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与学问
曹胜高
做学问的起点，在于读书。我们常常讲“做学问”，其实学问不应该去“做”，因为“做学问”这三个字，把握不到学问的内涵，听起来很沉重。其实，很多学问都是从读书开始的，我们立志于“学问”，就要以读书为起点。
一、读书如何思考？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考据类的书，主要有文献学、文字学论著，也包括当代一些关于古代文明研究的著作。这类书追求的是准确的知识。第二类是义理类的书，主要是经部和子部的书，其中包括儒家十三经、历代诸子，以及佛教和道教典籍，我们读这些书可以增长见识，明白事理。第三类是历史类的图书，这类书和现实生活关系相对较小，像天文、地理、历算、博物，以及现在的物理、化学等，有利于培养胆识。有的人会观天象，看到天上的星星，马上就能知道它的名称和具体方位，这就是胆识。第四类是词章，就是文学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小说、散文、戏曲等，对培养才识也就是才华大有裨益。
大学生读书要学会“打桩子”。所谓“打桩子”，就是要针对某一个方面的学问深入钻研，要找准一个点把桩子砸进去，就像盖房子，首先要砸几个柱子作为根基，这就是“打桩子”。读书一定要打好桩子，对某方面的知识有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要建立一套完整的学术体系，仅仅打一个桩子还不够，要多打几个桩子。比如有的同学喜欢读《楚辞》，首先就要把《楚辞》背得滚瓜烂熟，在此基础上，阅读有关楚国出土文物、民俗文化等相关方面的文章。当我们有意识地把某种学问作为自己平时努力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会不自觉地将很多精力放在这个方面，从而能会学会很多相关知识，用胡适的话来说，叫做“建垛子”。只要针对某一个点，不断吸收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做学问很快就能够深入进去。
打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于大学生而言，初入大学正是一个人培养兴趣的时候。有的同学喜欢读某个作家的小说，那就要把这个作家一生的全部作品通读一遍，读完以后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该作家早年的作品风格如何，晚年的作品风格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分别会有怎样的作品，从而形成一种整体的感观。尤其当代很多作家都还在世，如果我们感兴趣，可以在报纸、网络等媒体中收集他们的最新信息，时刻关注他们的动态，这对于我们了解这个作家是非常有益的。尽管我们不一定做研究，但是一旦建立起对这个作家的兴趣，就对得到很多有关他的信息，对作家本人有所把握，这就是打桩子。
但是，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桩子”，就只能围着这一个点来回转，摸不到头绪，这样做学问，想要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我们多打几个桩子。仍以《楚辞》为例，《楚辞》涉及不少屈原的事迹，如果打算全面了解屈原，还可以读一读记载战国时期这段历史的书，比如《史记》，我们要知道秦国和楚国交战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当时整个天下大势。像这样是选择和自己的兴趣点相关的书打桩子，我们也可以换一个兴趣点。读读《楚辞》，对屈原有所了解之后，也可以换一个和屈原没有直接关系的诗人看看。这就是重新找地方打桩子，如果打了三五个桩子，学问的格局也就能够建立起来了，因为看似毫无关系的几个桩子，其实它们中间有很多关联。举个例子来说，欧阳修是宋朝人，和屈原相聚一千多年。他和屈原一样都曾经被贬谪，但是欧阳修并没有像屈原那样投江，而是自得其乐。其中原因何在，都值得我们去探究。读过有关欧阳修的书，我们还可以找一个其他超多的诗人去研究，这样以来，自己的学问体系就会逐渐建立起来，好比编篱笆，砸稳篱笆之后，就可以在篱笆中间编织，这样，自己的学问之墙就逐渐建立起来了。当然，不一定做学问才能如此，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方面，都可以试着钻研，时间久了，会发现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读书应该具有怎样的态度呢？老一辈学者提出了这样一句话，叫做“吊嗓子”，我们知道，戏曲家每天早晨都要到公园里喊上几嗓子，每天练习，做学问也是如此。打下桩子以后，要想要让自己读书越来越深入，就要每天练习，培养自己读书的习惯。现在有些人很少读书，而是喜欢在闲暇的时间上午看电影。这虽然也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但是毕竟不完全可取。读书与否能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甚至影响到一个人的气质。一个人如果经常读书，那么他解决问题的思路就会发生变化，与常人不同。中国有句话叫“腹有诗书气自华”，人一旦有书本知识作为积淀，就会在不觉中营造出一种与他人不同的气质，谈吐不俗，遇见问题能够说出个所以然来，慢慢的，整个人的气象就会发生变化。
