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春天

高红十

              黄土高原的春天姗姗来迟，立春有孕，春分分娩。风说起就起，沙如影随形。大风大扬，小风小扬；无风天，小娃娃的精脚片子、大牲口的蹄子、鸡狗的爪子不停歇踢踏刨挖，便有杂面箩子箩过那么细的黄尘在好太阳下飞舞，每天窗台瑟瑟一层。

习惯了。下乡四个年头，春夏秋冬四季轮回，甚感觉没贴肤体验……

前一年冬天听说，大学要到知青中招生；笔者推了油矿、纸厂招工，暗自等待。不一定回北京，但要上学。上边有人来考试，杠杆原理，支点力点什么的，又有方程式，笔者答了，对错不知。初中二年级文化，文革三年，下乡又几年，那点知识早随糜谷杂豆洋竽籽丢进一道道垅沟——彻底绝了学理工的念想。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收罗到笔者小诗，仿七律《悼陈毅》，“悲折柏枝掷延河，心随水流八宝山”；还有宣传队编导组的表演唱、小话剧等。笔者虽不才，同组有大腕，北京人艺《天下第一楼》编剧何冀平也曾一起插队一起涂抹。记得填过一张志愿大表，先外语，后历史，最后中文。最终落袋中文，不是选择，是被选择、不得不选择。

打住，再说就有点不知好歹了。往下一步步走程序，贫下中农推荐、上级领导政审，大学复审，粗箩子过了细箩子筛，一次次有人落选。到县城体检时见到北京干部老樊——周总理一大功德，派出1200名北京干部管理1200个生产队的北京知青，直到知青大部离开——正嘬牙花子，发愁如何告诉来体检一位同学，她“政审”未过关，检也是白检。

虽然罪不在老樊，老樊很发愁，深知此消息会对该女生造成伤害——后该女生从汉中工厂考入七九级人大经济系，又研究生、研究所研究员，也算修得正果。

高校陆续发通知了，先本省，再大专，最后才是北京大学，邮递员在坡下路边叫，大声叫，根本是大呐二喊。

通知书是一张巴掌大薄软纸片，上印“陕西省高等院校学生入学通知书”。通知抬头是“延长县革委会转黑家堡公社高红十同志”，下写“批准你入北京大学（院）文学专业学习。请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前，凭本通知到校报到”。颁发机关的大红公章是“延安地区革委会高等院校招生办公室”，时间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五日。后边还用黑体小字写清注意事项：带党团组织关系、粮油关系，自备生活用品，报到时交脱帽正面一寸照片三张等等。

入学通知存储丰富时代信息。首先“革委会”这一产生于文革的机构随着动乱结束不复存在；年头更早的“人民公社”随着农村第一波土地权属变更消失，跟着消失的还有“三级所有”配套的另两级“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还有“粮油关系”那些票证，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发达成了文物。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同时，笔者接到父母从五七干校写来的信。让笔者千万别学中文，那是个战战兢兢的专业。你舅舅不知怎么误入岐途（在北方某市文联任职），够他后半辈子改造……

心由动而静了。笔者在井边拆洗被褥，粉红桃花、雪白梨花从信纸滑落，一瓣一瓣飘到青石砌就的井台上。心有所动突发奇想：那花瓣会觉得井台凉么？抬眼看，高原黄土的底子上，一株一树颜色不同的花，十分亮眼十分吵闹地报告春天。

知青小组杀猪、炸糕，隆重送行。不是第一次走人送人，70年招工，后来的病退，接着是大学。

接到通知的知青到县城集合，连人带行李上了一辆带篷的卡车。五月一日路过延安，见到同宣传队另一编导组成员吴女士。吴女士说北京干部让她以可教子女身份到招生办再争取一次。吴女士是知青典型孙立哲夫人，后来上了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再后来留学美国。不幸病殁于20年前。

离开宝塔俯瞰的延安市，带篷卡车上了洛川塬、黄陵山，到了披满煤灰的铜川市。行李办了火车托运。人坐火车硬座到西安转车，一直开向北京。

同行延长县郑庄知青，姓师，自来熟。她说，咱俩一系，你这么胖，我得给你号一大床。笔者在32楼4楼一张上铺灵活上下无碍腾挪三年半，参加排球队游泳队，可见体形没那么夸张。

旅途终点是北京，北京大学。

笔者人生有了两个关键词：延安和北大。

这很重要。找不到关键词，或者任公交车路过，未把路过站名抬举到关键词地位，一路走来，永远感觉浑浑沌沌庸庸碌碌，心疼自己，又不甘心。

所幸笔者抓住了，抬举了，在1972年黄尘飞扬、桃李花亮眼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