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辉校友转来的台湾女作家赵淑敏散文两篇

                          《杜鹃泣血》----悼念梁肃戎叔叔  

                                        赵淑敏

弟弟从台北打电话来说梁叔叔过世了，我告诉他，在电视与报纸新闻以前，从网络上我已获知这一信息。

 对于梁叔的大去，觉得突然却不太意外，毕竟是年过八十的老人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首先我想到爸爸在病榻给我最后的遗命：“有大事需要商量时，就去请教你梁叔。”而梁叔在立法院长任上做的最后一件要事，便是为父亲主持饰终之典，父亲葬礼后的两天，梁叔就从立法院院长退休。终父亲一生，那是方正清肃得格格登登丢在地下可以有声的作风，老一代的立法委员，虽然不屑玩政治小丑的把戏，有些人还免不了政客的行径，爸爸不但不肯与之结交为伍，连表面敷衍都不肯；但他和梁叔叔却是忘年的真朋友（爸爸出生于光绪末季，比梁叔年长十多岁），因为他认识这位小老弟甚深，爸曾说：“梁肃戎是一个人品正直、头脑清楚、重道义的血性男儿。”不然，最疼爱保护儿女的父亲，绝不肯说我有大事可以就商于梁叔。

今年四五月之交，我回台北住了四个礼拜，一位大陆朋友金恩辉教授所主稿的梁传《杜鹃啼血》，已等在家里。看看封套是梁叔办公室转寄来的，按礼数我应该亲身去看望致谢，并且把光野去世的事正式向他禀告。但是我知道他很忙，一年到头为他的理念在四处奔波，要真体恤他，便不该去占他的时间打搅他,所以只写了一个卡片，表达心意致敬致谢。结果却是他命弟弟负责把我找到，带我去世贸大楼的办公室见他，并同进午餐。虽然很久没见了,老关系就是老关系，谈家事谈国事，谈他的理想、他的目标、他的困难。那天是2004年5月11日，我最后一次见到梁叔。饭罢走出来，我跟弟弟说我有点难过。倒不纯因见到他杖而后能行的感觉，是他在今日这样的大环境下，尽最后的一点力气，为他的主张拼老命的那种的气势。

其实对梁叔最早的记忆，并不是爸爸对我说的：“别人看你梁叔有钱不受穷眼红，他的钱可都是干净的，人家法律学得精到又娴通日文，当律师（当时立委尚可担任律师）本地人的案子也能接。”那时节刚来台湾不几年，过海避秦的二百多万人中，除了少数的资本家大豪门，大多都在受穷，政府的官员与民意代表若手面宽松，便不免令人怀疑他操守。道路之间对某些立法委员有种种的传闻，如我一个小中学生听到同学一竿子打落一船人的说法，让我兴起“与有羞焉”之感，忍不住在与父亲“论政”的时候，提出了我的疑惑。这次爸爸并没骂我问不该问的事；反正正经经跟我说，那些活跃的同侪中，谁谁的作为遭到物议不算冤枉，所以他尽量不跟那几个傢伙“搭搁”；经济困难并不丢人，玩法弄权才丢人，同时也说出他对梁叔的评论。而比这更早的印象，则是年轻的梁叔骑着自行车，车后座带着美女穿过台中大街小巷的画面。

当年文化气息浓厚朴雅的台中小城， 外来的人即使不互相认识也彼此知道，父亲的友朋辈多是五十上下的中年人，只有梁叔刚刚三十出头，已经很特别，尤其会常常载着梁婶飞车于街巷之间，那真要让人多看上几眼。那时的梁婶肤白貌美，体态丰满，身着彩花大裙坐在梁叔身后，裙裾随着车驰飞起，那真是小台中的一景。后来看见不很老的梁奶奶带着一串从小学往下数的小萝卜头在街上走，才知道他们是数个孩子的父母。前几年我跟梁叔谈起他们骑着自行车“招摇过市”的情景，他衿持中带着些些得意地说：“长春的伪满中央银行很大，有三百多个女职员，你梁婶是第二漂亮的。”这就是梁叔，不吹牛，也不故意示好于梁婶，他实话实说，没讲梁孙郁女士是长春伪中央银行的第一美人。到2003年他们已牵手共行了六十年。可是梁婶于六年前中风了，到他去世以前，晚上全靠梁叔自己照顾，梁叔说是很累，但是他在一天就会做一天。弟弟在电话中还说：“啊！梁叔去了，最不放心的就是梁婶。”可不是吗！想着也为之黯然。 