读书要根据自己的兴趣，找准兴趣点“打桩子”，认真钻研，建构自己的学问体系。培养自己读书的兴趣，与名家为友，或陶冶自己的情操，或提升自身技能，时间久了，便有自得指趣。
二、如何读书？
对于大学生来说，当我们拿到一本书的时候，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我们首先要读什么，然后再去读什么呢？我们应该先带着疑问去读书，先知道哪些书是应该读的，如何从多角度去读书，怎样去思考问题、打开思路，去建构自己的知识框架。
第一，明体系。我们学习一门课程，首先就要知道，这门课程的整体思路和内容分别是什么。这需要先去明晰体系。比如说我们的文学理论，包括我们所说的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等，读完教材之后，或者在听完这门课程之后，就要明白每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就像小孩子堆积木一样，一个知识点就是一块积木，我们要知道每一块应该摆在什么位置，它们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有的时候，老师们讲课用幻灯片课件，就是用提纲挈领的方式，把体系勾勒出来。这些才是需要掌握的，而不是对教材的死记硬背。所以说，我们学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门知识、任何一本书，都要学会找出其中内在的逻辑体系，作为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基础。
第二，立根基。一门课程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一本书中，需要思考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明白了这些，我们就知道了其中的观点，这就是立根基。举例来说，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里面分有五个部分，但归根结底就是围绕两点在做文章：第一，什么是好诗；第二，如何写出好诗。整个一本书，都是绕着这两个问题来组织的。我们先找出了这两点，就等于有了读书、思考的脉络，如何读，用什么方法读，都不会糊涂的。
第三，知途径。什么叫途径？就是这本书的起点在什么地方，终点在什么地方。这是读书的入门门径，要知道一本书，一门课程，在学术界地位的高低、分量的轻重。有些同学曾告诉我他自己曾经读过很多书，说了很多书名。可是他讲的这些书的作者在学术界都是三流的，甚至不入流。这些人的观点连一家之言都够不上，甚至有的时候会把初学者引向偏颇。所以说，我们在本科阶段首先要读一些基本书籍。研究古代文学的，读一读《文心雕龙》；研究古代历史的，读一读《文史通义》；如果对现代文学感兴趣，可以读“鲁郭茅、巴老曹”这些名家的作品；当代的作家就更多了，要找那些一流的作家作品去读。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知晓了途径，根基也就打扎实了，我们会知道什么叫学术的格局、学术的事业、学术的眼光和学术的方法。这些都能够了然于胸，以后不论做学问、做事情，包括思考、写作，都不会出大毛病。
从研究的角度上来说，学者分为四类。开创一个新的研究局面，这是一流学者。有的是在研究方法上做出创新，比如说王国维，他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文史互证这些研究方法，打开了文学、史学之间的通道；有的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比如说敦煌学研究、简帛研究等。二流学者，是在此基础上，将学术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用盖楼来打比方，一流的学者是打好了地基，建好了第一层，二流的学者就是从第二层研究到第三层。或者说，二流学者独立解答了某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在古文字的考证上，对于一个需要释读的字，一般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不清楚谁是谁非，如果有人能够进行全面的考证，得出一个大家公认的结论，就算是二流学者。三流的学者，则是能够把问题做的更深更细，简单说来，就是善于做外部工作，有些需要钻研的地方，研究得不是很彻底，就让它更加深入。这种深入并不是说往前推进，而是只能成一家之言，在逻辑上、在材料上都很有道理，但是不能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所以只能是自己的结论。四流的学者，就是我们人文学科经常说的“填补空白”。什么叫填补空白？大家都不研究的问题，你去研究。当然，这些问题都不是大问题，是很零碎的。例如，根据《全唐诗》来看，唐代的诗人很多，但有些诗人是很普通的人，留下的诗歌也就是几十首或者十几首而已，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的大潮流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如果研究他们，也只能是证明文学史上有这么个人，他写过那些诗歌，内容是什么等等，也就仅限于此，这算是四流学者。我们应当立志于做前两种学者，避免做第四种学者。
