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庐 山 行

晋穆帝升平三年(公元359年)，暮春三月的一天，太阳还没爬升出来，浸透了潮湿气息的雾霭在庐山脚下缭绕着。在通往庐山深处的石板路上，走着一位中年男子和一个男孩。中年人头戴方巾，穿着宽袖长袍，系着青色腰带，外套一件灰色长衫。他手拄一根竹棍，步履有些蹒跚；男孩大概有七、八岁，穿着一身蓝色布褂，外披黑色小抖篷。他圆圆的脑袋，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体格健壮，活泼可爱，一蹦一跳跟在中年人的身后，饶有兴致地观赏着山中的美景。

这个聪颖的男孩就是幼年时期的陶渊明，同行的中年人是他的父亲。他们的家，在山下寻阳江边的一个小山村里。

陶渊明已记不清和父亲登过多少次庐山了，但每一次他都被庐山的美丽所深深吸引。

清晨的庐山高大、雄奇，峰峦蜿蜒曲折，树木苍翠欲滴。丛林中春鸟鼓翼，林雁高飞；山道旁青草凄凄，山花盛开。一层层飘浮的晨雾不停地向四周弥漫着、涌动着，好像柔软的轻纱。一切是那样生机盎然，一切又是那么神秘莫测 。

陶渊明父子不多时，来到了一座古亭旁。

古亭在寂静的山中显得很雅致。陶父一向体弱多病，此时他又感到体力不支，喘息着停靠在亭柱上，他弯着身子，眼睛眯缝着眺望着刚刚爬过的那一段长长的山路。

陶渊明懂事地把父亲搀扶进亭子，坐在近处一张石凳上，习惯地给父亲捶打着后背。父亲病弱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望着谷底升腾的云雾，沉浸在幽思遐想之中。

陶渊明独自在亭中与奔涌着的云雾嬉戏了一会，疲倦之后，他坐在父亲身边，打破了父亲的沉默，“爹，听娘说你是因为喜欢庐山，才闲居在家，不去当安城太守的。我也喜欢庐山。”

陶父转过头，拉着陶渊明的手说：“孩子，这真山真水是人间的胜景，每当我看到它，世间的一切烦忧就都淡忘得一干二净了。” 

陶渊明眨着双眼，问道：“爹，太守是很大的官吗？当官不好吗？”

陶父掏出随身带来的酒壶，打开壶盖，喝了很大一口酒，然后他努力抑制住内心波澜般起伏的情绪，面容依旧平静地说：“当官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不当官也没有什么可恐惧的。来，爹给你讲讲你曾祖父陶侃的事。”

陶渊明忽闪着大眼睛，默默地点了点头。

冉冉的红日渐从东方喷薄而出，温暖的曦光透过迷雾，照到了青翠碧绿的树林里，照在父子两人的身上，陶父开始了他酝酿已久的讲述。随着他动情的话语，那并不遥远的故事，如同一幅幅多姿多彩的画卷，在飘散的云雾中一点点清晰起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小陶渊明的眼前……

很久很久以前，陶家的祖先是湖南省武陵县（今湖南省的西北部与湖北省交界的部分地区）溪族人，以打鱼为生。三国鼎立时，陶家出了个叫陶丹的人，他在吴国任扬武将军，并担任柴桑侯之职。他的儿子陶侃和他的妻子湛氏随他一起居住在庐江郡的寻阳柴桑县。柴桑县是西汉时设置的，因县的西南有一座柴桑山而得名。柴桑山与庐山相连。位于现在的江西九江市西南。后来陶丹不幸病逝，只剩下陶侃、湛氏这孤儿寡母，靠织布、捕鱼度日。三分归晋后，朝廷重新任免了一批官吏。二十岁的陶侃凭捕鱼的本事，在寻阳县里谋到了一个县吏之职，负责监管鱼梁。

