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点，《方志百科全书》的框架、体系比较合理，对方志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处理的比较科学、得体。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作为编委之一参与了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卷的工作。1993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将图书馆学卷与情报学卷、档案学卷合为一卷出版了；3月，该社又将图书馆学卷以《图书馆学百科全书》为题单独出版。在图书馆学卷编纂过程中，我曾被同仁们捉刀代笔，与该卷的主编、也是我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师长、图书馆学系系主 任周文骏 教授合作，撰写了 一篇概观性的文章----“图书馆学”条目，此条目即成为《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的序言。

记得当时，出版社 周绍昌 先生是图.情.档卷的责任编辑，出版社副总编 金长政 先生有一次还专程来与图卷编委们见了面，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参与图卷的编委有文化部图书馆司的领导、北大、武大等院校的专业教师以及来自公共、科研和大学图书馆的专家。在研究图书馆理论的框架、体系前，曾有一种意见，认为该书名称叫“图书馆卷”或“图书馆百科全书”为宜。因为图书馆是社会上一个公益机构的实体，不同于物理化、天地生、文史哲、政经法等大学科，故以实体命名较好，不必去攀什么“学”字。 现实生活中，图书馆就是图书馆，档案馆就是档案馆，难道医院一定要搞成医院学，饭馆、酒店非要说成饭馆学、酒店学吗？为什么一定要称《图书馆学百科全书》呢？大百科全书是按学科(知识门类)分卷的，当时考虑到图书馆是跨国性的、人类共通的知识门类，所以才用了“图书馆学”这一称谓。但图书馆学毕竟还是正在发展中的一种知识，甚至其理论基础至今仍在探讨过程之中，远未成熟，而图书馆实践知识却是源远流长、与时俱进的。现在看来，当时如果以“图书馆”来命名、作为“百科全书”中之一种，也是行得通的。从世纪之交开始，在我国的大学里，“图书馆学系”都已经不叫原来的系名了，而纷纷改为信息管理系或信息资源管理学院等等，这说明完全攀附“学”也未必妥当。而在此期间，我国的图书馆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现今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其基本原理，如数字图书馆中的知识元素的采集、组织、检索，等等，同图书馆的手工操作的原理、方法都是相通的。《方志百科全书》以方志这一实践知识的总结为中心，再兼顾方志理论(方志学)方面的总结，我认为这种处理比较好，比较妥当，我们没有刻意地去追求 “方志学”的名称，而直接以“方志百科全书”来命名，这符合方志知识领域的实际，是比较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有益于方志百科一书的框架、结构、体系的合理确定，避免了将丰富的方志实践知识、人为地拔高、处处去攀什么“学”的弊病。

第三奌，是条目设置比较科学，合乎逻辑。发下来的每一个条目我都看过，写得还是可以的，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方面。第四点，条目的文字比较简洁、明确、精练，准确----而做到准确这一点，特别不容易，我认为这是大百科起码的要求，现有条目大体上做到了，因而基本上符合大百科的文字规范。以上是我的一个总印象，总的评价。   

好像我们的走路，一百步走了八、九十步了，再经最后的努力，就是出成果了。我对这部书是很放心的，能够作为专家组成员之一参与这项工作，我感到很荣幸，这不会是一部平庸的作品，而是创新性的、集大成性的、含有浓缩的知识元素的作品，如再加一把力，这部书成为精品还是可能的。这是我的基本估计。

不足的地方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

要进一步处理好方志理论与方志编纂实践的关系。我们已将方志确定为本书的中心内容，那么对方志理论方面(即所谓方志学)的内容，就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尽量避免人为地去拔高。修志是国家、政府的重要机构之一，对于从业者来说，方志是一项重要的事业和工作；对于广大读者、学者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它更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这其中多么丰富的实际知识内容，需要《方志百科》去总结。但它还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我们在编方志百科时，大可不必用编一般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文化教育、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和领域的框框，去套所谓“方志学”，这难免出现生搬硬套、削足适履的诟病，令人遗笑大方。如条目中出现现有“某某方志学派”的立论，就很牵强，与现今实情不符。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方志界恐怕还没有出现过方志学派，咱们在座的方志专家、学者都了解情况，试問哪一所大学、或院系可称为是一个方志学派呢？一个学派是他领导或引领某一个社会思潮或某一个领域潮流的人。没有代表性人物及其引领学术思潮为大家所公认的代表性著作，恐怕还不能说就已形成了学派吧。