当然，很多学者的书，他们的结论不一定全部准确，但重要的是能给予我们很多启发。像王国维、陈寅恪的书，其中的个别结论需要商榷，但是这种思路的广度，是一种“预流”。我们在做学问的时候，一定要能够预测到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学术朝哪个方向走，所以提前往那个地方去做。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就不提倡大家研究李贺。李贺二十七岁便去世了，他的诗作都是青春期的苦闷，这种诗适合年轻人去读。当一位学者已至而立、不惑甚至到知天命之年的时候，就很难读懂这样的作品。这个例子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做学问一方面要深入进去，另一方面要灵动一些，不要抱残守缺，是要在扎实的基础上，打开大的局面，在熟悉的路数中，找到学问的气象。
第四，熟资料。什么叫熟悉资料？就是读完一本书，总要记住一些精彩的段落。在本科阶段想把《文心雕龙》好好研究一下，那就要时常翻看，读的次数多了，很多好的句子就能脱口而出，就会背下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看一些注本，像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詹瑛的《文心雕龙义正》，还有其他的很多相关的著作。仔细思考，会发觉这本书对的一些注释有欠缺，那就查阅其他的注本，把许多注解放在一起去比较、研究，很容易分出高下，久而久之还能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便是学问。
我每年都和研究生在一起读书，找一本基本的典籍来通读，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的观点并不相同。比如读完《老子》，发现所有的人理解的老子和自己理解的并不一样；读完《论语》，发现别人讲的《论语》跟自己讲的《论语》也不一样；读完《文心雕龙》发现，很多研究《文心雕龙》的著作或者观点跟自己想法不同。这个时候说明，我们手中的资料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然后再去翻着看一看期刊上的相关文章，尤其是专家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这样一点一滴地深入，只要能够坚持下去，积累就会愈加深厚。只有对文献资料做到了然于胸，才能有自己的主见，能够科学判断，而不盲从他人的观点。
第五，通文字。要逐一知道一篇文章、一首诗歌中的一字一句是什么意思。这是读古代文献的基础。我早年读书的时候，看过叶嘉莹先生的《秋兴八首集说》。我们知道，《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的律诗中的代表作。叶嘉莹先生以这八首诗为切入点，把历代研究者对它的注释资料逐个摘录出来，并加以归纳，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学问功底是非常扎实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读《楚辞》，当时用的是游国恩先生的注本。关于游国恩先生，很多人只是知道他编写过古代文学史，其实他的楚辞研究也做的非常好，著有《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离骚纂义》就是把历代《离骚》的注本找出来，对《离骚》每一句怎么注，每一个字怎么注，都进行整理。最后他加上一个按语，“我”是怎么理解的。《天问纂义》的大致体例也差不多。读过游国恩先生这两部书，《离骚》和《天问》基本上就不用看了。后来，我在读《九歌》的时候，也试着把各种注本中的注释全部列举出来，然后比照着去看、去琢磨，很容易就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哪些观点别人说过，哪些观点别人没有说过，前人说过的，后边的人为什么否定他。读书要熟悉前人对字句的解释，久而久之，这些观点就变成了自己的见解，对于很多需要阐释的地方，就能下出清晰的结论了。
第六，知得失，学会去判断。刚才讲到一本书中，甲怎么说，乙怎么说，丙怎么说。其实我们全读完后会发现，甲说的有偏颇，乙说的有偏颇，丙说也有偏颇，甚至丙说的和甲说的正好相反。其中哪个观点最稳妥？这就需要我们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在这个时侯，我们已经进入到研究领域了。即使人们非常熟悉的书，不同的人对它的看法也不一样。比如说《西游记》的主题，我认为它《西游记》既不是斗争小说，也不是神魔小说，既不是解道的书，也不是游戏的书，亦不是童话书，那究竟是什么，我们就可以试着谈论。当我们知道前人说的哪些是对的，哪些说是错的，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就不至于信口开河。所以，不管我们做何种研究，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谈话，首先要知道别人怎么讲，然后才能表达自己的看法，还要保证观点被大家公认。
