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晖校友强烈推荐发表杨庆祥先生的文章.杨先生和他所写的唐西民都不是校友,但我还是觉得可以在本网发表.理由有四:一、校友推荐，金老师已经三次将此文发进邮箱；二、文中所写的唐西民是我已工作近三十年的吉林日报的老总编之一；三、杨庆祥先生是我现在工作的吉林日报的子报城市晚报的创始人，他是我的前辈；四、文中提到，人大方汉奇教授肯定了唐西民，我在北大读书时，方先生为我们讲的中国报刊史，恩师也。2008年5月3日，在“感恩三十年”的师生聚会上，我当面向他表示了我对他的课程的领会，以及对我从事新闻工作近三十年的影响和引领。于公于私，此文都聚合了很多的点，而且，杨先生的文章绝对是上好的。我含泪阅读。初佩君

      

这是感恩三十年会场，白发者为新闻理论大师甘惜芬先生

方汉奇先生在会上发言

（八旬方先生满腹学问神采依旧。）

 “松柏本孤直 难为桃李颜”

------向校友推荐一篇上好的回忆文章

金恩晖

写完回忆文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馆长----纪念唐西民馆长九十周年诞辰》(见本网站“校友文章”栏，深圳《公共图书馆》杂志09年第二期即发)一文后，我心中有大大地不满足、甚至有万分地惭愧与遗憾之感。个中原因是：拙文只是从我与唐西民馆长在吉林省图书馆工作的三年多时间接触中，写出了一些浮浅感受，而对这位前辈的革命经历和精神世界的全貌、尤其是对他长期在新闻战线工作的事迹，因缺乏全面地了解，拙文均未能反映出来。

今天，令我十分高兴的是，我的一位学长、也是文友的杨庆祥先生，在拙文写成一个月以后，他撰写的《探照良知话真贤--—新闻战线上“顾准”式的人物唐西民祭》一文告成，他的这篇文章，对唐西民的生平做了深刻的、较全面的记录，是一篇内容十分厚重、激荡着一股浩然正气的回忆文章，弥补了我心中的缺憾，更在揭示唐西民崇高的精神方面深入了一大步。

杨庆祥在半个世纪以前，曾经在担任《吉林日报》副总编辑的唐西民（1958年3月至1961年5月）领导下做记者工作，他当时与唐西民接触不多，也无联系，但其时各自的遭遇和命运却极为相似，他们同样被指责为犯有“ 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 也同样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于是他便对唐西民同气相求、同声相应，产生了志同道合、惺惺相惜之情，杨庆祥对唐西民这位当年还较陌生的领导，做了长时间、多方面的了解，特别是三年前，他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心路花香》(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年)时，为核对事实，查阅了大量文书资料，走访了一些健在的老同志，发现了有关唐西民历史的许多资料，如获珍宝，撂下手中的工作，细心而认真地一一默读，消化、理解，进而写下了“新闻战线上‘顾准’式的人物唐西民祭”这篇属于学习实录和心得的文章，如他文中所言：“我面前这位(唐西民)立如山岳、凛然正气的‘顾准’式人物，令我肃然起敬，我的心，蓦然被一位崇高人物的思想光芒所照亮。”

《探照良知话真贤--—新闻战线上“顾准”式的人物唐西民祭》一文，对唐西民大半生的事迹和言行，对其人、其事，尤其是对唐西民的精神世界，做了深刻而又细致的解析与写实。文中所写的事实更接近这位老一辈共产党员真实的人生。当年曾因政治斗争的遮蔽而被隐去的真相，在此篇优秀的回忆文章里，皆按其时所涉及到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做了有理有据的还原，并予以清晰地叙述其史事。如在杨文的“唐西民其事”一节中，作者对唐西民宁可头上被扣上诸如“反对毛主席、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省委等”特别吓人的大帽子，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讲真话；他虽屡屡受挫，仍坚守着要有“良心”的做人的底线；这些事实都是十分生动感人的。读者可以通过各自对生活的感受去触摸历史，去深入地去了解唐西民以及其生活与工作的时代，从唐西民的身上汲取教益，以唐西民精神去磨砺意志，健全人性,启迪良知，陶冶情操，努力去做一个无愧于祖国、人民和时代的知识分子。

