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 照 良 知 话 真 贤       (下篇)

        —新闻战线上“顾准”式的人物唐西民祭

                         杨  庆   祥

      由于唐西民同志多次“犯上”，配合他值夜班的编委给他扣上了“一贯反省委”的帽子，而且白纸黑字有根有据！但是，心斋无邪，笃诚征德的唐西民同志，并未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安危，照讲他的真话，照样按原则办事。对上级，他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对报社内部一些重大问题，他也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有一次，编辑部专职支部书记向三位正副总编单独汇报“十六级以上干部政治表现考察报告。”这种形式的报告，是“反右”斗争以后形成的制度。在“报告”的结论中，大部分被冠以“可用，但不可信”或者“可用，但不可重用”以及“中游”、“下游”等固定的政治评语。在其他同志环顾左右而言他的情况下，唐西民同志直率而坦诚地对那位唯上为马首的支部书记说：“既然你们明明知道这些同志有这样那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找他们谈谈心、批评、教育呢？难道非等问题酿成，凑足材料，一批一批打倒不成！”那位支部书记说：“我们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推广了在编辑部‘大跃进’中的先进典型：农村组的某同志一个月写了

报社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他“话里有话”，直接批评的是支部书记，间接影射的是他本人。会后，立即找他个别谈话,指出：顶撞支部书记，也是一个具体的政治态度问题。睿智、敏感的唐西民同志，听出了“话外之音”。他平心静气地说：“也许你说的对，也许你也有点‘唯长者尊’的思维，不过，我对你本人，对支部书记都是尊重有加的。 研究中层干部政治思想状况时，我只提了一点具体意见，没出大格，算不上什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吧’。”这次不愉快的谈心是无果而终的。

但另一次个别谈话，是唐西民主动提出的。他建议充实办报力量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他详细分析了报社干部政治、业务和身体情况：病号多、超负荷的多，要求调离的多，眼下，省委决定给报社抽调5位县委书记，只报到了2位，其中一人要求调离；拟抽调20名一般干部只报到7名，其中6名同志业务上短期不能过关；22名“右派”、30多名“中右”、“右倾”和“坏分子”和“少不更事的小青年”等被清除后，90多人的编辑部只剩下了一半，现在，每个编辑记者都是一个人承担两、三个人的任务，其中三分之一是病号；三位总编两位编委全都是病号，不能值夜班。我算是“年富力强”的人，但是有严重高血压、下肢静脉曲张。面对现实，如果不尽快补员，不补充几位编委，我们就变成无兵司令了。

但是，他的良苦用心，被大大误解了，主要领导同志， 怒斥他挑拨干群关系，一腔“右”的气息。这次谈“崩”，唐西民同志“问题”的性质几近定型。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当矛盾凸显时，经理处的负责同志向他报告说：1959年一季度《吉林日报》的发行量达到10万份，到了第三季度末的时候下降到6万份。他要求唐西民同志让省委正式下发文件保证报纸的发行量。唐问：“下降原因何在？”处长说：“邮局收订工作不力。”唐指出：“你让我向省委告人家的刁状，我不干那种事！为什么不研究一下自身存在什么问题，难道下降到6千份才引起重视？”唐还提示这位处长：省委是管全省大事的，让省委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压发行工作是很不妥当的。随后，他召开各方面负责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报道质量问题。可惜，他的言行又被大大误解，灾难即将临头。

1960年春夏之交，分别召开两次“恳谈会”，一次仅限三位总编、副总编；一次扩大到党总支书记和专职支部书记。重点是批评他反对突出毛主席、反大跃进、反大炼钢铁、反对突出省委领导、反对编辑部的政治思想工作，损污报社主要领导人的声望，以及喊冤叫屈等等。这些批评是“和风细雨”的，但字字如铁，分量很重。随后让唐表态。