从读书到学问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每读完一本书都要去思考。不同的人往往看待问题往往有不同的视角。有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构，有的从文化学的角度去解构，有的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解构，有的甚至从人文的象征性和寓意的角度解构，那么我们自己的想法呢？孔子讲“学而不思则罔”，在学习中不思考，就只能知道最浅层面的知识。我们一定要学会的是，在读完之后，能够判断出它的得失。比如说一本小说，读完以后觉得结尾不好，哪些地方不太通顺，或者有些生涩，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第七，能体验。我们读书，不要做书呆子，这是很可怕的。书读的越多变的越傻，最大的问题就是埋下头读书，不能直起身子去观察社会，不能直起身子去思考社会。什么叫能体验？比如我们读史书，读历史演义小说，或者我们去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读的时候要想，如果我是他会怎么做。如果我是商鞅，变法成功后，我能不能保全自己？如果我是王安石，在变法的时候，遇到重重困难，应该怎么办？读戏剧，在读悲剧的时候，所有的悲剧人物，都是因为性格或者因为性格中的某个缺点，最后导致了自己的悲惨命运，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如果自己是主人公，怎么能够避免人生的悲剧？读喜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无价值的东西是否可以不需要，如何避免出丑。所有的喜剧，都是通过一个假设的情节或预想的一个前提，让一个人出丑，或者无法自圆其说，最后被揭穿，成为笑柄。读小说的时候，可以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自己，考虑着自己如何能跳出主人公面临的窘境。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把这个作品当成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在这种苦难的面前我们怎么能够走出苦海，在失败面前我们就能如何避免失败。作品往往和社会相联系，读书要把书中的内容和现实结合起来，思考倘若自己身处其中，应当何去何从。
第八，成才具。这是最后的一点，也是最需要突破的一点。我们读书的时候，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读完这本书以后，或者学完这些知识以后，如何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一个人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知识的一部分，我是学历史的、我是学中文的、我是学古代史的，再狭窄一点，我是研究先秦两汉的，我是研究庄子的。我们是要把知识变成自己的一部分，一个人在学校上学只有十几年，这期间有老师指点，但剩下的时间就需要自学了。古人说“书中自有千钟粟”，这些书都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最好财富，我们要通过书中的知识来滋养自己，来旷解自己，这样才能不断修养自己，提高自己。
明体系，就能从整体上把握内容和思路；立根基，可以发掘主旨；知途径，有益于建构合理的知识体系；熟资料，才能独立判断前人的观点；通文字，让我们从字句方面理解作品；知得失，是要提出自己的看法；能体验，学会用书中的知识处理现实问题；成才具，用书籍提升自己，不论是修养，学识，还是技能。读书一定要把握好这八点，才能学有所成，学有所用。
三、如何选择书来读？
读书首先要会选择，能够判断这本书值不值得读。判断的依据有哪些呢？要考虑这本书版本和读者定位。拿《论语》来说，现在市场上有关《论语》的书可谓汗牛充栋，有的是注音本，有的是注释本，种类五花八门。我们应当如何选取？比较好的办法是大致有如下几种：
第一，选择大家公认的出版社。一般来讲，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的书质量相对较高。当然，现在也不完全如此，像中华书局有很多书是普及性读物，不是学术书籍。限于作者的水平，很多书质量并不高，所以也不要完全迷信出版社。另外，同一个出版社也会出版不同类型的书籍，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氏春秋》，有新编诸子集成本，有简编的家庭藏书本等。其中有些是用作学术研究的，比如新编诸子集成本的，这种书编纂周期长，点校认真，可以作为研究参考用书，但它是繁体竖排排版的，正文和注释夹杂，不适合作为普通阅读。还有的书是节选本，编者往往选择一些公认的优秀段落编辑成书，所以我买书的时候一定要加以判断，如果是全本的话可以考虑购买，因为这样的书能够伴人一生，我们每次读者写书的时候，都可以在书上做记录，这要比记载笔记本上要保险得多，因为书一般不会丢掉，而笔记本就不一定了。当然，有的人也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专门把笔记归类保存，随时可以翻阅，这也是非常好的。
第二要考虑书籍的作者。我们可以参考名家的作品，这里的名家指德高望重、作品得到学界公认的学者。名家之所以成名就是因为他的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公认，因此可以读读他们的书，学习他们的观点。当然现在有些名家的作品也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我们一般要重点读他的成名作。尤其是在当代，人们生活就要挣钱，那就会迫使一些作家去写书，所以作家写的书很多，但质量高的却很少。我们读书一定要看这本书著于何人，著于何时。有些作家是前期的作品比较好，有的作家则是后期作品更胜一筹。我们要读这些最好的作品，其他的作品可以略读，甚至不读。即使是古代文人，比如李白、白居易，他们的作品也不都是优秀的，像《全唐诗》收录唐诗五万多首，但其中上乘的作品也就只有两千首左右。这两千多首诗可以重点读一读，其他的作品浏览一遍就好。