纵观中华民族，俊杰英才史不绝书。我由此联想到，历史上被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他自从走上仕途，从不甘心随波逐流，不像平常人一样得过且过、明哲保身，而坚持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信念，关心民间疾苦，大胆地向唐德宗上书《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陈述社会底层事实真相，请求朝庭减免赋税。遭遇打击16年之后，已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又挺身而出，向唐德宗的孙子唐宪宗上《谏佛骨表》，力劝皇帝少作劳民伤财的荒唐事(“欲为圣明除弊事”) ，直至“肯将衰朽惜残年”而矢志不渝。

唐代大诗人李白《古风三十二首》中有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尽管历史上的韩愈们可能是少数，但总是这些少数精英，以其孤傲、正直的性格，不去追求桃红李白的时髦的鲜艳色彩，不愿以诌容媚色取悦权贵；他们在社会意识形态沦落、污泥浊水如潮汹的逆流中，不做权势的附庸或商场的奴仆，更绝不随波逐流，或自呜清高，迂腐、穷酸，装做“谦谦君子” 而逃避现实。他们恰如青松般挺立，站在忧国忧民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为坚持真理，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肺腑之言。如果说，韩愈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大统出发，在1200多年以前，发出了正义的声音；那么，当代的顾准、唐西民，这些资深的共产党人，为坚持信仰、追求理想，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甘为真理而献身、矢志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更远非韩愈可同日而语。在上世纪50年代，唐西民这种作为，虽不被人们所容，甚至一度酿成了自己人生的苦果，但他的精神，却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可贵的党性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因而是知识界宏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民族精神的榜样。

值此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里，我认为，知识界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有顾准和唐西民精神；因之特将杨庆祥先生的大文向校友们推荐。

(注:杨庆祥，吉林省十大藏书家之一，吉林大学法学硕士、法学院兼职教授、法学院长春校友会名誉会长，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部级委员，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

                     探 照 良 知 话 真 贤  （上篇）

        —新闻战线上“顾准”式的人物唐西民祭

                                    杨   庆   祥 

唐西民同志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们互不相识。1958年3月，他奉命出任《吉林日报》副总编辑时，我们一大批“右”字号的人物，已被扫地出门，下派到报社自办的农场劳动改造。但也有过一面之识，大约是 1960年初春，上级党委决定我重回报社工作，报社党委召我回机关报送思想改造材料，在静悄悄的编辑部二楼走廊里，同唐西民邂逅。我们本已擦肩而过，不料，这位一派学者风度的人物急忙驻足，轻声轻气地问：“你是谁”？我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便头也不回的走开。这时，他又赶了上来，拉着我长满老茧的双手，深情的说：“看来，你改造得不错呀，有成绩嘛，好好干吧！”这样一位“大人物”，关心一位年轻的“小记者”，我泪雾迷漫了双眼，感铭不已。

他刚来地方报社工作了三年，（1958年3月至1961年5月），便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严重右倾机会主义性质的错误”；给予了同样的处分：“党内严重警告”。虽然所犯错误和处分是一样的，但具体情况完全不同。我是“反右”斗争前夕踏进报社大门的，由于人生地不熟，在整个“反右”斗争中，不鸣不放，一言不发。他是“反右”斗争后来报社的，前车之鉴，本可谨言慎行，稳坐钓鱼台，但他没有退避三舍，而是凭他生来的良知，以及在长期革命工作中铸就的坚强党性，在一切重大问题上，总是掏出真心交给党，处处事事讲真话，讲真理。求真、求实、求是，是他本性使然。在我的档案里，连只言片语的文字材料也没有，直到“平反昭雪”时才被告知是一次“历史的误会”，而在我整理他的档案时发现：他没有我这么幸运，他的档案塞满了他的言行录，仅主卷宗就多达53件，长达250多页各种证明材料。在生命的航程上，他遇到了暗礁，命运注定他要倒霉的。