处理好旧志与新志的关系。首先，我认为，本书在旧志方面，应侧重于旧志的整理、旧志的展示和旧志的利用方面，这本书就应该突出这个方面。旧方志的整理与利用，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过几次全国地方志系统旧方志整理与开发利用研讨会的材料可资参照；多年以来，从中央到各地编辑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汇编，内容包括如气象、天文、地质、地震、人口、经济、农业、动植物矿产、交通等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也包括如风土人情、名胜古迹、方言、艺文、金石、宗教、祠祀、庶政、军制、人物等人文方面的资料，这对推动我国及各地方的经济建设、生产力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极具参考价值，我认为应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汇编，设置条目，加以介绍。例如，旧志中对天文的记载比较丰富，北京天文台从众多地方志中摘录了数百万字的天文资料，汇编成《中国天文资料汇编》，就应设置专门条目。

其次，新志的侧重点应当放在方志的编纂方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立以来，各地积累了丰富的编志经验，应以设置条目的方式，认真总结。当然，新与旧的这种关系，指的不是每个条目的编写，而是从总体设计、布局和条目设置上，应该掌握这两个侧重点。

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这是指撰写每一条目时，应以撰写者今日的立场为原则。中国封建社会的方志，是以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编出的，各朝各代的情况也不一样，过去在思想领域有泛阶级化，泛阶级论倾向，下笔都要做阶级分析，当然无必要处处这样戴帽子。但是方志的社会性，还是存在的，不能不谈、不能回避，我的理解是，编纂新志还是有原则的，应该将古与今区分开。新中国经过六十余年的历史发展历程，尽管有 “左”的干扰，但总不能不提方志的编纂原则。不要把它写成古代方志这么编，民国方志也这么编，我们现在中央地方志指导小组下也是这么编，在实践中也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古今关系的问题，应该分开处理，新中国的方志怎么编，应该以中央文件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文件为中心来谈这几个原则。如条目中的“求真求实原则”，前半部份说古代地方志书的原则，后半部份说到新编志书，两者就不应该平铺罗列。在实践中也不是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古今的问题，应该分开处理。我认为整个《方志百科全书》的这些条目，都有一个以今为主、去处理古今关系的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以“方志学”这个条目为例，条目原稿即以宋代朱长文提出“方志之学”开始叙述方志演变历史，似不妥。这样重要的条目，应先有立论，或尝试下一定义。然后再展开方志学史、方志学概念、研究对象、内容、学科体系等方面说明。而关于方志学史的介绍也有顾此失彼之处。如，条目里提到章学诚，就不能不介绍戴震。戴震是清代语言文字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章学诚是请代史学家、文学家，他们都在古代方志理论领域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主张，是影响清代方志发展的兩位大家。“方志学”条目中只介绍了历史学家、文学家章学诚的方志理论，说：“章学诚的方志理论已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却漏掉了戴震，这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代表着我国古代方志发展的两大流派。

地方志究竟属于历史，还是属于地理？这曾是历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章学诚主张方志属历史，认为方志正可“补正史所不足”，他确立了“志就是史”这样一个基本原则；戴震、孙星衍等则将方志列入地理科，他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竞。”这种关于方志性质問题的“历史”派与“地理”派之爭，皆不无道理，也各有侧重。顾名思义，地方志的“地方”，即人类生长活动所在空间或区域的部位、思想或行动的某种活动领域，“志”则是在有限时间内人类活动的历史过程。人类的一切实践活动，无不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的空间中展开，故地方志的性质离不开史、地这两个方面。

方志是关于我国各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百科全书。昔人有云：历史是时间的地理，地理是空间的历史。地方志则正是从时间与空间相联结的集中点上，系统地、连续地记录在我们祖国、民族和人民身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一座信息宝库。对于这一独树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的信息宝库的认识，只强调纵的一面，或者只强调横的一面，都有片面性；我们应将纵的与横的两个侧面联系起来，将时间与空间交叉起来，将历史因素与地理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式融合，才会真正地继承和发扬我国方志编纂与方志理论研究的优秀传统。(此文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 方志百科全书》编写研讨会上的发言，2012年10月11日于北 京香山饭店多功能厅，《方志百科全书》 编辑室宋佩谦据发言录音整理，作者又对文稿进行了补充、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