陶侃因自幼家贫，在县里供职，深知母亲不易。一次，他托人将一坛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湛氏不但没吃，还把坛口用腊封了起来，令来人带回。她写信给陶侃说：“你在外面做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拿官府的东西来孝敬我，这些鱼对我来说毫无用途，只会增加我的忧虑，倘若将来你成为主宰一方的大官，不知还要犯多大的过失。”陶侃看过母亲的信后，羞愧万分，从此后时刻铭记母亲的训导，谨慎为官。他胸怀大志，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勤奋读书，苦练武功，他常对别人说：“文士不读书，武士不拉弓，国家何以得兴！”他兼善文武，为人忠厚，在县里很有名声，深得当时一些名士的赏识。

鄱阳孝廉范逵与陶侃交情甚密，一年寒冬，天下着大雪，范逵骑着高头大马到陶侃的家中来拜访他。陶侃向来清贫，家中没有一点积蓄，面对贵客，他不知如何是好。而湛氏却异常镇定、果断，她示意陶侃只管会客，由她来负责筹办一切。湛氏悄悄剪下自己的长发卖掉，买来米和酒菜，又砍断一根房梁当劈柴烧火，待置办好一桌象样的饭菜后，湛氏又把自己铺床用的新草席碾碎当马料，给范逵喂马。范逵临别时发现了陶母和陶家的变化，得知陶母如此毁家破产只是为了款待自己，心中无限感慨和惆怅。回到庐江郡后，范逵极力地向郡守张夔推荐陶侃，因陶侃素有善名，张夔便任命陶侃为督邮，领枞（zōng）阳令。（枞阳县位于安徽省西部的长江北岸。）陶侃从此步入仕途。

一次，郡守张夔的妻子突然旧病复发，昏迷不醒，危在旦夕。张夔知道此病只有数百里以外一个隐居深山的医生能治，但苦于道路艰险，不易找寻。他便把下属都召集到跟前，寻求良策。下属都面露怯色，默不作声。只有陶侃高声说道：“我们为长官做事，就象为父母做事一样，哪有父母生病了而作为子女不尽孝心的？我愿意为大人去请医生。”张夔听后喜出望外，但他又不放心地问陶侃，“天寒地冻，山路难行，你能找到医生吗？”陶侃镇定地说：“我可以请最有经验的向导带路，保证尽快把医生请来。”张夔点头应允，陶侃顶风冒雪而去。

不几日，陶侃请来了医生，为张夔夫人治好了病。陶侃的忠勇之举，令众官吏十分佩服。

然而晋朝社会是士族贵族独居上品的社会，实行的是门阀制度。“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途之昆弟”，以至于形成了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政治格局。那些自东汉以来形成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大姓豪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享有特权。人们把他们称作士族，也称作世族，又称作高门。那些不属于士族的人则被称为寒门。社会风俗是“士、庶区别，国之章也”，“以贵役贱，士、庶之分，较然有别”。在社会生活中，士族、庶族等级森严，士、庶之间不能通婚，甚至不能平起平坐。个别庶族就算能官高位显，也不敢自视与士族一样。所以尽管陶侃品行出众，但卑微的出身，使他很难出人头地。一些有识之士也有心与他结交，如长沙太守万嗣不顾门第之见，让他与自己的儿子结为好友，但重用陶侃，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不容。

一次，豫章国郎中令杨晫（zhuó）钦慕陶侃的才华，邀请陶侃与自己共乘一辆马车出游。马车还没出城，就被吏部郎温雅撞见，他见杨晫与一个捕鱼出身的吴将后代同乘一车，便恼怒地指着杨晫质问道：“你怎么与小人共乘一辆车？这太没身份了。”陶侃气愤而尴尬地跳下车来。他深感自己社会根基肤浅，报国无门，要想有所作为，只有凭借武功，另谋他途了。