这两点是从外证的角度选择书籍，如果要深入辨别，还要从内证的角度观察。
第一，要注意作者说话的真意。有些作品中的话并不代表作者的原意。像郭沫若，我们读《郭沫若全集》，会发现其中有一些言不由衷的话，作品集都是这样，作者的内心的真话，和场面上的话，都混杂在集子里，我们读书的时候应当学会辨别。读到那些场面上的话，莞尔一笑也就过去了，不要深究，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说这样的话，往往也是身不由己。比如说韩愈，他的作品集中有大量夸赞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他为别人作的墓志铭，不乏客套之语。因为韩愈经济条件不好，只好作墓志铭就卖钱维持生活，他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所以这里面难免会有很多面子上的话，所以我们不可以当真。
第二，要看作者是否自信其言。现在有些人写作是为了应景，发表论文不是为了做学问，而是为了评职称、涨工资等等。这些人写作的出发点就不端正，文章中的观点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认可。这样的文章就没有引用的价值。另外，现在有些学生在写论文的时候，喜欢引用文章中不占主流地位的话，这样的论据也是靠不住的，不占主流地位的话，可能是作者顺便点到的，并不一定代表他本人的观点。比如一个文学家可以说“东汉社会动荡，宦官专权，社会黑暗”，一个历史学家就不能这样说，也不能把这句话拿去研究。即使在阅读一篇优秀的文章，也要采用其中那些是作者最自信的观点，其他的观点就应该忽略，不要去引用。
第三，要考虑作者是否有理由自信其言。古代有很多书真伪相杂。有的是同一本书中有真有伪，比如《庄子》，《内篇》基本上可以认定是庄子作的，《外篇》和《杂篇》就不一定了，所以《外篇》和《杂篇》中有些观点和《内篇》有冲突。这就要我们读书的时候学会思考。还有一种情况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书中记载不一样，古书中经常有这样的分歧，而且年代越是久远分歧也就越大。第三种情况就是，故事流传得越久远，越容易失实。《吕氏春秋》记载，古代有一个人叫夔。古书说“夔一足”，老百姓就认为夔这个人只有一条腿。后来有人拿这个问题请教孔子，孔子说这是传错了。夔这个人是个乐师，创作音乐的水平非常高，深受百姓的喜爱。所以老百姓说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这才是“夔一足”的本义。
唐朝人好弄文采，喜欢琐碎、怪诞之书，喜欢写稀奇古怪的书。所以唐代的诗歌，尤其是中晚唐的诗歌中，有大量花妖狐媚这些稀奇古怪的传闻。这是唐朝人的爱好。宋朝人呢，他们有时候都能把借条写在自己的作品集中。比如苏轼，他的孩子病了，去找哪些人看病，他都要吟哦成诗。所以宋朝人的文章中有不少空论。宋朝人还喜欢谈国家大事，但其中有不少空论敷衍成篇。所以，我们在读他们的作品的时候一定要有见识，能够看出这些东西不完全可靠。
四、如何分析问题？
除了辨别书籍的版本和内容的真伪，读书的时候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想办法做些研究。研究的真谛，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求放心，明归返。何谓求放心？年轻的时候不妨轻狂些，敢于突破旧说、自立新说，要有敢于怀疑古书的勇气。一个人在三十岁之前就要敢于立新论。三十岁以后做研究就要渐趋稳妥。讲求放心，就是心中有什么观点就要敢于表达出来，然后去思考研究。明归返呢？就是不能漫无目的地胡说，而是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成章。言之有据，就是自己能够证明自己的观点；言之有理，就是论证要有逻辑；言之成章，就是要能够用完整的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证明。
读书大学生读书，应当如何研究呢？研究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思考问题。
第一，分类法。比如我们读古诗，会发现诗中的口吻不完全相同。古诗一般仅仅使用一种人称叙述模式，但有的时候也会突破人称的界限。我们熟悉的《陌上桑》中有这样一句话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用的是第一人称，但是后边的内容就全部是第三人称了。这叫做叙述口吻间的相互渗透。这样的现象有很多，比如《史记》中，一般都用第三人称叙事，叙事结束后，司马迁来一句“太史公曰”，变成了第一人称。有的作品甚至直接用代言体来写。比如《连昌宫词》，文章开头是一个老头对“我”说话。而后面的主要内容其实都不是老头说的话，而是“我”的话，老头只是一个引子。《庄子》中有很多孔子、颜回的言论，其实这些都是庄子自己的言论，仅仅借了孔子颜回两个人的名义而已。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人称叙述模式对作品进行分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作家的性别、作品主题思想等角度进行分类。总之分类的方法有很多，自己可以灵活把握。
