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恩晖

我要感谢母校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原图书馆学系)副主任王子丹教授，给我寄来一份剪报的影印件，这是1957年11月6日的《北京大学校刊》(总第168期)，校刊第七版上有一篇千余字的通讯报导文章：《我们热爱苏联文学 我校举行苏联文学座谈会》，该文末署名为李扬波、金恩晖。

此文一下子将我带到了五十五年前。那是1957年9月中旬，我作为新生到北大报到后，即报名参加了校文学社。一个月左右、即10月末，第一次参加活动，那是一次以“我们热爱苏联文学”为主题的座谈会，与会社员发言踊跃；会后，有位叫李扬波的同学让我起草一篇报导交给他，我根据发言记录很快交了卷。后经他补充、修改后，于纪念苏联十月革命日前夕，在校刋上发表了。李扬波同学是哪个系的或几年级的同学，我都记不清了，印象中他可能是校刋的一位记者或通讯员吧？

我们这届新生入北大后，很快被学校安排，同老生一起，投入了“反右派”的斗争。我因中学时写的一篇杂文惹祸而被批判、检查和交代問题，就再也没去参加文学社活动，因而这篇短文早已淡出脑海。今天蓦然回首，重见旧作，使我恢复了留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北大记忆里的深刻印象。

一是文中的张玉藻同学，图书馆学系我的同班同学，他是个酷爱文学的高中生，从福建省考入北大。他为人热情、直率，敢说敢当，性格十分豪爽。有一次，我曾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真有些东北男子汉的气质”，他不以为然，笑着反问：“不敢当。我也不了解，你们东北的男子汉，性格究竟是怎样的？” 遗憾的是，这位同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纺织学院图书馆，我们一直没有联系，后来听说文革中他跳黄浦江自尽，至今死因不明。因而可以说，这篇短文是张玉藻短暂一生中留在报刊上稀见的人名了。

二是文中的徐志达同学，他也是一位酷爱文学的青年，当年从锦州高中，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中文系新闻专业；依稀记得，他在那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感情充沛，语言感人，有理有据，滔滔不绝，一副饱读诗书的文明风度。因是东北人，我们一见如故，很谈得来，多有接触，后因新闻专业转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断了联系。殊料1961年，也许是上天的巧意安排，我们从不同的大学毕业，都被分到了吉林省工作。志达先在省电台、后到省报社，我一直在省图，两个人、两个家庭之间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校友之谊。退休后，又都参加了北大吉林校友会的活动，使这半个多世纪的友谊，越加真挚、深厚而绵长。

当我将这篇短文复印后，欲呈志达兄留作纪念时，志达兄却赠送给我他出版的一本新著：《志达诗词集附卷----雪泥爪痕》(2011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在这部四、五十万字的论文集中，收有他于1981年末写的、发表在哈尔滨市《东北亜经济报》1982年上的一篇文章：《一衣带水的学术友谊》，这是关于我同日本老一代中国东北史学家川久保悌郎教授的一段学术交往和友谊的评论与记实文章。

那是1981年夏天，川久保悌郎教授专程来长春与我交流学术，约定于某日在南湖宾馆会见。我当时即请志达同我一起去会见外宾，同时还请了两位年轻的朋友：武汉大学毕业的刘迅(被分配到东北师大图书馆学系任教)以及他的同学王尚文两位先生一同去，也就是志达文章中所记的“结伴而来做翻译的武汉大学回长春度假的两位青年同志”。

此文详细地介绍了我同川久保悌郎教授，对中国东北、吉林地方史問题，在某些观点上的分歧的来龙去脉，客观而中肯地评价了中日双方学术观点由分而合的过程，特别是川久保悌郎教授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以及中日两代学者双方会见时的详细过程。志达说：“我当时写得匆忙，来不及推敲就寄出，发表后又因工作忙、忘记告诉你了；当时那张报纸《东北亜经济报》，现在也找不到了。好在这次出文集，查到了原稿，才得以收入书内。” 我是第一次看到30余年前那次会见的详实记录，自然喜出望外，不知说什么样的感激话才好。只好“以德报德”地说：“我还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30年前你写了我，可我在50多年前，还写过你呢！”志达早把北大校刋忘到了脑后，现在看了这篇短文，蓦然回首，同我一样的惊喜和感叹不已！