相信梁叔原来根本不知道我是谁，至少对不上号。若干年前为了一件事，透过父亲他折节垂视我这个晚辈，但因为是爸爸的朋友，我还是有三分敬畏，不愿走近。直到有一年从日本来了一个文化与新闻访问团，我以教授与作家的身份受邀参加，我感性但很词严地从历史与民情分析了中日的关系，同时出席会议的梁叔竟屈尊为我翻译，我才发现梁叔虽为父亲的至交，並非同样的严肃到难于接近，此后他似乎对我也刮目相看，后来我个人的私事也曾请他以亲长的角色参与过，爸爸的遗训嘛！不过已有好几年不曾见过他老人家，固然是因我为依亲以及其他原因把生活重心移往海外，另外也因他为所致力的大事奔走，心身劳禄，席不暇暖，作为一个晚辈，既不能对他从事的活动有所助力，便不该去打扰他。

很多人跟我说梁叔是不甘寂寞的老人，细想想这说法很不公平。虽然我对许多政治贩子为个人或团体的利益，炒作统独议题，把社会搅得四分五裂百业不安，感到厌烦，但梁叔已无政治欲望，因为他已不要也不能参加选举，在他的意念里只剩下使命感，他要主持正义，做他认为正确的事；就像以前他专接受别的律师不敢接的案子。如今他坚持不肯放的，就是保护保卫他捍卫了六十余年的国家。或许他的作法未得到很多附和的掌声，但从做人的是非而论，梁叔绝对可以说是一位言行始终如一的笃诚君子。

五月十一日那天，或因我是不愿讨论政治的人，两个半钟头之间梁叔跟我谈的主要还在家事方面。我跟他说起，1989年我回去寻根，回到我从未见过的老家的震撼，和潜在内心的惧惑，他笑着叫我别提了，我便笑着不提了。接着谈的是梁婶的现况和护理，他家的六个儿女各人的状况，支持他的“会”以及家有病人的负担等等；比如为了支撑会务的开销，他已把他潮州街两层楼的家抵押出一层。他的喜，他的忧，他说能撑多久撑多久。真的是尽管他已老去，他还是一位执着于自己最初理念奋斗不懈的硬汉。

在电梯门口告别时，他嘱咐我，只要回到台北，就要给他电话。我说好，我会再来看他。弟弟和我目送他回转身去，看他扶杖而行的缓缓步履，显得孤高而苍凉。我跟弟弟说：“梁叔真的老了。”弟弟也叹息。想起那个书名《《杜鹃啼血》，觉得很切题，忽然有要流泪的感觉，心里说如果可能，真的我会再来看他，但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次见到梁叔。

（原载台湾《青年日报》2004年9月6日《青年副刊》专栏）

那个时代东北的校园歌曲 

 赵淑敏

追！追！追！追了很多天，我终于要落笔把这首“母亲的呼唤”的今生往世排比在关心者的面前。因为这首歌曲呈现了一段历史的脉动，不仅仅是记录了某些个人的感情和心境而已。

最近探索1949的面貌成了显学，很高兴不再是隐在心口的痛或是掌握权力者的喜，而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时代象徵，既具体又抽象，谁能绘出准确深刻的全局？这首歌也关系着“1949”那个热门的题目。经过抽丝剥茧，追踪、理析，研判，可以确定它只跟1949相关，与对日抗战没有什麽关联。

       与我最初的推想不一样，这不是一首我以为的伪满时代纯情的隐形抗日歌曲，让时光倒带，抗战时大后方人从没听过，如果是那时有这首人人听了都会感动的歌，早流传于大江南北，敌前敌后了。比如从坐在母亲的膝头，连幼稚园小班的年龄也不够格的时候，我就能随着众家妈妈们唱她们的流行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是我的儿歌之一。以前在台北时我有蒐集抗战歌曲的兴趣，手边有数百首，从手抄纸页到台湾重印的厚册，连毛边纸本原版的《黄河大合唱》、《流亡三部曲》都有，其中很多极冷极冷的歌都在内，就是没有这一首。事实上在1984年9月初白景瑞导演找上我以前，我连一个字都不知道。当时白学长不成调地哼了两句“辽河的水啊，松花江的浪”，如此而已。所以我会以为是伪满时代的产物。