第二类，定性质。我们读书的时候要琢磨一个问题从性质的角度去思考。比如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很多文学家写文革时候心灵遭受的创伤、灵魂遭受的折磨、精神受到压抑，甚至肉体也受到摧残。文革结束后反映这些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人就把它们叫做“伤痕文学”。后来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化中为什么出现这样的问题，究竟是人性之恶，还是制度之恶。很多作家认为人性之恶得到了张扬，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很多。大家就把这些作品也做了一个概括，叫做“反思文学”。这都是从性质角度辨别作品。小说发展到当代有了不同的路线，有些小说是做了陌生化的处理，就是小说建立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实的场景，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那里面没有制度和纪律，完全按照人品、按照功夫说事儿。小说总是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所有的傻人都有傻福。也有一部分小说走写实的路子，像王朔，他的作品就是把人放到现实生活中去写，现在流行的新历史小说也是这样，比如《明朝那些事儿》，上来就是“朱元璋同志”，把朱元璋放在当代社会中了。我们发现这些现象，就是对小说从性质角度进行概括。
第三，论关系。常用的关系有五个。第一，因果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就是两个不同的现象之间的影响关系。比如魏晋时期的玄学为什么会形成。表面上看是历史原因，社会黑暗的产物，其实深层的原因是学理原因。早在战国时期，庄子已经感觉到天性和礼乐之间发生了冲突。天性是自然，礼乐就是明教。具体来说，就是人正在自己制造的矛盾和冲突中生存。这个问题庄子已经意识到了，但他没有深入讨论。魏晋人士在为《庄子》作注的时候重新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从行为艺术和哲学方面试图思考解决，从而导致了玄学的兴起。这两者之间就有因果关系。第二是对立关系。有些现象是对立冲突的，但凡是有冲突的双方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背景或者前提。所以有对立者就必然有统一。统一之中才能有对立。我们写文章遇到这种情况，可以使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冲突双方的共同点。第三是总分关系。有些概念的范围很广，我们可以先确定其界限，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再具体划分。比如山水田园诗。在唐朝，山水田园诗人有两个代表人物，王维和孟浩然，他们两个可以进一步区分。中国古代的边塞诗人，首先就要想到南北朝时期的边塞诗人，唐朝的边塞诗人和宋朝的边塞诗人。总分有一个统摄的关系。
第四，建系统，就是将各种现象或者概念等分门别类。比如宗派法，后起的诗人从前代哪些诗人中有所学习和借鉴。钟嵘在《诗品》中提出曹植的诗风受到《诗经·国风》的影响；王粲“其源出自李陵”，把他和李陵划分到一起，就是系统的方法。
第五，析隐秀，有些现象是表面的，有些是深层的。我们在谈论表面问题的时候，也要注意把深层的现象加以概括处理。我们常说诗分唐宋，实际上并不是所有唐朝的诗都是唐诗。唐诗中有一些是宋诗的作法。宋朝人吕本中在《江西诗派宗社图》中提到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一祖”就是杜甫。杜甫的一些诗作是宋诗笔法。杜甫以后也有一些唐朝诗人也是如此，这就是唐诗中有宋诗。宋诗中也有唐音，北宋初年的西昆体、晚唐体，以及北宋中叶的张耒，南宋的杨万里、陆游等，都在学习唐人作诗。尤其是陆游，他的善于幻想学于李白，语言通俗学于白居易，笔法严谨学于杜甫。如果能够把这些内在的现象总结出来，就能看出文学的发展线索。这是从关系角度进行思考。
五、如何建构观点？
学会思考这些问题之后，还要对观点进行表述。自己的观点能不能写出来，有的时候可以写，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写，有的东西写完以后发现是错的，或者前人早已写过，那就没有必要写了。这里介绍四种表达自己观点的方法。
第一，批驳法。批驳他人不全面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年轻的时候要敢于批驳，批驳的文章不一定要发表出来，可以自立新论，权作练笔。我们不要轻易批驳他人的文章。要么自立新论，要么老老实实做学问，学问的路子很多，不一定非要和别人抬杠。如果有些人的文章实在太差，让人忍不住想要批，那就要把握三个原则。第一，有理，就是要确立自己的观点。第二，有据，就是观点要有充分的根据。第三，有节，就是只批文章，不批个人。批判的文章最忌讳从学术批判上升为人身攻击，说人家治学态度不严谨、不懂得学术规范，这是不合理的。做学问要和做人一样忠厚，不要轻易把别人骂得一塌糊涂。我们可以批判对方的观点，但要就事论事，不要上升的人身攻击的层面。