唐西民同志对每件事，都如实说明情况，承认自己在处理一些稿件时，删除了一些奉承、歌功颂德和个人迷信的过度描写，但这是毛主席提倡的，是遵行党的七大、八大决议精神的，是符合马克思教导的。马克思说他“厌恶歌功颂德的东西”，“厌恶一切个人迷信。”恩格斯也“恨透了下流文人”附庸权威主义者，“在报纸上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

这在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缺乏深度精研的情况下，有的人认为他打着红旗反红旗，“反红旗有理论”等。因为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85年才出齐。唐西民同志早年读的日译德文版和日译英文版《全集》中的有关章节，确有他所引用的话，但很不完整。经查，1957年人民出版社的《全集》，唐的引语，可能出自以下两小段：其一，“我们两人（注：恩格斯）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举个例子就可以证明：由于厌恶一切个人迷信，在国际（注：指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时候，我从来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全国的、使我厌恶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秘密团体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86-289页）；其二，恩格斯原话则在《全集》第29卷查到。

这足以证明，唐西民同志绝不是打着伟人的旗号去杜撰“理由”。

唐 西 民 精 神

唐西民同志的“问题”集中发生在1958-1959年。大约分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高级组学习会上的发言；二是值夜班安排版面时提出的处理意见；三是研究报道时发表的个人看法；四是研究政治思想工作时的个人建议；五是同报社主要领导的个别谈话。

从这五个层面来看，知情面有限，多则5、7人，少则1至5人，谈不上“流毒甚广”、“危害甚大”。

研究大量材料表明，唐西民同志主要是由于阵营内部的错误的“ 投枪”而受到伤害的，是极少数人（火力较猛的只有两三人个人）炒作起来的，是“庐山会议”后升温加热的，是紧急追加的重点人物，也是报社继“反右”斗争后又一次重大胜利。1960年7月9日，经省直机关党委批准，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但是，1962年12月，省委察觉了对唐西民同志的处理存在严重失准和不公的问题，当即指令省直党委监督甄别复查，党委正式同唐西民同志谈了话，并商报社党总支，指定持公允态度的政文支部负责甄别工作。在甄别中，所有同志包括整过人的同志，由于良心发现，主动撤消了不实证言，政文组党支部推翻了强加于唐西民同志身上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还唐西民同志以清白之名。

1963年1月27日，省直党委【63】 006号文件云：“经党委常委讨论，同意关于唐西民所犯错误的甄别结论，取消原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在原批判范围宣布甄别结果。”

受到委屈和伤害后，唐西民同志更加“大彻大悟，唐西民的精神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他满怀深情的说：我30年的革命生涯告诉我，共产党必须坚持真理，讲真话，我两年多的吉林日报工作的教训也是坚持真理讲实话。今后，官可以不做了，但绝不出卖良心，绝不背叛良心去讲假话。”

  他既不纠缠既往，也不计较个人恩恩怨怨，视名利若敝履，置毁誉于脑外，昂首履新。

唐西民同志是一位醒得太早的人，也是英年早逝的人。由于突患脑溢血，很快转为“植物人”，于1973年6月7日在深度睡眠中安谧地仙逝，这位不再醒来的人，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厚，可贵的精神财富，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良心”。

良心是什么？马克思说：“良心是一种最真实存在，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马克思：《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1848年12月21日和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 152页）

良心还是什么?良心是人的主宰，人的本体，人行走于人世间的总开关和通行证。良心的本性对于善与恶，是与非，是不虑而知的，因此，在中国，良心和“天理”相通。“天理良心”“是维系社会不致崩溃的最后一道，也是最坚强的一道防线”（引自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序言）。

良心，是一切哲人最初和最终命题。卢梭（1712-1778）是高度推崇良心的思想家。他认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原则，尽管我们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准则，但当我们在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好或者坏的时候，都要以这个内心原则为依据。”他是一位终身呼唤良心的思想家：

“良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乎道理，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做一桩错事。”（援引自卢梭《爱弥儿》下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7页）

我把这最深邃的、精彩的论断，一朵永不凋谢、永远灿烂的良心之花，献给一位有良知的长者。

良师去矣，后人追思.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