在张夔的介绍下，陶侃辗转来到一个叫孙秀的伏波将军的门下，当了他的舍人。孙秀是孙吴宗室的旁亲。晋朝灭吴后，从中原南迁的士人都非常歧视他，不愿做他的下属，但陶侃却与伏波将军很合得来，他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孙秀效力，不久，孙秀就举荐陶侃当上了武冈县县令。陶侃严于律己，勤于吏政，很快就被推荐为孝廉，应征来到都城洛阳。

在繁华的京都，陶侃去拜访了宰相张华。张华位列重臣，但他也是庶族出身。当时暗主司马衷昏愦呆傻，虐后贾南风搅扰朝政，而张华却能尽忠匡辅，致使海内安然，因而深孚众望。陶侃与张华交谈几次后，张华对陶侃的人品和气度大为赞赏，他对下属说：“陶侃虽然出身寒门，但日后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于是任命陶侃为郎中，后来又升任他为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可惜知人善任的张华后来却在“八王之乱”中不幸丧命。

“那么好的人怎么没得到好报？”陶渊明眨着大眼睛，很惋惜地问道。

这时， 太阳已经升得老高，树上的鸟儿也在不停地鸣叫着。陶父讲得有些累了，他抖了抖衣服，收住了话题，对陶渊明说，“儿子，走，咱们到池边洗洗脚去。”

父子俩穿过一片茂密的松林，来到一块巨石下。巨石居高竖立着，旁边还有许多奇形怪状的小石块互相叠置着，小石块的下方，有个圆形的池子，池子里有泉眼，池中的水常年不干，清澈干冽。陶父领着陶渊明坐在石块上，他把脚放入水中不停地悠荡着，池水泛起了阵阵涟漪，形成了一圈圈的波纹向远处散去。陶渊明把小手放入池中不停地拍打着，水花飞溅到了他的脸上和身上，他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温馨之中。

不一会儿，陶父把脚从池中收回，平放在石块上，自己顺势斜靠在身后的石背上，任凭春风的吹拂。

飘动的雾气不停地飞升着，仿佛历史的片片云烟在眼前晃动，“其实晋朝权力的取得，靠的是不光彩的手段。”他像是在跟陶渊明说，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位饱读史书又经历过宦海浮沉的落魄士人，此刻沉浸在了对战乱不断的历史的回顾之中……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专权，汉室倾危，群雄并立。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了北方。曹操死后，其子曹丕逼迫汉献帝退位，自己正式称帝，建立魏国。而后，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建立了汉国(史称蜀汉)和吴国。至此，汉家江山就完全被魏、蜀、吴三国所取代了。

魏国的大臣司马懿谋略过人，善于用兵。曹操在世时，他曾任军司马，而后又得到曹丕的重用。曹丕病故后，曹叡立，司马懿受命与宗室贵族曹真共同辅政，5年后，曹真病死，魏国的军事大权逐渐由司马懿所控制。12年后，曹叡又病故，临终前传位于8岁养子曹芳，命司马懿与曹真的儿子曹爽共同辅佐。为了麻痹曹爽，司马懿任凭曹爽独断专权，自己装病隐蔽在家。十年过后，司马懿认为图谋曹氏社稷的时机到了，他趁曹爽兄弟及众心腹与魏主曹芳一起出城祭祖之际，率领二子及家将，发动了政变。他带人占领了军营，夺得了兵权，下令关闭城门，守住洛水浮桥，切断了曹爽等人的回城之路，还派人给曹爽捎信说，只要曹爽削去兵权，便可迎接皇帝回城，保证曹氏兄弟安然无事。曹爽信以为真，向司马懿交出了印绶。待曹爽兄弟回城后，司马懿就以“同谋篡逆”的罪名把他们杀害了。与他们有牵连的人，都被夷灭了九族。曹家剩余的王公贵族们，都被司马懿赶到了邺城，囚禁起来。

