变焦距镜头,使该厂实现了年纯利润30多万元。  
    蒋筑英善于攻关,哪里最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过去,国产的彩色电视荧光屏上,人的面孔呈猪肝色,,红旗变成了紫红色。这是因为我国电视台的彩色电视彩色复原技术还不过关。那时,正值文革期间,王大珩所长也受到了批判。为了解决这一国家急需的技术难题,王大珩所长被批准在长春办学习班进行攻关。当时很多人害怕引火烧身,不敢同王所长接触,可蒋筑英不怕。虽然他也被人骂为“狗崽子”,但是,他心里想的却是早日为国家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发展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他白天同王大珩所长一道工作,研究讨论;夜里,独自到所里用电子计算机反复进行计算。经过艰辛的努力,他编写出《彩色电视摄像机校色矩阵最优化程序》一文,提出了解决彩色复原质量问题的新方案,终于攻破了这一技术难关。这在国内是个创举。当今天的人们看着图像清晰、色彩逼真的彩色电视时,他们哪里知道,蒋筑英为我国彩色电视的国产化付出多少艰辛的劳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啊!  
    没有物质和金钱的诱惑,蒋筑英一直是在默默地奉献着。在他看来,把自己的知识用在工作中,能够为国家做点事情,就是自己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除此之外,别无所求。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这种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向着科学的顶峰攀登。  
       蒋筑英的又一美德,是不为名、不为利,助人为乐。 他办公室的门常常是敞开的,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他要找的人也太多。找他的人大都是来谈科研课题或生产技术问题的,其中许多问题并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范围。可是,对这些蒋筑英从不推托,而是尽力而为。同志们遇到困难都愿意找他帮助解决,就是因为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一位年逾花甲的副研究员说:“蒋筑英知识面广、学问深,我有难题,总是愿意向他请教,每次找他,他从不推托。”全所上下,得到过他的帮助的人不知有多少。  
       蒋筑英懂得英、俄、德、法、日五种语言,能够阅读这五种文字的外文文献资料。他成了光机所的业余翻译。他在查阅资料时,可以做到“综合利用”。翻到对别的同志有用的资料,他常常用另纸译出,工工整整地誊写清楚,然后送给研究有关课题的同志参考。仅第四研究室的同志,就收到过他送上门的译文资料九篇。

   他还是所里难得的“义务资料员”。  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大家节省查找资料的时间?他跑到所图书馆,主动提出帮助他们编书目,他又到情报室,帮助编辑了《光学设计与检验》资料索引,他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大量文献卡片送给情报室。供大家查阅资料时使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光学资料不好查找,他设计了一个书目编排方案寄去;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他讲课,他加班加点编写了八万多字的讲义。只要是对人民、对国家有益的事情,他都愿意干,他是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从不封锁资料,既便是他自己掌握的一些极不容易得到的资料,只要别人有求于他,他立即慷慨地贡献出来。这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的高尚品质啊!  
    蒋筑英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的责任。他觉得自己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要看到国家的需要,为国家解决实际问题”。晚上,他在家中看电视图像不清晰,第二天,便抽时间跑到电视台,毛遂自荐帮助解决技术问题。一次,他正在外地出差,接到天津电视台关于解决正点扫描彩色电视和电影彩色还原效果不好的求援信。他不顾旅途的疲劳连夜赶往天津,帮助查明了原因,又帮助制作了彩色玻璃滤光片,解决了技术难题。蒋筑英还热情帮助生产工厂解决生产上遇到的难题。国内十几个省和长春市的光学产品生产厂家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长春的几家光学仪器厂都把他看作是参谋和顾问。蒋筑英也常鼓励这些厂里的同志们说:“长春是全国的光学基地,这几年落后了,大家加把劲儿赶上去,光机所作你们的后盾!”  
    蒋筑英帮助别人都是出于自愿,从不想得到什么私利。曾经有人劝蒋筑英,“依你的学识和才华.何不趁年轻多写几篇论文?把许多时间花在为别人服务上,太可惜了!”蒋筑英笑着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责任。一个科学工作者怎么能对生产实际问题袖手旁观呢?”  
