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从历史中走来

          任彦芳

穿过四十八年的历史的风风雨雨，今天焦裕禄从历史的档案中向我们走来。我写到这里，正是焦裕禄离开我们四十八年的日子：2012年5月14日。我在远离祖国的异国他乡，在梦中又与焦裕禄见面了。他仍是面含微笑，用明亮的眼睛看着我，他有许多话要对我说，我也有许多话要对他讲啊。

焦裕禄，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那里是真实的你呀？

焦裕禄说，真实的我就在兰考的历史档案里，在留下的475天兰考的日志里，我也在兰考同志和乡亲们的记忆里。我没有离开兰考，没有离开那里的父老乡亲，那棵我植下的泡桐树，顶过半个世纪的风雨，长得这么粗壮，你见到它，就见到我了，我在看着兰考一天天地变化，看到百姓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我当年盼望的兰考面貌全都实现了。

我问：你可知道，从你离开兰考，这四十八年有多少写你的文章和书籍，有多少部电影电视在宣传你，那是真实的你吗？

焦裕禄严肃地说道：我是普通的一个人，我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不希望将我变成神，我愿事实求是的说一个真实的我，不要因为需要将我神化，不要让我离开兰考的历史的大地。我知道有的是故意只说我的一方面，而不说另一方面，你们看了我在兰考的日志，看了我所有的讲话稿，便知道我在兰考主要的精力是做什么了。只有回到历史中去，才能了解历史中的人。也才能理解我当时的思想和行为。

  我说，老焦，为了解你在兰考的生活，我查看了你的全部在兰考的日志，看了你所有的报告讲话稿，我如实记录下你的日程表，我这才了解到真实的你，历史中的你，你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有历史的局限性；只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这种局限呢。