政变后，司马懿逼迫曹芳封自己为丞相，司马氏父子三人，同领国事。两年后司马懿病逝，他的大儿子司马师专擅朝政。同年，司马师废掉了曹芳，立曹叡弟弟的儿子曹髦为皇帝。4年后，司马师在平定叛乱时死于武昌，国事由其弟司马昭接替。5年后，司马昭杀死曹髦，立曹操之孙曹奂为帝。

司马昭灭蜀之后（公元263年），因收川有功，加封为晋王。两年后，司马昭中风身亡，其子司马炎即晋王位。同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逼迫曹奂禅让帝位，自立为世祖武皇帝，改国号为大晋，改元太康，定都洛阳，重演了曹丕代汉称帝的“禅让故事”。昔日魏吞汉室，今朝晋吞曹魏。司马氏家族就是以这样阴险、狡诈、残忍的手段，一步步地夺取了曹家的天下。

 晋朝建立后15年（公元280年），兴兵灭掉了吴国，三分归晋，天下一统。但统一只是短暂的现象，在篡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江山，很快就内乱不断，叛乱迭起，战火连绵。四分五裂。

司马炎灭掉东吴之后，自认为四海安定，天下太平。于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他罢免了各州郡的兵政武备，整日饮酒作乐，不问政事。据说他后宫供养的嫔妃宫女竟达万人之多。他常常坐着羊车巡幸，羊车停在哪里就在哪里宴寝。当时宫女们都以盐汁洒地，竹叶插户，逗引羊车停留。后宫乱宠，日甚一日。

司马炎不仅自己过着荒淫靡烂的生活，他还尽力满足庞大的司马氏家族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个家族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和大力支持，司马炎是不能建立晋朝的，所以执政后的司马炎便想方设法满足这个新贵集团对财富和权利的贪欲。司马氏家族的权贵们也顺理成章地认为巧取豪夺、骄奢淫逸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彼此斗富攀比，挥霍无度。甚至不惜毁坏财物，来显示自己的豪华和富有。何曾一天的饭费就高达上万钱，王济竟用人奶喂猪，然后再把猪制成美味蒸煮来享用。石崇每上一次厕所，都要用十几位衣着华丽的婢女服侍，并换一套新衣服。

一次散朝后，石崇遇到了司马炎的舅舅王恺，二人各自夸耀自己富有。王恺说：“我家用谷芽熬成糖水刷锅。”

石崇则说：“我家用蜡烛当柴火。”

两人相争不下，众臣僚便让他们摆出家中的奇珍异宝，以决高低。

王恺家的紫丝有四十里长，石崇家的织锦长达五十里。王恺用赤石蜡涂屋，石崇则用香料涂屋。

王恺几次都比不过石崇，众大臣都对石崇羡慕不已。

司马炎听说此事后，就赐给王恺一株高两尺的珊瑚树，纵容他继续与石崇攀比。王恺拿来珊瑚树向石崇炫耀，石崇看后竟用铁如意把树打碎。王恺生气地大骂：“你没有此等宝物才故意打碎，你算什么东西。”

石崇不以为然地笑着说：“区区小树，何须动怒？我陪你一株好的就是了。”说吧，他让人摆出好几盆珊瑚树，树高三四尺的竟有六七株之多，色泽艳丽，光彩夺目。直看得王恺目瞪口呆， 甘拜下风。

由于司马炎的鼓励和怂恿，晋朝自建立以来，攀比斗富现象不断蔓延，大小官吏的荒淫无度、奢侈腐化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

贵族们过着花天酒地不符合道德伦常的生活，加之取得江山的途径不是很光明正大，所以晋朝的王公大臣们无一例外地崇尚清谈。他们用玄而又玄的理论来掩盖自己卑劣无耻的行径，以很少有人能听懂的玄学理论来为自己丑陋不堪的行为辩护。当时社会上玄学之风盛行，社会风气奢靡腐败。晋朝的统一，只是一个短暂的繁荣安定的假象，就在司马炎死后，很快就出现了新的危机。