有人对某些老年人回忆往事，常做负面评价，认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回归心理”；在我看来，如果只是叹息、伤感，发泄牢骚，或“倚老卖老”，炫耀过去，甚至如九斤老太那样，用过去否定现在，不见未來，那当然不值得肯定。但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特殊群体，总是希望回过头去把走过的路思索一下，即使谈不上对人生的总结，也可当做闲暇时的调味品，带着笑容开心地去想一想往事，从而乐观地面对未来，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正面而又正常的心态，这是有益的。

即以上述两文为例，重读拙文，可见五十多年以前，我辈一代20来岁的高中毕业生、文学青年，刚入大学时，所受的教育、所读的书，都是什么？价值观、人生观又是什么？那时的文字是何等地幼稚、青嫩和单纯。再读徐文，我们已工作有年、又经历了文革十年，都成了中年人，面对改革开放初的新形势，我辈当时追求的又是什么？作者的文字是何等地老练，见解敏锐，笔锋犀利，冬去春来的如此人生一段心路历程，难道不值得作为开心果再品味一番吗？我认为，此两文引起的往事回忆属于后者，特将它们附于文后。

附一

《北京大学校刊》1957年11月6日，第168朝第七版

李扬波、金恩晖‘：《我们热爱苏联文学 我校举行苏联文学座谈会》：

我校团委会宣传部、校刋、文学社在 十月三十日下午联合举行了苏联文学作品座谈会。到会的有中文、俄语、物理、图书馆学系的二十余位同学。苏联文学作品里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和他们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高尚品质，成了发言者谈论的中心。

许多人在少年时代就从苏联作品中汲取了鼓舞的力量。中文系徐志达同学说：当我们刚刚戴上红领巾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的文学书籍就是《铁木耳及其伙伴》。我和小朋友就努力学习铁木耳那种热、热爱集体和帮人解决困难的精神。以后到了中学，象《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一年级小学生》等作品一直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在生活中，苏联作品中的少年、青年的影子一刻也未离开过我。

苏联文学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形象不仅是伴随着我们，成为我们的知心朋友，而且也是鼓舞我们克服缺点、培养液性格，参加革命斗爭的巨大力量。姚文权同学说“当我想起了保尔时，我浑身就充满了力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觉得保尔就在我身边，在鞭策我，鼓励我。在反右派斗爭中，开始自己不够坚决，甚至有些观望的态度；但我想到要是保尔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是坚决与敌人斗爭，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因此我也就积极地投入了这个斗爭。”

苏联文学作品中英雄人物的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精神，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也教育了我国广大青年。张玉藻同学叙述了他的同学参加修筑鹰厦铁路的事迹。他的一些同学未考上高中，他問参加鹰厦路的筑路队。在那里劳动是比较繁重的，生活条件当然也很艰苦，但他们没有畏缩，每天在崇山峻岭里顽强地劳动着、战斗着。在党的领导下，铁路终于提前修筑成了。张玉藻同学说：“当他们凱旋归来的时候，我問他们：‘是谁给了你们这么大的力量’？‘是保尔.柯察金！’”是的，谁能忘了保尔也曾在严寒的冬天参加过筑路呢！

许多同学都谈到学习苏联青年艰苦奋斗、热爱劳动的优秀品质，在目前对我们同学们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们大多数同学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没有参加过劳动生产，我们应当努力学习苏联青年的优秀品质，做一个劳动知识分子。象现在已实行的自己打扫宿舍、厕所等工作，都应当坚持下去。

苏联文学作品不但鼓舞了我国广大青年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意志，还树立了我国青年足以仿效的形象，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青年们的兴趣、爱好。徐志达同学在小时候不仅热爱文学，也热爱过天文、地质，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文学的道路。他说：“我在中学时喜爱苏联文学作品，苏联的诗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灵。我最后选择终身从事文学事业，这和苏联文学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苏联文学作品就是这样深刻地而广泛地影响了我国青年，影响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行为，影响了他们的兴趣和爱好。(李扬波 金恩晖)