    蒋筑英对所内所外的事情,无论份内份外,都尽力去做。所里计算机房的冷冻机坏了,这本来不是他的工作任务,他却主动带几个人去修理;室里的同事生病,他冒着大雨到家中探望;有位同志的孩子需要奶粉,本地脱销,他托人从外地捎来,亲自送去,他过去住的房子,十家人用一个厕所,厕所堵塞了,总是他去掏,成了邻居们公认的“义务清扫员”,他路过一家机床厂,发现马路上洒有铁屑,很容易扎坏自行车轮胎,就找来扫帚打扫干净,看到工地上水管漏水,他去找人修理;马车进城,牲口粪便拉在街上,他向《长春日报》投书,呼吁制止这种破坏市容卫生的行为……。蒋筑英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体现了他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 他忙极了!心中的大事、小事千万桩,忙完了这桩又忙那桩。所里的老同志说他是“永动机”。他却把自己比作“铺路石”。他时刻为国家着想,为他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他患了病,也不肯抽时间上医院去诊治。他的爱人多次催促,他老是说:“等明天吧”。  
        蒋筑英与中国千千万万的中年知识分子一样,工作和生活的担子很沉重。他30岁才成家,结婚后,因为没有房子,双方各自住在单身宿舍里。第一个孩子要降生了,所里挤出一间小房间,他们才有了个家。1980年底,所里分房子,这时他家4口人.女儿已长得比母亲还高了。所里分给他三间一套的房子,有厨房还有厕所。这一夜,他的妻子高兴得合不上眼,他也失眠了。第二天,他去找管房子的领导；说:“我想找你谈谈分房子的事,,我不要三间一套的!所里有些同志住得很挤,有的还三代同堂,我要两间一套的就行了。”  
    领导解释说:“这次分房子,是上级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款修建的。专款专用,够条件的能分,不够条件的打破头也分不得,分给你三间一套的,是照章办事。”  照章办事,蒋筑英只好接受下来。  
       在有人高唱“知识分子要想富,只有出国这条路”的时候,蒋筑英出国了。1979年,所里派他去西德进修。在国外学习期间,他省吃俭用,尽可能地节约用钱。一起工作的外国朋友请他吃饭,他不能不去,但是,他不能回请人家,因为上饭店太贵,他舍不得。于是,他发挥自己的特长,做饭请客。他做的中国菜,外国朋友吃了都连连称赞“顶好!”半年时间里,蒋筑英的确省下了不少钱,按说,是应当发点“洋财”了。但是,蒋筑英首先给所领导写信,问所里需要买什么器材?领导回信说,你在国外很辛苦,需要加强营养,不要给所里买什么东西。一位朋友劝他:“你该给家里买台彩电”。蒋筑英回答说:“我也真想买台电视机,不过,买台黑白的也就可以了”。回国的时候,蒋筑英用节省下来的外汇给所里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一部录音机、十九台电子计算器和一些光学器材部件。剩下的钱,则全部交给了所里。  
    1981年,蒋筑英第二次出国。所里派他去英国和西德验收进口机器。这次,他同样考虑的是要节约更多的钱,为所里添置器材。他就是这样,时时想着国家、集体,想着自己的科研工作。  
    蒋筑英是大家公认的业务尖子。1979年,所学术委员会决定把他从助理研究员晋升为副研究员。这是科研人员进步的一个“坎儿”,大家都希望能早日晋升。然而,这一次,蒋筑英没有填写那份晋升表格。他对领导说:“所里许多老同志学术造诣比我深,贡献比我大,这样的机会应该先让给他们。我还年轻,还需要不断地探索、磨练。”  
        蒋筑英公而忘私的一生,实践了他自己的誓言。他像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他像红烛,“蜡炬成灰泪始干”。  
     加入党组织是蒋筑英多年的愿望。 1982年5月,党支部根据他的多次申请和一贯表现,确定他为预备党员。当他接过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那张表格----《入党志愿书》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无法平静。他庄严地写下了自己的信仰和誓言:“一个人活着就应该有个信仰。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但是,党的事业是永存的。我愿为实现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贡献自己的一切。”  
    蒋祝英的事迹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肯定。他逝世以后，中共吉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 。老一辈革命家聂荣臻、方毅、胡乔木等都撰写文章对他予以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