武帝驾崩，其子司马衷即位。司马衷即晋惠帝，天生愚傻，不明事理，他即位后，朝权完全掌握在杨太后的父亲杨骏的手中。

司马衷的皇后贾南风，是晋朝开国元勋贾充的女儿，为人凶狠毒辣。她不甘心大权旁落，假借皇帝的名义下诏书，煽动了一起起血腥残忍的宫廷厮杀。

她先废掉了杨太后，又以谋反罪诛杀了杨骏并灭其三族。晋初时，晋武帝分封了许多同姓宗室子弟为王，诸王掌握着重要的军政大权，权力大到可以统帅中央兵马，镇守军事要塞。宫廷政变发生后，汝南王司马亮和开国元老卫瓘（guàn）共同执掌了朝政，楚王司马玮掌管着京城禁军。贾皇后要独揽朝政的野心并未实现，不甘寂寞的她又挑起了新的祸端。

贾南风让司马衷下诏，免去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的官职。司马玮得到诏书后，将两人杀死在府第。两位重臣猝死，朝野哗然。贾南风害怕真相暴露，便对外宣称说：处死司马亮和卫瓘的诏书,是司马玮伪造的。贾皇后随即就把司马玮处死了，这样贾南风就完全掌握了晋朝的大权。

贾皇后并没有就此罢手，几年之后，为了永久地把持朝政，贾南风又把魔爪伸向了非亲生的太子司马遹(yù)。她派人事先写好一份辱骂司马衷、逼其退位的手书，然后用酒把太子灌醉，逼其抄写。最后把太子亲书的手稿呈给司马衷看。司马衷读后大怒，当即宣布废掉太子，不久贾皇后便派人将司马遹杀死于狱中。

太子被杀，皇族震怒。掌管禁军的赵王司马伦，凭借手中的重兵，趁机以扰乱朝政为罪名，将贾皇后及其党羽诛杀，自封为相国，专权执政。司马伦的执政，引起了晋王室其他诸王的不满。诸王为争夺统治权而展开了旷日持久、异常残忍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

晋惠帝永康二年（公元301年），赵王司马伦废掉晋惠帝，自立为皇帝。同年，齐王司马冏(jiǒng)、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yóng)共同起兵讨伐司马伦。从此后，内乱战场从宫中扩展到宫外，战火从洛阳、长安燃烧到黄河两岸。赵王不久被杀，晋惠帝复位。战死者数十万计，北方人民受到极大的摧残，赤地千里，白骨蔽野。

讲到这里，陶父说不下去了，陷入了痛苦之中。

陶渊明见父亲良久不说话，便摇晃着他的肩膀，急切地催促着：“爹，后来我曾祖父怎么样了？快讲呀！”

陶父从沉思中清醒过来，他又继续给陶渊明讲了起来……

“八王之乱”使北方长期战火不熄，而南方的叛乱也相继而起。新昌王司马歆(xīn)都督荆州时，急政暴敛，人民十分不满。就在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义阳人张昌聚党五千人作乱。刺史陈徽带兵迎战，兵败后逃走。叛军很快占领了江州、武陵、豫章、武昌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时任南蛮校尉的荆州刺史刘弘，招发民间兵勇讨伐张昌，但流民都不从命。万般无奈，刘弘紧急任命陶侃为南蛮长史，派他领军三万先到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襄阳县）阻击张昌。

年已四十有四、长期得不到朝廷重用的陶侃，临危受命，认为这是自己求取功名显贵的绝好机会。陶侃带兵军纪严明，指挥若定。他手持长枪冲到阵前，亲自迎战张昌。张昌打不过陶侃，率众逃跑，陶侃率军紧追不舍，在下隽山将其抓获，其部下全部投降。不久，刘弘到达襄阳，他拍着陶侃的肩膀说：“我以前当过荆州刺史羊公（羊祜hù）的参军（参军是诸王及将军幕府里的重要幕僚），他说我日后必定会接替他的位置，后来我真的当上了荆州刺史。如今依我的观察，日后接替我的职位的，必然是你啊！”随后，刘弘上奏朝廷，补选陶侃为荆州守宰，朝廷恩准。