由于上述这些相同与不同之处，便产生了“同气相求”和怜惜之情， 我对这位陌生的领导，做了长时间、多方面的了解，特别是三年前，我在撰写拙作《心路花香》时，为核对事实，查阅了大量文书资料，走访了一些建在的老同志。我的一位友人无意中，在落满灰尘的死亡档案库里，发现了唐西民的全部资讯，并借给我阅读，我如获珍宝，撂下手中的工作，细心、认真的默读了全部材料。不，正确的说，我是在毕恭毕敬地拜读了一位优秀的共产党人、一位思想者用良心写成的“教科书”，我面前这位立如山岳、凛然正气的：“顾准”式人物，令我肃然起敬，我的心，蓦然被一位崇高人物的思想光芒所照亮。

今年，是唐西民同志诞辰九十周年，我愿公开我的学习实录和心得，以缅怀斯人。

唐 西 民 其 人

唐西民，原名刘复因，笔名刘方。山西省兴县人。生于1919年11月， 1936年毕业于北师大附中，同年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在中学和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担任学运工作的重要职务，1935年秋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5月8日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后任山西牺盟会总会宣传干事，甘肃省抗敌后援会党团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兵站医院宣传队队长，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队队长。1941年，任冀鲁豫区党委机关报《卫河日报》特派记者，《冀鲁豫日报》编委。此间，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孙理华司令》和第一部话剧《爆炸》双双荣获冀鲁豫区党委征文一等奖。同年奉调冀鲁豫野战军、刘邓大军、二野新华社分社、西南新华社总分社担任随军记者、特派记者和记者团团长。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一直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战斗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在参加鲁西南、推进大别山、向淮西平原进军、淮海战役、横渡长江战役、解放南京、重庆、云南诸多重大战役中，写出上千篇新闻报道，受到刘邓大军首长赞许。他撰写的《攻克郓城之战》、《六营集旷野歼灭战》、《抢渡沙河》、《记高山舖战役》、《轻舟飞渡天险》等通讯、特写受到总社通令嘉奖，并数十次荣立一等功、二等功。全国解放后，根据工作需要留在云南。1953年4月担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 195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了他撰写的《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一书，由此使西双版纳闻名全国。由于他曾就读一年清华大学电机系专业，为加强工业战线，离开了他最挚爱的新闻工作岗位。从1954年11月到1956年2月，先后出任云南锡业公司、重工业部有色局西南设计公司和冶金建设公司副经理。1956年3月至1958年2月调任国家建工部任调研室主任，是行政11级干部。但他的重要业绩是在新闻战线上创建的。他在新华社工作期间，被评为写稿最多，短新闻发表最多，新闻写作质量最高的“三最”好记者（转引自兴县党史研究室编印的《兴县人物谱》1991年版，第276 页）

在2002年4月21日举行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典礼上，新闻界老前辈、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教授评论说：“清华大学非新闻专业的一大批人才成为建国后的顶梁柱，他们中有第一任新华社社长、第一任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第一任《中国青年报》社长杨述，第一任《中国青年》杂志社总编韦君宜，50年代香港《大公报》总编李侠文，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唐西民，70年代新华社日内瓦分社社长王纬…都是大家熟悉的著名人物。”（转引自《中国新闻人才五十年发展轨迹》，中国新闻社《时代传媒》，2002年第4期）。由此可见，唐西民同志来吉林工作之前，就在新中国的新闻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象唐西民这样才华横溢，久经考验的著名新闻界的“顶梁柱”式人物，中宣部指名归队的领导者，在吉林日报社仅仅工作了三年，就被打倒了。他被打到，不是因为他有错误，而是因为他正确，不是因为他违悖真理，而是因为他坚持真理，不是因为他说假话给事业造成损失，而是因为他讲真话减少了许多损失。诚然，敢说真话未必就是正确的，而正确的真话，是要经受千百万人实践和历史时空的检验的。50多年的岁月延伸，他出于良知的讲真话精神是与历史同行的，而且日增其辉！

唐 西 民 其 事

唐西民同志的“问题”，听起来特别吓人，令人不寒而栗。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大炼钢铁、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省委等。这些“事实”都是由专人逐月逐日罗织的，似乎“铁证如山”。然而，正是有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事实”，我们才能有根有据的认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把镜头推向五十年前：

1959年7、8月间（中央上海会议精神传达以后），在新闻系统高级学习组讨论中（这个组包括吉林日报社三位正副总编、广电局两位正副局长、新华社吉林分社社长），当大家谈论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时，唐西民同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毛主席提出今后实行农、轻、重、交、商按比例发展的建设方针，由此看来，‘以钢为纲’的方针不是一个长期的、永久的方针。这个方针，既不符合毛主席自己提出来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性。”