           那些年，还是有人带着飞机从大陆往外跑，而1983年的5月5日有一伙人把一架由沈阳飞往上海的民航机劫持到汉城（首尔），声称要投奔自由到台湾，按习惯这五男一女被称为“六义士”。他们都被韩国判了刑，后来韩国卖人情给大陆藉以接触，採人机分离的办法，民航机飞回了大陆；在仍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这六个人关押了一年三个月，提前让台湾于接回。有一些东北同乡要白景瑞以此为题材替东北人拍一部影片。他们找上了我，希望给他们写成一个电影故事。我确实有点受宠若惊，因为白景瑞在我初入大学时，最高班的他是同乡会迎新聚会的主持人。只见过那一次，这次再见他已是名导演。

        应邀到白家，大家叙谈时，我面对喏多三寸不烂之舌，强调尽管很多人都认为我无论在语言、形象、习惯都“南蛮”兮兮的，并非不爱那处没见过的父母之乡，但是若让我以这些人为素材编电影故事，我无法应命。不但有几个专栏要写；在大学里教6个钟头两门课，无暇为这部影片效力，主要的我也不以为这六个人的事值得我浪费笔墨。他们说我责无旁贷，反复软劝硬激一定要我答应，并说不写这些人可以，别的也行，但要能表现东北人的苦干硬干大无畏的精神。最后我只得允诺，一定要我写，我不提供“本事”宁愿破不创作长篇小说之例，写我幼年时常到我家来那些已成烈士的伯伯叔叔的悲壮真事，彰显东北青年大勇大义、大仁大爱的境界。众人同意了，惟强调书名必须用他们要的“辽河的水，松花江的浪”，约定明年元旦交稿。但是待我苦熬了三个多月于翌年元月完稿时，客观环境已改变，因为这期间发生了“江南案”，坊间盛传白学长牵扯在内。我打电话去给一位当时在场努力敲边鼓的学长探问，他重重地说，“小白”眯起来了，找不到他了，此事自然作罢。但21万字的小说还是发表了，连载时中央日报副刊的主编说题目太长，砍去一半曰《松花江的浪》；出书时林海音与王蓝二前辈都认为书名忒怪，要我改一个。为了尊重出版单位意见没动，守信用以作书名。按书中情节，我还用这仅知的两句，重写了主题曲的歌词，巧合的是我用的歌名是《故乡的呼唤》。

      旧岁久未联络的文友殷颖，从齐邦媛教授处得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发信给我，先问我知否此歌，接着他的《囚龙中的悲歌》的文章发表，引动许多讨论，我觉得不该再缄默，无论从文学或史学的意义考虑，我都想也该为这首有着时代变局烙印的歌，替大家找一个答案。

      首先发信到沈阳，到今天还没得到回音。正好1996年我赴长春演讲接聘时结交的朋友，吉林省图书馆前馆长金恩晖教授寄来贺年信，得知他也已加入电脑族，有了他的电邮地址，真是大喜过望。因为他治文献之学五十年，是行家中的行家，不找他找谁呢？1996年我为了想在退休之后接着《松花江的浪》，书写长篇《逆航三部曲》的第二部，曾拜托他蒐集资料。他认真的寄来目录，我点选之后，请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张锦郎先生带去应缴的工本费，他们便替我把1945年到1949年长春相关的报纸微卷还原的影印件给我（微卷不许外流）。结果寄到台北那天，是邮局开着小货车运来69公斤的三十几个邮包，除了国统区的吉林、长春的几种新闻纸，还包括当年解放区的《嫩江日报》、《辽东日报》、《吉林日报》。如今金馆长虽已从馆长职位退休，却又是吉林省文史研究馆的馆员。所以，这事不麻烦他麻烦谁呢？

       连夜便写信给他，请他就我所述，从馆藏中查一查伪满时期的音乐歌谱类（那时还以为应是伪满歌曲），有没有这首歌。我的想法是笨了一些，他不这样做，他是收到信立刻打多处电话，又走访可能知道的老友，当晚更到他的老领导、原省文化厅厅长、文艺史研究专家吴景春先生家里请教，正巧吴太太尤老师是一位资深的音乐教师。这算是找对了人，吴太太竟然能拿起手风琴弹唱起来，不过她是听来的，是她少年时代听在长春读书的表哥自长春带回榆树县的（榆树县已在解放军占领区），时间是1947至1948之间。金教授于查馆藏、四处问询之后，又再访吴府，他和吴家夫妇们就能找得到的数十册旧歌本从傍晚查到深夜，都没有这首歌。然后金恩晖向更资深的前辈们谘询，如一位姜泽先先生（1923年生，长春市图书馆原馆长）是1943年伪满时代师道大学音乐班的毕业生，这些音乐界的专业人士都说《母亲的呼唤》不是伪满时代的作品，1945年以前从来没听过。