附二

1982年《东北亜经济报》某期(待查)，又载徐志达著《志达诗词集附卷----雪泥爪痕》2011年吉林大学出版社

《一衣带水的学术友谊》

       徐志达

在我的写字台的玻璃板下，有两张彩色照片。每当忙完一天的工作，我坐在灯下读读、写写的时候，瞥见这两张照片，就想起一位日本老学者，想起了同他难忘的会见。

他就是川久保悌 郎 教授。

那是在溽暑盛夏的七月，我友恩晖告诉我，他发表的一篇论文，日本的川久保悌郎教授读过以后，认为对自己文章中有关史料提出的印正意见是正确的。川久保致函恩晖，说他即将访问中国，极想於七月末到长春同恩晖晤面一叙。

恩晖和我是北大同学，早在大学读书时期，他就从王重民教授学目录学，兼对地方志发生了兴趣。这次我得知将有异国远道而来的学者会他，谈的是东北地方史志方面的学术问题，真为之高兴。

七月三十日，一清早，我刚到报社，恩晖在电话里兴冲冲地告诉我：『川久保教授到了！』

恩晖说，教授是作为日中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访华团成员，先到北京，从北京到哈尔滨以后，由哈尔滨抵达长春的。在长春他仅仅停留两三天，参观、访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恩晖约我于这天中午同到南湖宾馆看望他。不能辜负老同学盛意相邀，我欣然承诺。

恩晖之研究东北地方文献，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他有感于我国历来对东北古代文学作品缺乏介绍，他拟从东北地方志开始收集文艺史料，并且初见效果，写出了《玄烨〈松花江放船歌〉小笺》这样一篇具有吉林地方特色的古代文艺评论文章，在吉大学报上发表过。这是一项打基础的工作，需要下笨功夫。不料在他为此而去翻阅东北地方志时，却先搞出了一些历史学的成果，又写出几篇有关文章。有一篇题为《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兼对日本学者有关研究史料的订正》，发表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他利用自己新发现的一部吉林省的地方志《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提供的史料，写出这篇论文，其中涉及到日本川久保教授一九六四年写的《对清朝人参采捕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某些史实，并提出订正性的意见。今年春天，川久保教授几经辗转，读到了恩晖的论文。四月七日 ，他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图书馆杨威理馆长写信，特意表示了对恩晖的订正的『深切的谢意』，并且情词恳切地说：『我的论文是十数年前写的，没有可能利用新发现的资料，可谓致命之点。不过，即或不然，我考虑到，对《清会典事例》的利用，处理也是不充分的，得到指教，深感荣幸。』

川久保已经七十二岁，是日本国立弘前大学文学部教授兼文学部部长，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东北中国学会会员，中国史研究家。一位年届古稀的学者，对自己研究成果不完备、不恰当之处，即使只是一点点失误，如此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做自我批评，叫人打心里佩服。现在，有机会拜望、结识这位学者是一幸事。我这样想。

正午时分，我和恩晖，还有结伴而来做翻译的武汉大学回长春度假的两位青年同志，我们四人一起赶到了南湖宾馆。

巧得很，到主楼大厅没一会工夫，只见一位个子不高，戴付高度近视镜的老人，从餐厅缓步走出来。上前一问，他就是川久保教授。待到翻译说清来历，他立刻喜形于色，说这次来长春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同恩晖面叙。随即热情地领我们来到他住的三三九号房间。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窗外的阳光，映照得室内十分明亮。因为同川久保教授都是初次见面，我们几个人挨次和他握手，做自我介绍。这工夫，我仔细看看这位老人，精神钁烁，仪容和善，谒然可亲。他送给我们每人一张名片。他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让我们一一签名，写下自己的工作单位和职务。我们写完，他还默读一遍，那种认真和细致，简直一丝不苟。

这是一次中日两国学者的会见，而且是恩晖应川久保教授的约请来参加会见的，所以我考虑他们将有学术问题要交流，要研究。但川久保教授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不小工夫，一言不发，而一直以亲切的目光笑呵呵地望着我们。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高兴得说不出什么，还是在想什么事情？