1959年9月末至10月初，唐西民同志带记者去东丰、海龙等县搞调研，看到“小土群”遍地开花，小高炉林立，却看不到“钢花怒放”，铁水畅流，原因何在呢，主要问题之一是焦炭稀缺，不能开炉。而东丰县用煤炭取代焦炭，炼铁初见成效，他很高兴，写了一篇社论，介绍东丰经验，社论中说，现在“虽然高炉遍地起，就是铁水不畅流”。“在焦炭短缺的情况，不妨借鉴一下东丰经验”。这篇社论送省委批准发表的，主管书记认为社论写得好。可是报社内部有人抓住其中“铁水不畅流”的一句话，上纲为反对大炼钢铁。

在采访中，当他听到地方党委领导说，“高炉不能点火是个别现象”，“一时不能出铁是暂时现象”，“我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唐西民对这位同志的“信心不敢苟同，但也没有当面‘顶牛’，针对某些片面认识，他又撰写了第二篇社论，社论中指出，信心的源泉是唯物的，唯实的，是从科学试验中建立起来的。现在全身小高炉点火率还不到十分之一，怎么能说是个别现象呢？十分之一的土高炉，从来没有投产使用过，怎么能说是暂时现象。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站在十分之一基础上，千方百计地解决十分之九的问题。这篇社论也是经过省委批准发表的。

在另一次调研中，他问记者：“你们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吗？那可是一门大学问呀！要有先进的配套设备，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所以，我们搞宣传的不要鼓吹‘越土越好’，要敢讲科学，不要忌讳‘科学’二字，讲科学绝对不是资产阶级思想，也不是崇洋媚外。”“现在的炉型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究竟哪种炉型好，必须经过科学实验和科学论证…”针对这个重大问题，他又写了第三篇社论，社论又是省委充分认可的。这一年，他一连写了三篇社论，都是针对大炼钢铁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而讲的事实、真话。但是，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三篇社论竟成了他反对大炼钢铁的“铁证”。

如果说上述三篇社论是省委批准发表的，那么下边的一些话语，则是个人良心“批准”的。

1959年5月间，他用报社两名搞工业和农业的级别比较高的记者到延边采访，工作之余，他们之间发生一次小争论。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大炼钢铁确实很赔钱，现在到了赔不起的时候了，要求中央多给些补贴，结果出现不良循环，省里掏中央腰包，地方掏省里腰包，乡镇掏县里腰包；越赔越大干，越大干越赔。从省委简报中看我省白城地区，每吨铁的成本高达两万元（不包括工人费），炼出来的不是铁，而是投进去的饵料，换来的是铁釉子。我们在宣传大跃进，‘以钢为纲’，要注意把握一点度，讲一点经济效益，不是帮倒忙。”有位记者质问：“你这不是‘得不偿失论’吗？”他说：“正是”。另位记者说：“我向编辑部汇报思想题目，就叫‘以钢为纲全面跃退吧’。”唐西民没有批评他，反而说：“对，就是那么回事.”他认为，如果把大跃进也确定为长远方针，继续“跃”下去，其他方面的事业，必然滞后发展，“这决不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方针。”

唐西民同志对在居民委和农村人民公社开展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十分忧虑。在调研中，看到一些地方的小孩子和家庭妇女用砂锅“炼铁”时，他对记者说：“这是瞎胡闹，一点科学也不讲。”

报社工业组在讨论报道计划时，提出要加强对农村大搞群众运动的报道，主管工业组的唐西民同志对此持否定态度，并坦诚的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大炼钢铁不应该搞群众运动，在农村也搞群众运动决不是中央的精神。在全省钢铁电话会议上（指1958年10月25日的会议），省委也没有提出明确安排。我们搞宣传的，不要动辄鼓吹群众运动，这样做是什么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工业组有位同志不同意他的看法， 同他开展了面对面的斗争。但是，唐西民一直忍着性子，耐心开导这位同志，他语出惊人的说：“到了农民弃耕弃农，都投入到‘大炼’中来的时候，全国人民就要饿肚子了。那么‘吃、穿、用’的问题怎么解决？‘吃饱肚子才能搞建设的思想怎么理解’？”他引用新华社外宣顾问法共《人道报》的阿兰·魏宁顿的一句话说：“最好的策略，就是讲实话。”（见新华社内部学习刊物《新闻业务》1956年3月号）。实际上，这句话不是魏宁顿的原创，是他转引英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杰罗姆（1859-1927）的名著《游手好闲者》中的一句话，原话是：“最好的策略是永远都要讲实话，当然，除非你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骗子。”唐西民对这句话留有余地。他说：“实际情况是农村大炼钢铁还没形成群众运动，报纸不要煽风点火，引偏了方向。