        于是金馆长又顺着我的第二个推测追踪。因为我在金先生四处谘询之前就说，不管是谁创作的，我推断是当年长白师院的学生带入关内到台湾的（东北人说关内是指的山海关以内）；我在信上也曾这样对道声出版社前社长殷颖说过。为此金恩晖特别向在北京中央文学艺术研究院工作的华迦女士（研究员）求证，年逾八十的华迦女士毕业于长白师院，她对随着东北的大学生们流亡到北平的过程仍然有深刻的记忆，她表示，他们当年的确常常唱这首乡愁之歌。这首歌虽似无政治意味，只诉诸于情，在学生运动中却发挥很大作用。运动中她和许多同学一起加入了地下党或党的外围组织。

        住在台湾的人对北平发生的那次学生运动知道的不多，由于禁忌，即或知道也不讲。1948年的7月5日在北平发生了东北学生的示威游行，警察被打死，军队对学生开枪的惨剧。在东北，当国民政府的能量逐渐失去，只剩少数几个孤点时，又想如抗战时一样，将学校迁移到似乎较安全的地区，于是命东北大学、长春大学、中正大学、长白师院、沈阳医学院、中山中学、东北联中等十几所大、中学迁校北平。到了北平，这些学生食宿课业都得不到妥善解决，终日处于不确定的惶惶然中，不料闻说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议案，因为学生素质参差需要甄别（又有说要考试），若通不过就要徵入军队。这真是个扩大闹事的好题目，从1946年后，大规模的罢课游行已是最流行的课外活动，没有事情都可制造事端，何况在这些有着丧家之犬心境，情绪不稳的青年中，这样的传闻便如点起燎原之火的火种。“不当炮灰”、 “要活命”、 “打倒反动派”、 “警察学生一家人”、 “反对北平土豪劣绅欺压人”是口号；“团结就是力量”、 “跌倒了算什麽，我们骨头硬……”等歌曲是激励行动的号角。当然《母亲的呼唤》不会是上万人冲锋陷阵的配乐，却是激起悲痛愤慨激情的咏叹调。

      就在金恩晖为我四处电话、走访寻寻觅觅的时候，我也没闲着，利用我的一些基本知识，改换各种不同的关键词，到大陆的文史资料与中共党史资料里检索，诸多资料中，除了党史内引据的新闻记载，还找到一篇《铁岭文史资料第一辑》中的文章《七，五学生运动的前前后后》，对我的判断可算是有力证言，这首歌的源头与长白师院有着密切关系。文篇的作者吕振州是当时长白师院学生自治会的主席，字里行间，看得出他在学生运动里的主导地位（各校代表商量对策都在长白师院学生自治会的办公室开会）。吕在文中把《母亲的呼唤》这首特别流行在长白师院的歌，记下了全文。别的歌他都没怎样着墨：

辽河的水啊，松花江的浪！那样地沉痛，那样的幽（悠？）长。

孩子们呀！孩子们！母亲在呼唤你。

家乡的月亮分外的的亮呀，家乡的水呀分外的长。

家乡的土地要你耕种，家乡的痛苦要你分偿。

孩子们呀！孩子们！母亲在呼唤你。

母亲的眼睛常被泪水清荡，母亲的心中丢掉了希望。

孩子们呀！孩子们！母亲在念着你呀！

像辽河的水，松花江的浪。那样的沉痛，那样的幽（悠）长。

这歌词，从文字工作者的眼光看来不够工整，但我相信以吕振州当时学生领袖的身份与扮演的角色，一名直接参与者所做的纪录，这个版本应该是最正确的。这份网上的资料印证了我的研判，我甚至猜测这首由长春学生群中传向东北四乡的校园歌曲，或许就是长白师院学生创作的，长白师院有音乐系。

至于为何会成为殷颖的《囚龙中的悲歌》，应该是跟长白师院学生的不幸有关。那些始终追随政府由吉林、抚顺、沈阳、北平、衡阳、广州、海南到台湾的学生，三年之内八迁，海南一年是最长的。进关以后，在艰苦流移的过程中，不但与社会教育学院、湖南国立师院、山东师院等学校合在一起，也于各地招收了新生，很多都非东北人。到1950年也不得不由海南再航向台湾。那时台湾的入境管制极其严格，无法一起办入境手续，他们不得不化整为零想方设法分批赴台，如其中有35名山东的学生是随军队到台湾的（就此留在军中）。不知在哪个地方，哪个时间，哪些人把这首歌唱熟了传开来；也难保没有不幸成为囚徒的？！1950的5月初最后一批学生到高雄时，先来台湾的近二百学生仍困在马公船上不得入境。在那样的困境，能不唱他们的思乡之歌吗？他们与殷颖在马公的时间是重叠的。所以这首歌成为许多人终生的心灵烙印，是有很多背景的，像殷颖便是。根据长白师院校友会出版的《长白四十年》一书，教育部经办此校结束事宜的陈海萍的文章，便感叹此校师生历经艰难，忠心耿耿追随政府，后来终于入境，却是学校解散的命运，因为当时陈长官（陈诚）坚持的是“不迁校，不复校”的政策。还好，他们有一位爱护学生如子女的校长方永蒸教授为他们奔走，师生求学就业都有安置，不曾悲歌一路唱到底。