一阵暂时的宁静过后，川久保教授慢悠悠转过身去，举止沉稳地拉开他的提包，从里面拿出一包用布包裹着的东西。当他拿到我们面前的茶几上打开时，我明白了：是他早已准备好的给恩晖的赠品——他自己的著作和著作目录。其中有一本，很厚实，也显得很旧，大开本，精装，硬封面，从旁边可以清楚地看到书脊上印着他的烫金的名字。书的内容，来不及查看和询问，但从它那陈旧的样子，可以想见是川久保教授多年以前出版的著作，说不定是他重要的研究成果。一位学者，远隔重洋，拿来自己的著作，特意赠给对自己的文章提出商榷和订正意见的异国人，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厚的情谊啊！

恩晖站起来，向川久保教授道谢。他当即回赠礼物——也是自己的著作和著作目录。此外，还有一幅前不久请人画的中国画。我们把画铺展开，请川久保教授欣赏。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满意之情，连连点头：『万分感谢！万分感谢！』

『因为时间仓促，画未来得及装裱，请原谅！』恩晖抱歉地说。

川久保教授笑了：『这就很好，很好。』

这时候，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心情更加兴奋，彼此之间越来越融洽，无形中好象语言的隔阂也消失了。

川久保教授是中国史，特别是中国东北史的研究家，我很想就平素感兴趣的一些问题，向他请教。但又想，时间有限，不能过多打扰他。但是他却提出不少问题。我和两个年轻的学生，对这些专业性颇强的学术问题，知之甚少，只能从旁注意听恩晖同他交谈。

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下午，川久保教授还有参观活动，应该留点工夫请他稍事休息。老人看出我们要告辞，顺手端起照相机，把坐在沙发上的我们四个人摄入了镜头。接着，我们把它请过来坐在中间，麻烦走进室内来的另一位日本朋友为我们照一张合影。握别以后，川久保教授在房间门口目送我们离去。走在长长的走廊里，我们几次回首向他招手致意。他站在那里，频频挥手，直到我们在走廊尽头拐下楼去。

没多久，恩晖转来川久保教授从东京寄来的照片。看着这拍摄很好，印制精美的彩色照片，我知道川久保教授一行早已顺利返回日本了。我想，我们伟大的祖国，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化，吸引多少异国的学者，使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这是令人高兴的事。

恩晖由整理东北古代的文艺史料而涉猎到东北地方志，由东北地方史志研究而同日本学者发生了学术交往。现在，他又将近期的研究成果汇辑成专著《吉林省地方志考论·校释与汇辑》，已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作为丛书出版。在这部书中不仅反映了他与日本川久保教授的学术交流情况，而且其意义和内容又进了一步。这部三十万字的专著，字字句句都雄辩地证明了我国有清以来吉林、打牲乌拉地区乃至其以北的黑龙江流域一直同整个中国的版图血肉连成一体的这个不可分割的事实。这就有力地驳斥了今日苏联史学界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歪曲地引用我国清代十七世纪以来东北地方史料，从历史上妄图证明我国黑龙江省、吉林省『不是』中国领土，倒是什么俄国人『直接发现』的谬论。对于苏联史学界如《满州人在东北（十七世纪）》（格·瓦·麦利霍夫著）等书中牵强附会、望文生义、信口雌黄的恶劣学风，对于他们从扩张领土的野心出发去为俄国新老沙皇的侵略政策作辩护的谬论，恩晖的著作可以说正起着一种拨乱反正、澄清迷雾的作用。

当然，恩晖的研究似乎同文艺评论离得远了些；但是，为了整理好我国东北古代文艺史料，我认为这种研究也还是必要的。何况文、史、哲等社会科学部门本来就不该分的太细，他现在的研究成果的意义，已经超过了他的初衷。作为异国学者川久保悌郎教授，乃至国际上正直的史学研究者，任何人也不屑于为反驳苏联史学界那种妄图证明清代的打牲乌拉、吉林、黑龙江并不属于中国版图的谎言而浪费笔墨，但是，川久保悌 郎教授对恩晖研究成果的肯定，却也在客观上是对学术正义的一种申张。如是，我就更加难以忘怀同川久保教授的这次短暂的会见了……

什么时候能再同你见面呢？川久保悌 郎教授。（写于198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