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由吉林省图书馆原馆长、吉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方志学家金恩晖主编的《〈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注释及其研究》一书，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关怀与支持下已经完稿即将付梓。自《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手稿(有缺佚)从旧书库库存中被发现，到如今补充齐全并进行校释、研究集其大成面世，已近半个世纪了，这部书的出版是方志学领域珍贵的科研成果，也是地方志发掘、整理、研究工作的一个范例，值得祝贺。

清王朝延续封建社会长期以来的“皇贡”制度，为独享“龙兴之地”东北的特产，设立了专管采捕渔猎等生产经营事项的官署“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地址在今吉林市乌拉古镇。它伴随清王朝的兴亡存续二百余年，恃朝廷威严擅权役使，其所实行的经济垄断政策、传统的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管辖下负担皇贡徭役的代代“打牲丁”对北方民族采捕渔猎习俗的传承，对于吉林乃至东北的历史与文化走向曾产生重要影响。然而，由于打牲乌拉直属清廷内务府，在《吉林通志》、《永吉县志》等地方志书中虽对其有所记载，但并非是专书、专记此处。伪满州国“中央博物馆”副馆长日本人藤山一雄曾编辑《乌拉》一书，其内容亦失片面且有不少舛误。随着时移世易，关于打牲乌拉全面记录的史料几近湮灭。

毕业于北大图书馆学系的金恩晖先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回到家乡吉林省图书馆工作，他从馆藏未经整理的线装书中发现了《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是以清代公文用的毛边纸墨写的孤本手稿，系曾任打牲乌拉总管的赵云生修、任打牲乌拉左翼委署翼领的英喜纂，成书于光绪十年（1884）。按其目录所示该书应为六卷，而稿本缺第三卷。自此，金先生潜心于这部手稿的整理、研究，经过“文革”等周折，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与省社科院梁志忠先生合作对此志进行了校对、注释和标点，作为内部资料印行。又于1987年将其作为《长白丛书》之一正式出版，但第三卷仍阙如。

直至上个世纪90年代才知悉，家住长春市的满族名门之后、从事满族史研究的学者赵东升先生，其曾祖父当年给打牲乌拉总管赵云生当助手，曾协助纂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因而家藏该志缺遗部分原稿，主要是原稿中所缺的卷三文字。这次，由金恩晖先生领衔，与赵东升、梁志忠以及几位中青年学者共同合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对该志重新进行了增补、整理、校释，成就了完整的书稿，并附录所编制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大事记等，终于完成了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专题立项的科研课题。

《打牲乌拉志典全书》收入了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全部档案，包括历代皇帝对打牲乌拉的谕旨、敕诏、朱批、言论；清廷内务府等官署的有关指示、命令、决议；打牲乌拉衙门的呈报、汇总档案资料、文书。其内容详述了打牲乌拉的历史沿革、典章制度、官员设置、差徭章程、牲丁数目、添裁俸饷、每岁呈进贡物以及所属官庄和贡山贡河的划定等。打牲乌拉与地方行政职能互有交叉，这些资料必然涉及所辖地域的政治、经济、民族、区划、物产、兵事、教育、外事等方面的情况，填补了许多史学研究的空白，对于研究清代吉林乃至东北的历史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

在肯定这部书的史料价值同时，还要看到它的学术价值。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金先生满腔热情地投入因“文革”而中断的研究工作，连续发表几篇论文，披露了有关发现《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的信息，并以学术争鸣的态度与研究打牲乌拉的日本学者和前苏联学者商榷，在史实与观点等方面提出了不同的根据和见解，纠其差错，驳其谬误，自此，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一时间成为方志学界的热点。本书收录了有关专家对打牲乌拉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及其对这场学术讨论的评论文章，金先生的研究成果受到海内外学者的肯定，著名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称其为“建国以来方志整理的重要成就”。

还应提及的是，金先生对方志学情有独钟的执着追求精神。作为一位半世纪多以前、从燕园走出来的学子，从青年时代起就甘于寂寞，主动要求做枯燥的整理古籍工作，“冷板凳”一坐三年，与另两位老先生一起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的2000多种方志全部清查、著录、上架，编订了《吉林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从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志向。金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从事方志学研究，著述颇丰，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有些方志整理与研究成果，被方志学界的师辈先生誉为“体大思精，嘉惠学林，其功至伟”。这种专注于一的钻研精神、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与时下的浮躁之风成鲜明对比，令人敬佩。

 方志学一向不是显学，但却是研究地域史不可或缺之学。地方志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自然与人文各方面情况的历史文献，由于它记载面十分广博，可称为“地方百科全书”。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地问答交谈，是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地方志提供了原生态的真实史料，记载着官修正史少见的千姿百态的往事，其地域沧桑的民间记忆，亲切地沟通今人对乡土的眷恋之情，从中可以了解地域历史与文化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目前，在普查、抢救、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多得益于地方志提供的线索和启示就是明证。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形势下，随着地域史、民间史、口述史研究的深入，方志学会日益显现其资政参考、存史备察、教育后人的作用。本书的出版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要更加重视地方志的撰写和方志学研究，将它摆在学术百花园中应有的地位。

 我与金恩晖先生相识已二十余年了，在职时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退休后又成为文友，我这个门外汉对方志学本无资格置喙，无奈，他执意让我作序，雅命难违，以上拉杂感言，权当为序。

                        2012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