       回忆犹为十二三的少儿时，回到东北，于风雨飘摇中在沈阳中山中学停留的将近一年，大、中学的校园歌曲应该还有两首，在当地学生中更流行（由后方返乡的学生另有带回去的歌），也都有其时代背景。一首《惨然的微笑》浪漫煽情，到今天我还可以唱个全枝全叶，网上有这首歌的词谱，我没去核对旋律，但是歌词只有伍仲达记谱的版本错的最少，仅六七个字与原词有出入，其他有的错得太离谱，一字之差，感觉差得很多。这首歌本应该是男人的歌，可是当年竟是我的“招牌歌”之一，真的并不能体会其中的情绪，但会装模做样，强做有情之状“表演”，想想的确有些可笑：

在这里，我听过大海歌唱；在这里，我闻过豆蔻花香。

我曾在这美丽的南洋，遇见了一个马来亚的姑娘。

我和她曾并肩靠着椰子树，我和她曾谈起我的祖国。

她睁着她那大而黑的眼睛，她痴痴地她呆呆地望着我。

我和她的爱情如同海样深，她为我而断送了她的青春。

那大海水已埋葬了她的形和影，

那大海水却洗不净我的仇和恨。

我听见那大海吹起浪潮，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呼号！

我看见那阳光照着波涛，那正是他灵魂向我微笑！

惨然的微笑……

还有一首《流浪的人归来》调子叹息着沧桑，名音乐家黄友棣的门下弟子刘星先生曾把歌谱抄给我，只可惜因为搬家几次不知夹在何处，只好等它出现来找我。刘星于1944年毕业于伪满师道大学音乐班，就不知他何时受教于黄友棣的门下，想问问他，可惜已失去了联络。那首歌的歌词我只知一段；刘星给了我第一、第四两段；已去如兄长一样的同学王保廉曾特别把四段都抄给了我，只是他为工学院的教授，仅凭十三四岁时的记忆，可能某些句子有出入，我大胆地给顺了一下，以符合文字工作的可能。这首歌应该视听得最多的一首，只是我不甚喜欢近乎“老人家」的沉重哀伤的调子，宁愿看了电影回来，唱那一学就会什麽“凤凰于飞”、“夜上海”、“心星相印”、“天长地久”之类的周璇的歌，被人看成没心没肺的小鬼，瞧不上眼的暖室花朵，还给戏而近谑地取了很讽刺的绰号，叫……算了！不说了。《流浪人归来》首歌词大约是如下面这样的，不知有多少东北人还记得：

流浪的人归来，怅惘复唏嘘。活泼泼的淑妹呀，从此难见你！犬儿犹有恋主意，可叹今非昔，可叹今非昔！

流浪的人归来，房舍成废墟。欢乐变做悲戚，荒凉无人居！曾是沦陷地区，我无家可栖，我无家可栖。

流浪的人归来，父母都故去。身上犹着行时衣，常留父母忆！此次归来无人理，我的爸爸呢？我的妈妈呢？

流浪的人归来，依稀在梦里。爸爸临别的言语，深深记心里！妈妈死得惨悽，分明非梦里，分明非梦里！

         总是那样，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应时所需的歌产生，比如1980年代邓丽君的歌在大陆广受欢迎。其实当时在台湾及海外跟邓有同样功力，甚至更出色的歌星还有不少，但是那一种澹澹甜甜为常民所需要的温婉轻柔，却是当时大陆最缺乏的，她的歌抚慰了十年动乱之后需要宁静的心灵。不唱歌的人不知歌的影响力与能量。根据吕振州的文章，“七、五事件”冲突息止后，当天放示威的学生回去时，除了下令必须整队行动，还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不许唱歌”！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出版的《世界周刊》2011年2月2 0日----2月26日第1405期，本文有增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