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晖

承蒙《［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校释及其有关研究》一书编委会的同仁催促，要求我将自己所存的、历来与 “志典全书”有关的研究材料全都清理出来，做到尽量不遗漏，以供他们编书时选用。我遵命翻检着堆滿旧杂志的书架，从一摞杂志中间，发现了一份纸已发黄的、近百页的手稿。那是1978年末，为参加翌年6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我曾赶写的长文：《从〈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发现，谈日本学者关于我国清代打牲乌拉的研究》，翻到73页，格子里写滿密密麻麻的字，仔细一看，原来有几页竟是母亲生前的手迹。

我的母亲史玉明（原名史佩春），1914年生于河北省献县。五六岁时随外祖母到吉林市，与先到吉林市“闯关东”的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她从1921--1931年先后在吉林市的省女师附小、省女中和省女师读书，1931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文史系； 1935年毕业后，到山东省立泰安中学任语文教员。1937年回吉林市、与我的父亲金鸿润结婚，后二人共同赴日留学，她先后在东亚日语补习学校、东京共立女专学习。其间，1938年春她回到吉林市，8月时生下了我。1939年我的父亲因“反满抗日”罪名在东京被日本宪兵逮捕关押，近四年之久，1941年，母亲将我托予祖母抚养，返回日本读书，同时以政治犯家屬的身份，照顾狱中的父亲；直至1943年父被释放，二人一同被放逐回国。

新中国建国后，母亲在长春市参加工作。从50年代到70年代，先后在国家统计局长春统计学校、吉林化学工业学校任语文教员，1974年退休。1982年4月2日病逝，享年68岁。 

时光如流水，转眼我已古稀，母亲离去近30个年头了。在我过了73岁生日后，重见她老人家当年为我的文章所写的这几页手抄稿，有如精金粹玉。当年化工学校地址在吉林市，母亲平时来信很少、我亦无保存，见遗字，无比地珍惜，胸中波涛起伏，思绪万千，一种思母之情无休止地叩打着我记忆的闸门。

母亲是位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又是留日学生，一生主要是在中学或中专当（公共课）语文老师。她是一位勤学敬业，安分守己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为人低调，性格懦弱内向，胆小怕事，平生只幻想能过上一种安居乐业，享有家庭温馨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基本生活。

祖国光复后，父亲为养家糊口，当了《吉林日报》主笔。因那报是国民党办的，后来父亲命运可想而知。母亲从来不问政治，不同意父亲的立塲，却左右不了丈夫，不得不随着时代的浪潮跌宕。虽然父亲因病早逝，却使母亲在政治上、思想上背上了包袱。参加工作后，她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注意思想改造，工作上尽职尽责，但在文革期间，却因父亲这一段历史问题受到了冲击和批斗。退休后，她从吉林市来到长春，与我们住在一起，晚年体弱多病，每天只听听广播，或者散散步，勉力支撐着身体，对我工作等方面的事从来也不过问。

1979年新年前，我下班后天天忙于翻书、改、抄稿件，忙得不可开交。某日清晨，她见我爬了半宿格子后，急着上班，问我忙什么事？得知我是在研究有关乌拉街的历史课题，为在文中转引抄上两大段繁体字原文、费尽力气而仍常出错的时候，就说：“这两段繁体字，我替你抄吧！” 

原来这是我写的论文，其中引用了伪满州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藤山一雄所著《乌拉》一书中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仓官碑文》的全文，以及另一段我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上的文字对藤山一雄氏所引《仓官碑文》的校正文字，这两段文字皆需以中文繁体排印。我虽然中、小学时代使用过繁体，但后来简化字使用习惯了，再手写繁体，一时间很费心机，老是出错，不得不改来改去，非常吃力，稿纸撕掉一页又一页。当天，我下班后回到家里，母亲就把当天上午已抄写完毕的两段《仓官碑文》交给了我，说：“抄写时，我发现你以《志典全书》对藤山一雄先生所引碑文的勘误，其中还有个别错字以及几处标点不妥之处，未指出来，我已据《志典》原文订正过来了。”