第二，归纳法。这是文字学和语言学的常用研究方法。比如顾炎武总结出来的“反义字古音”，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归纳法有六个步骤。第一，观察。要归纳一个现象，首先要对其认真观察，初步假想出一个观点。第二，实验，通过实验证明观点，多用于理科。第三，分析，即分析实验结果是否必然指向自己预想的结果、第四，归纳概括。通过多种现象的归纳升华到共通的理论层面。
第三，演绎法。演绎法概括出一个观点，然后让所有的结果对这个观点都能够适用。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侧重程度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西方文化受科学的引导，常常使用归纳法，每当归纳出一个新的结论，原有的结论就已经失效了。中国文化则很大程度上是用演绎的方法。很多结论早在文明形成期就已经确立了，比如《黄帝内经》中介绍了很多中医理论，后代人研究《黄帝内经》，发现大部分观点前人已经说过，即使偶有创新，也不足以取代前人观点。《史记》之后，也有不少史书出现，但它们都无法取代《史记》的地位。演绎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它无所谓科学与否，就是可以无限地阐释。
第五，时序法。这是我们读书时最常用的一个方法。“时序”两个字，来自《文心雕龙·时序》的篇名。刘勰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及其发展脉络的时候提出了时序法。就是把一个现象分为起源、兴盛、衰退、蜕变四个时期划分。刘勰还提出“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就是了解树叶就要追溯这棵树的根，看到波涛就要想到它的渊源。《文心雕龙·时序》总结了两条规则，“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后代有些文学现象和前代相似，不是雷同，而是形式发生了变化。举例来说，东汉末年有建安风骨，南朝也有类似风骨的诗歌，它们看起来相似，但是出现的原因并不相同。初唐的山水诗和中晚唐山水诗风格也有差异。该篇还说“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后代文学和前代不同，不是文人有意识造成的，事实上它们在本质上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只是表面上稍有差异而已。所有我们研究古代各种文学现象要置身于当时的背景中去分析。
第六，比较法。这是当代学术研究中常用的方法。运用这种方法要注意两个前提，第一，必同必异，不必比较。两种现象完全相同或者完全不同，就没有比较的价值。第二，全无一同，不必比较。两种现象没有共通的基础，也无法比较。使用比较法首先要注意这两个前提。那么比较法应当如何运用呢？第一，比较二者的共同点，第二，比较他们的相异之处。比如卢梭的《瓦尔登湖》和庄子的学说都会追求自然，这两种学说就可以比较其相似点和相异之处。再如王维和孟浩然，他们都是山水田园诗人，但是也都有自己的特点。孟浩然看到了山川的宁静，所以他好写山川之美。但是孟浩然一心想当官，但一辈子没能当上官，所有不得不寄情于山水。王维则不然，他是一直在当官，厌倦了官场，转而悦心于山水之间。他是想尽办法用山水田园之美来消解官场的喧嚣。王维受佛学影响比较深，山水田园的宁静、空无和安逸，为他人生哲学的一种表象法。孟浩然写诗则从世俗的眼光看山水，缺少禅静。他的作品一直在等待机会。王维则是一去就不再回来，把世间尘俗甚至自己全部忘掉。他们二人的区别很值得我们思考。比较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从而确定优劣是非。
做比较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呢？第一是比较起源和原因。同样的结果，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过程。有的是人物形象的差异，比如多余人、吝啬鬼的形象，在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中都有；有的是内容事实不同，比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演义》，两部书记载的事实有些不同；有的是理论方面的差异，注意是思考问题角度的区别。第二是比较优劣，定高下之分。第三是比较影响。比如《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晚于《金瓶梅》，我们可以试分析《红楼梦》有哪些方面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以及《红楼梦》对后世小说的影响。再如《山海经》中有很多博物方面的内容，后产生的《镜花缘》也有不少海外游历的描写，二者也可以进行比较。