经过唐西民两年两次、两个月的深入调研，对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深感不安，当别人对轰轰烈烈的大好形势而欢喜时，他却为热热闹闹过后的结果忧心忡忡。如果简单的同上边保持一致，他可以立缄其口，可以少讲真话，可以学得乖巧一点，油滑一点，可以藏神作伪，可以明哲保身、安身立命，永不沉沦。但是，唐西民就是唐西民，他从15岁就背叛了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家庭，毅然决然投入党的怀抱，把一颗真心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讲假话不是他的人格，尤其在一些事关党和人民最高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宁可承担巨大风险或因言获罪也要坚持天铸良心，讲真话。这就是他成功与失败基本因子。

1959年7月末或8 月初，在另一次新闻系统高级学习组上，唐西民对大办人民公社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主席一再倡导一切都要经过实验。过去，由个体户到互助组，由互助组发展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升级为高级社，都经过一个较长试办期，先个别试点，再由点到面，取得比较成熟的经验后，再全面推广，这符合客观事物和人的思想渐进发展规律，因而没有发生什么大问题。而人民公社的试点时间太短，还不到半年，我省更短，没有多少经验，硬性去‘化’， ‘化’了以后究竟怎么办？谁也不清楚，就用高压手段在全国全面推广，限期完成任务，只要搭起架子就行，拿不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果能多一点试办时间，就不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他的这些逆耳之言，在当时“人民公社好”的大政治气候下，是绝对大禁大忌之言。然而，唐西民在真理面前，绝不旁逸，绝不投人之好。这种共产党人向党讲真话的光明磊落精神，在当时的形势下是罕与伦比的。

唐西民在吉林日报社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值夜班。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他坚持要参照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做法，多讲点实事，多讲点经验，切忌引上几条主席语录，加上一组陈旧的数字来应付“报差”，这样的官样文章，看来很“积极”，实际很有害，不利领导和群众了解真实情况。他对两篇粮食产量放卫星的失实报道很恼火，要求有关业务组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原来，这两条“重要新闻”，犯了一个通病：都是记者同基层干部“合作”编造的。

1959年，农业生产“过黄河,跨长江” 的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唐西民在审稿时，对一些“假大空”的稿件，从不放行，有关组负责人对“胎死腹中”很不满意，批评他不尊重记者的劳动。唐西民同志说：“无效劳动是没有价值的，大量报道这增产，那高产，实际产量经省委核产，连百分之五十都没有达到。有些地方大搞深翻地，破坏了地力，产量不但未增，而且大幅度减产，为了捍卫党报的纯洁性，虚假报道必须杜绝。我们不是严格把关过了头，实则做得很不够。”

有一个时期，强调加强农业“八字宪法”的宣传，于是报纸上连篇累牍、大张旗鼓地报道“粪”，内容雷同，标题也如出一辙。有一天晚上，四篇上一版的农业报道的标题为：“八字宪法放光芒”、“八字宪法就是灵”、“八字宪法好得很”、“八字宪法得人心”。而且每条消息都配一幅新闻图片，图片的说明词也大同小异。唐西民同志见状非常不满，当即表态：只能从中选出一条较好的消息发表，绝不让公式化的报道践踏有限的版面。唐西民不是一味的指摘和挑毛病，他一边指出存在的问题，一边表扬内容好、写得好、标题好的报道，如：“双辽制伏西辽河”，“农安战胜旱灾”、“永吉克夫水患”等。他认为只要突出成绩而不是作表面化文章，只要是突出特点而不是泛泛空谈，才能更好的宣传“八字宪法”。