    看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如199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殷云岭、陈新合著的36万字的《焦裕禄》，以及河北人民出版社的人生楷模丛书中，屈春山著的《焦裕禄》），他们在宣传焦裕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却也都有令人遗憾的缺陷。有的作品，如最近出版社的小说《焦裕禄》里竟然把焦裕禄当时要解决的借地，改成支持借地，并且让队里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地分下去，这就完全背离当时的历史真实了。 
    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或根据现实需要修改历史，除去有的作品有时间的错误，情节的失真之外，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一个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穆青等人的大通讯没有写这些,是有其特殊原因的。而这一缺陷，便在之后不久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两派争论的焦点。一派抓住这一缺陷，无限上纲，全面否定大通讯，并把这篇有巨大功绩的大通讯，说成是“否定焦裕禄”的“大毒草”。历史尘埃落定，回头冷静思索，“批判者”的这些话不也是实际的吗？ 
    “焦裕禄一到兰考，就积极贯彻八届十中全会议精神，深入到老韩陵大队进行调查研究，向县委提出《关于城关区老韩陵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第一步工作情况的报告》……他狠抓县委内部的思想斗争，促进县委思想革命化，他组织几十人的阶级调查队，深入农村，进行为时一个多月的深入细致的阶级调查，掌握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召开几次三级干部会，揭开了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盖子，打击阶级敌人的进攻，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他在除三害和生产自救斗争中，时刻不忘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坚决靠贫下中农，抓典型、树样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巩固了集体经济；他带领县委举办大型阶级教育展览，忆苦思甜；他指示剧团大演革命现代戏，巡回演出，占领农村文化阵地，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
    这就是焦裕禄的“举旗抓纲”。 
    历史事实就是如此。 
    根据475天日志，焦裕禄在兰考抓阶级斗争这个纲所做的工作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段：从1962年12月5日，到1963年3月。这一阶段主要是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议，刹“单干风”（包括解决1961年初的救民政策的“借地”），巩固集体经济。 
    第二段：从1963年4月到1963年7月。在全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县和公社分别召开了大型的三级干部会议，武装训练阶级队伍,开展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号召干部放下包袱，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打退“牛鬼蛇神”的猖狂进攻，刹住资本主义黑风。 
    第三段：从1963年8月10日开始，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每人深入一二个队进行生产斗争中的阶级调查，解决如何在生产斗争中，正确执行党的阶级路线，依靠贫下中农问题。集中力量抓了在除三害、种麦中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第四段：从1963年11月到1964年3月23日焦裕禄入院治病前，狠抓了生产救灾，副业生产和除三害工作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11月，县委和公社党委分别召开了四级、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中大揭了生产救灾和除三害工作中阶级斗争的盖子……
    作为忠诚于党的事业的焦裕禄，他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 
     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讲话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他在会上将包产到户提高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使会议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到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积极展开了对包产到户的批判。毛泽东对形势、阶级和矛盾的分析，从根本上否定了包产到户，从政治上对包产到户宣判了“死刑”。包产到户不再是一个有利于恢复和发农业生产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涉及到资本主义是否复辟的政治问题。 
        谁也不会怀疑：毛泽东同志为此狠狠地批判包产到户，并把他称赞过的“农民问题专家”邓子恢斥为“资本主义专家”，他是从人民的“最根本的长远的利益”着想，他要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他捍卫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然而历史无情，证明那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他给老百姓的不是富裕而是贫穷。 
     我们从事实中注意到：焦裕禄认真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他已发现与老百姓的内心愿望不完全相合，下面的同志贯彻执行确有难处。他一方面用毛泽东的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来解释；同时他也痛苦地想：是不是自己所想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呢？1964年3月14日，离焦裕禄病重住院前9天，县委常委开了一次生活会，由办公室主任刘长友做了记录。 
    焦裕禄在生活会上检讨自己“思想上的问题和苦恼”，他说：“最苦恼的是身体不好，现在又有个腿疼、扁桃腺也肿，肝炎也疼，身体不好，工作搞不上劲。……工作作风上，有些老毛病容易犯：就是粗，有些急，这样有时就有些脱离实际，对下边的困难考虑不够……”按照上边要求，在刹单干风中就把“借地”作为单干风的表现要坚决收回的。可焦裕禄从实际情况出发，尽量地采取了灵活办法，不“一刀切”把借地全部收回而根据灾情严重地方群众要求，同意：三严重地区借给社员的碱地不抽回来，让社员趁闲补空继续进行改造，收入的粮食由社员自己支配，国家不计征购，这自然受到了社员拥护。 
    莫看这一点“灵活”，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为了治风沙，需要多栽泡桐，焦裕禄通过和农民交谈，接受了林业护理员的建议：要有责任制。之后，焦裕禄起草文件写道：“造林在兰考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沙地没有林，有地不养人，不造林就不能彻底改变兰考面貌。多造一亩是一亩，多栽一棵是一棵，做好采种育苗工作，尽快确定树木所有权，建立责任制，实现管理分成，颁发林业证。”
    焦裕禄在这文件里明确提出——“应该根据原来的基础，根据群众觉悟情况逐步去搞，实事求是，解决突出问题。可以实行“六包”，即：临时包工、小段包工、大段季节性包工、常年包工、专业包工（看管果树、副业，红薯育苗包给个人）和连续包工（作物、地块、管理人不变，队里种何物包管何物）。同时实行“六定”，即：定任务、定完成时间、定劳动报酬、定质量标准、定期检查、定奖罚制度。林区最好将林木和土地一齐包下去，按照比例分成。”
    在当时，人心到了谈“包”色变的地步，而在焦裕禄写的文件里，竟有六个“包”，可见他是努力“实事求是”，照实际解决问题的，这又需要多大的勇气！ 
    今天，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当时焦裕禄在执行八届十中全会决议时的内心焦急和痛苦矛盾，这是他难以向任何人倾诉，甚或他自己在当时也未必能说清楚的！ 
    15年后的1980年，我回到兰考，和当时任兰考县委书记的刁文交谈，他回答了这个问题。 
    刁文同志说：兰考实行“大包干”，特别痛快！为什么？它合民心，顺民意，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老百姓多年的要求和愿望！所以，多少年解决不了的兰考外流讨饭的问题，我们一二年便解决了，老百姓这才真正扔掉了讨饭棍！ 
    我有啥本事？我们这届县委有啥高明之处？我说没有！比起焦裕禄同志，比起那时的县委领导，我们无论从品质能力，思想水平，工作方法都差远了！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地下有灵，会感到欣慰，因为这是他内心的愿望。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长篇通讯，没有写焦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因为从历史看，那是焦裕禄局限性，可以说是焦裕禄的悲剧性。这篇大通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写出了老百姓心中最强烈的呼唤声音：迅速治理三害改变贫苦面貌；也写出了县委书记关心群众疾苦，做人民的儿子的那种深厚的为民之情。正是这些超越历史局限性的精神，感动了亿万人，至今仍让人们震撼。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但是作为写焦裕禄的传记，却正应写出这种焦裕禄的悲剧，这才是焦裕禄要求的实事求是，只有写出历史真相，才能对后人有深刻的启示，而不是只为眼前的需要。

老焦啊，我说的这些想法，你同意吗？ 

我看着焦裕禄，他没有说话回答，只见的眼里闪着泪光。我与他心相通，我知道他将老命搭上，没有让兰考百姓扔掉讨饭棍，没有能从根本上富裕起来，他的内心是何等的痛苦！

焦裕禄的声音低下来，细声慢语，如同与人谈心：不要把我说成是救世主。最近出的一部书里写我到处救济百姓，写我到兰考村里，拉车，拉犁，铡草，背砖，喂牲畜，无事不做；写我见到农家妇女要坐月子生小孩，买不起红糖，我便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我到处给人掏钱啊。那不是我焦裕禄，我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你知道我自己工资不多，养全家都很紧张哩，我哪有钱去到处救济人呢？我回山东老家探母，还借了公家三百元，回来我还了一百元，还有二百元没有还上呀。

我说给老焦：你放心吧，据我所知，县委讨论，你欠下的二百元，已经从救济款里还上了。

焦裕禄说，那我还是欠下了人民的债。我们欠下的老百姓的债太多了。我总觉得对不起兰考的百姓啊。我们就是拼命工作，也报不了人民的深恩，我们对不起人民就是对不住我们的父母。为什么还要让人民感谢我们？这更让我的心不安啊！

我听得入神，我要将他的话录下来，转眼间，焦裕禄的身影消失了。如一道闪光，消失在黑夜之中。

我的心灵受到震动，我再也不能入睡，决定把这些话写下来，传达给不了解焦裕禄的读者。
          
     （选自任彦芳近作《我眼中的焦裕禄》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