做比较首先要建立一个原则，这也是台湾的一位哲学家殷海光先生强调的。第一，不宜求同。做比较不要执意追求事物的相同之处。第二，不宜求异，就是避免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二者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比较的内容很多，起源、人物、事件、理论、方法、优劣、影响，最后得出的不要过分求异。第三，不宜存心非古。古人的观点不要过分非议。有的人常常说“难道我们还不如古人吗”，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因为古人自有其所处的时代，尤其局限性，作为今人不应妄加非议。第四，不以存心尊古。认为古代的东西都好、现代的都不好，这也是不合理的。第五，不存心薄今。第六，不存心厚今。第七，不因言为己出而重之。就是不要因为这个观点是自己提出的就有意吹捧。思考、写作的时候，不要刻意强调自己的观点。第八，不因言我异己而轻视。不因为对方的言语和自己观点不同而故意轻视人家。最后两条，反映的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尤其应当注意。
六、如何表达观点？
立论以后应当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呢？这里总结四点。
第一，求新。第一是立意求新，就是自己要表达的观点、情感或者讲述的故事是新颖的，别出心裁。第二是内容要新，不落俗套。有这样一篇小学生作文《难忘的五一》，文章说今年的五一假期很难忘。第一天威廉和凯特结婚了，第二天卡扎菲的孩子们去世了，第三天本拉登就被枪决了。这个五一太有意义了。诸如此类。这样的文章，内容就很新颖。第三是词句新。语言要注意品味，多使用些能够让人过目不忘的词。唐朝大诗人白居易邀人吃饭的请帖写的都很细腻：“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样的请柬都成了千古名句，这就是词句新。第四，章法要新。所谓章法，就是指文章的结构。要是用前人很少使用的叙事结构。优秀的文章或者电视剧一般都具有与众不同的章法。有句话说一流的人才是写书给别人看，二流的人才是研究别人写的数，三流的人才是研究别人研究的书。同学们应当立志做一流的人才，写书给别人看，这就要有新的章法。
第二，求真。首先事理要真，事理合乎现实，言之有信。其次资料要真。《西游记》表面看上去似真似幻，其实很多故事都是现实生活的缩影。孙悟空打有后台的妖怪，金箍棒刚刚举起，妖怪的上级就来了：“大圣，手下饶命，看在小佛的面上，让我带它回去吧。”然后就训妖怪：“畜生还不快走。” 所以孙悟空打死的都是没有后台的妖怪，这个就很符合现实。第三是言辞要真。不同身份的人说话的口吻不尽相同，所以要善于使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言辞。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凡是矫揉造作的文章是难以流传的。我们早年的时候认为杨朔的散文写得非常好，但后来大家不认为他是一流的散文家，原因就是他不说真话。杨朔有一篇散文《香山红叶》，写自己去香山看红叶，结果没看到红叶，只看到了劳动人民，然后他就说自己“摘到一片更可贵的红叶”；还有《荔枝蜜》，没有尝到荔枝蜜，却遇见了像蜜蜂一样的劳动人民，从而大加赞赏。他的散文构思都跳不出这种构思模式，鲜有新意。
第三，简易。语言要尽量简洁，直指本意。这样的文章往往受到青睐。很多同学都喜欢《读者》，因为这里面刊载的都是短小精悍的文章，而且能够引人深思，人们就很喜欢。当代社会不一定适合做长篇大论，优秀的作品可以从细微之处切入，通过小故事，在不经意间打动读者，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
第四，求切。这个“切”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是切题，就是文章内容以题目为中心展开，否则就会文不对题。第二是切意，写作前首先要对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做到心中有数，写完之后要校对，检查文章是否准确地表达观点。如果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可以补充，有多余的话则要删除。就像我们说电扇怎么开——直接按开关。如果从电扇的原理开始写，那有很多都是废话。文章一定要切意，否则很容易废话连篇。第三是切证，论述一定要有证据，紧扣证据发表议论。
孔子有这样一句话——“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讲的是人生目标的确立和实现。大学生入学以后首先要树立志向，根据志向按照正确的方法实行，这就是“志于道”。 “德”指的是基础，就是行为处事的起点。“据于德”，就是要以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立人的根据。“依于仁”，讲的是我们行为处事的原则，所谓仁，是一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利他精神；“游于艺”是内涵，指的是我们行事的具体方法，即从读书开始，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这句话概括了一个人从确立目标到实现目标的全过程，我们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立志高远，小处着手，扎扎实实走好每一步，用书籍提升自己。
2011年5月在东北师范大学“情系东师”学术人生报告会上的报告
（侯少博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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