1959年夏秋之际，要求报纸每天必须刊登3至5篇养猪、养鸡的消息，还要配发3-5幅新闻图片。声势和规模越大越好。唐西民同志明知这种宣传安排有来头，却提出一点质疑。他说：“养猪、养鸡从开始饲养，到供应市场，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副食品基地的建设’，要有所投入，光靠白手起家可能很难大见成效。”他建议要多组织一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紧密联系实际的报道，造声势造不出成果，市场没有猪肉、鸡蛋供应，群众的期望落空了，将产生负面影响。应当说，唐西民同志的建议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正确的。正是他为党为人民而思想，才敢于讲出自己的肺腑之言，绝对构不成执行省委指示“打折扣”和“对抗”省委。事实上，省委很快就指出：“报纸宣传不要只讲养，不讲供。”

作为省委机关报的领导者，怎样尊重和对待省委某位领导的意见，的确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它有时直接关系到个人的沉浮和贬擢，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一大堆棘手的问题，都留给了值夜班的总编来处理。1958年省里召开第四次“小秋收”电话会议。记者写了约两千字的报道，并已送给有关领导审定。报道中写了“某某副省长作了重要讲话”，某某副省长“强调指出”等字样。一般来说，已经送审的稿件照办就是了，但是唐西民同志没有遵办， 只在第二版下切栏发了200字的小消息。第二天下午这位副省长的秘书打来电话质问:“是省长大还是总编辑大？”唐西民同志说：“你应当问一问是中央大还是地方同志大！”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晚截稿前，新华社发来一批重要电稿，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消息的表达方式是‘某某领导同志讲了话’，然后将讲话改为‘会议认为’、‘会议指出’、‘会议要求’…这就是我要遵循的原则。”后来，那位主管副省长亲自给唐西民同志打来电话，完全尊重和支持唐西民同志的处理意见并表示歉意。

除了外部“压力”外，内部同志也对唐西民的“粗暴”杀砍这篇重要稿件提出了意见，财贸组还以“组”的名义上书一把手，要求追究责任。唐西民同志看到这封措辞尖锐的批评信后，来到财贸组作“检讨”，他说：“当天夜里零点钟，既不便打扰那位领导“请示”，也找不到采访记者“商量”，所以，我只能自作主张了。为什么不登在一版上呢，因为一版已被电稿和要闻占满，而且还有一部分电稿转到二版。说到我“粗暴”，我看我一点也不“粗”：一个月来，召开的前三次电话会议，经我核对，内容基本重复，只有200字有新意，我全部保留了。我看了所有电话会议的稿件，都是讲“百宝下山”，有点“大扫荡”的味道，而未强调青山永续，保护资源，荫及子孙后代问题，如果把这部分内容写进稿中，这篇报道的地位就抬高了，也不会出现大杀大砍的问题了。

有的报道确实是省委领导有明确批示的，在这一点上，唐西民同志是从不含糊的，但有的报道是有关部门打着某位领导同志旗号，明令报社“必须”照办。有一次，四个部门发来四种表格，要求登在一版显著位置，其中关于大炼钢铁进度的表格，必须每天一版。农业部门关于“滚珠轴承化”的表格，共有四十多个详目，长达三十多页，需要占去三个整版。这样一来，四块版全发表格还不够。唐西民同志指示值夜班的另一位编委分别请示省委领导同志：大炼钢铁进度表可否两天一报，因为一天一报数字不会发生太大变化，“轴承化”的表格可否简化一点，否则人们看不懂。那位编委有所不从，并“将”了他一军：省委指示，遵办就是了，不能推翻！唐西民同志说：“战争期间军令如山，必须执行，这一点我是明白的。”但是，现时，搞“表格大战”未必就是省委的指示，“省委决不会用表格去指导工作。”随后他自己打电话请示。结果，有的表格一日一报，省委领导同志也认为没有必要，因为那样做，会压下边造数字，并同意搞周报或者旬报。

不久有关部门请示另一位领导同意，让报纸立即恢复大炼钢铁日报制度。唐西民同志又一次请这位编委请示领导并将前后情况说明，免得造成误会和领导间的矛盾。这位编委依然故我，认为覆水难收，“再请示撞一鼻子灰，绝不会接受咱们的意见的”。唐西民同志不暇思索地说：“如果这样，那我就送他一张小字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