母亲的字迹规范，端正，特别是其运用繁体字书写的熟练程度，说明了她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多年以来养成的良好习惯。古人云“字如其人”，我不便从书法欣赏的角度来评价她的字，仅就她熟练的写字技能和校正文言文的错别字、正确标点的语文根底来讲，即令我对她的深厚的国学基本素养，产生了无比地敬畏与佩服，于是激动地说：“妈，我真想不到您老人家古文底子这么好！您的繁体字现在还书写得这么熟练，写得速度这么快！”母亲微笑着说：“我当年是一个学文史的大学生嘛！”

母亲说她是大学生这句话是别有所指的。文革以前，我常常把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文艺评论文章交给她看，她从来都是未置可否，未说过一句话。60年代中期有一天，她来长春，我把应编辑之命写作、并发表在报刋上的关于电影《早春二月》的一篇批判文章拿给她看，她浏览一过，沉思良久，语带凝重地说了半句话：“这样欲加罪名、强词夺理的发难人……，也算文艺评论、‘文章’吗？！”原本期望此文得到她的一点鼓励话，结果却使我十分扫兴，也从中明白了她对我以前写作的文艺评论、杂文等文章，也是未加认可的。我只好打圆场说：“我是在新社会里长大、在大学里接受新的思想教育，与您老人家念大学时所学，确实有大大地的不同啊！”言外之意是说，母亲是旧知识分子，思想跟不上形势。母亲这次主动地说出 “当年是一个学文史的大学生”的话，显然其来有自，是旧事重提，其中隐含着对我当年的态度和文章的批评。

这期间，母亲原工作单位化工学校开始拨乱反正，给她寄来了《落实政策通知书》，说：“在‘四人帮’横行时（主要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你所做的错误结论及鉴定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宣布予以撤销，并将档案中的原结论和有关附件作进一步清理和撤出。”她的心情变得十分开朗，对我研究与写作打牲乌拉方面的课题表示支持，就治学问题谈了一些想法。

大意是：像乌拉历史这个课题、这种研究与写作，才是做学问。做学问是不能跟风跑、赶时尚的。这个课题，看起来面很窄，但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发展却很有意义。地方史方面的小题目，文章也不好做，你对打牲乌拉的研究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今后要以钻石求火的精神，继续深入研究下去。历史资料浩如烟海，只有占有大量的、丰富的史料，对历史问题进行认真地、深入地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在这方面有所收获。有些文史研究，比如打牲乌拉与人参采集的关系这个问题看来很小，但深入挖掘下去，就会有新发现，扩大研究面；扩而大之，其领域也可能涉及到乌拉、吉林，乃至清代东北历史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为将这个小问题研究透彻，也值得你去啃一辈子书本的。这可以叫做“小题大做”吧！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我的研究与写作，第一次得到了母亲的肯定，使我十分感动。通过母亲的抄写与改正手稿，以及她发向内心的、由多年的积淀而达到了升华的话语，如醍醐灌顶，使我此后在治学方向、治学态度与方法诸方面，摆脱了那种“跟风跑、赶时尚”的风气，开始力求踏踏实实地做点学问，逐渐学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改革开放的这30几年。

此后，母亲在长春我家又住了三四年光景，患上了脑萎缩和老年痴呆症，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连这种帮我写作和与我倾心谈治学的机会都没有了。她的话语，她的手迹，成为了遗言和遗物。每当睹物思人，心中都默诵着孟郊的《游子呤》：“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母亲是一位平凡的知识分子，一生没有什么惊人的创造，但她以中华民族朴素、善良的传统的智慧，走完了一生。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为什么喜欢孟郊这首诗，因为这首诗写出了母爱的温暖，使我永远不会忘记。

2011，11，23于长春五味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