在此后的两年中，陶侃多次出征讨伐叛乱。他在作战时，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胜利后处置战利品时,从不私藏,而是与士兵共享。他这种襟怀坦荡的平等作风,在晋朝的将领中很少见。因此，陶侃深得士兵们的拥护和爱戴，军队的战斗力特别强，屡战屡胜，所向披靡。很快陶侃就因军功卓著，被封为东乡侯，食邑数千。

晋惠帝永兴二年（公元305年），正是“八王之乱”的后期，在江北为官的寒族陈敏过江讨伐叛逆。陈敏威猛无比，被朝廷封为谨陵相。江南士族为了保障他们的利益，想迎立陈敏为王。但陈敏自认为勇略过人，才能出众，想独霸江东。他既排斥江南士族，又以皇帝的礼仪出入，与皇族争雄。他占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发动叛乱，结果招致皇族和江南豪族的共同讨伐。

河间王司马颙派张光为顺阳太守，率三万步骑打击陈敏。刘弘也任命陶侃为江夏太守，加封鹰杨将军，率领五万步兵打击陈敏。陶侃出征前曾将年近七十的老母湛氏，从寻阳老家接至军中奉养。

陶侃与陈敏是同乡，又是在同一年当的官。陶侃加封为将军后，有人私下提醒刘弘说：“陶侃与陈敏甚熟，倘若陶侃有二心，那么荆州就难保了。”刘弘则不以为然地说：“陶侃有军事才能，忠实可靠。我了解他已经很久了，他是不会做出有背朝廷的事的。”刘弘不但未改变自己的主张，反而又任命陶侃为前锋督护，与诸军协同作战。

陶侃得知人们背地里对他的议论之后，为表达自己的忠心，他把自己的儿子陶洪派到刘弘身边当人质。刘弘见到陶洪后，任命他为参军，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的父亲要外出征战，你祖母年纪大了,你就不用呆在这里了,回去侍奉老人吧!平常百姓交往尚且不作负心的事,更何况我和你父亲都是大丈夫呢?”陶洪回家后,把刘洪的话转告给陶侃,陶侃甚为感动,再不多心。不久湛氏病故。正在守丧的陶侃接到军令后，立即披挂出征了。

这一日，陈敏派他的弟弟陈恢引兵二万劫掠武昌。陶侃闻讯后，想立即派兵追击，但所携都是骑兵，没有战船，无法开战。陶侃正在发愁之际，有人报告说，官家运送粮草的船只已经到达。陶侃灵机一动，命令立即卸粮草，借用运输船为战船。左右的参军认为不妥，陶侃却果断地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赢得作战时间，用官船击官贼有什么不可？战后将详细情况上报明白就行了。”说完，陶侃披肩执锐率众跨上运输船，追击叛军。两军在船上展开激战，陶侃一马当先，士卒个个向前，敌军大败，陈恢弃船逃走。陶侃乘胜追击，与张光会合后，两军屯于长岐（qí），又大败叛军。陈敏逃走后，于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被江南豪强所杀。叛乱被平定之后，张光返回了顺阳，陶侃回到了江夏。平定陈敏之乱，为东晋司马睿政权在江南的建立，扫清了道路。陶侃成为东晋的功臣。

这时，天空不知不觉下起了小雨，笼罩在山峰间的最后一层云雾，被雨水冲刷得若隐若现。从水边望去，群山显得更加俊秀挺拔、高远清朗。一切显得那样辽阔和安宁，自然界的缥缈和迷蒙仿佛能包容人世间的所有战乱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