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永树

  任幼强

父亲原名任丰树，是祖父给起的，我一直觉得这个名字非常之好。因此在写这篇纪念文章时，我自然而然把“丰树”二字嵌入标题，以表达对父亲的缅怀之情。

身教重于言教

爸爸从没有给我们讲过任何大道理，唯一一句教育我们的话，就是在我们睡懒觉时，他会说：“快起床吧，要有志气。”幼年的我不懂什么叫“志气”，加上爸爸的山西口音，我总把“志气”听成“机器”，很长时间不懂他为什么要让我们“有机器”。

大概是1963年国庆节，爸爸把他下放山东时给他当勤务员的杨士河接到北京，让小杨在北京玩玩，开开眼界。他特别为小杨找了各种文艺演出的票，还搞到了国庆晚会的票，让我哥哥陪小杨到天安门广场看焰火。多年以后，想起这件往事，我仍为爸爸的平等心而感动。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县委书记，小杨为他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在他眼里小杨是个年轻的同事，小杨给予他帮助，他就应该给小杨一个相应的回报。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做人要知恩图报，平等待人。 

     大约是60年代末，一天我去住家附近唯一的菜店买菜，货员找了我钱后，我拿上就走，路上一算，多找了我一块钱，我当时一念之差，竟然没返回去把钱退人家，而是径直回了家。但拿了不该拿的钱，心中一直忐忑不安，只好把这件事告诉爸爸，爸爸二话没说，马上拿上一块钱，跑到菜店，把钱还给人家。往返菜店一趟，至少20分钟。爸爸回来后，并没有批评我，也没有丝毫愠怒，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这件事就这样自然地过去了，但在我心中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爸爸用行动教育了我：永远都不要有贪心，不该得的钱一分钱也不要拿。

对同志和亲友像春天般温暖

记得1968年，新华社举办“国内分社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班的地点就在我家所住的皇亭子宿舍21号楼，爸爸是学习班的负责人，学习班的学员是来自全国各地分社的同志。一天，爸爸对妈妈说：“分社的一个同志发烧了，你熬一锅粥吧。”妈妈立刻用小站大米熬了一大锅粥，米精都熬出来了，那香喷喷的味道好像现在还可以闻到。爸爸把粥端给了那位生病的同志。那时候，小站大米是“好米”，凭粮本供应很少一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吃的都是“次米”。爸爸并没有指定用哪种米熬粥，但妈妈自然而然地用了好米，父母之间有很深的默契，因为他们都是舍己为人的人。

    父亲去世后，张广友叔叔多次打电话给我，对我们兄弟姐妹表示慰问和关心。每次打电话，他都要提到60年代初他和我父亲一起下放山东时，爸爸把自己的细粮和鸡蛋分给下放干部吃。

每次提到此事，张叔叔都说：“我一想起这些，就想流泪。”我当时觉得张叔叔过于多愁善感、小题大做了，父亲作为领导就应该关心下属，把省出的细粮分给别人很自然，实在不值一提。但当我看完张叔叔写的《三年大饥荒亲历记》书稿，我被震惊了！当时的灾区，野菜挖光了，树皮也当充饥物被剥光了，灾区满目疮痍，饿殍遍野。下放干部虽然每人有二十几斤口粮，但也不足以果腹，因为除了口粮，没有任何副食，他们中的一些人饿得没办法，就学着农民捕捉老鼠充饥，后来连老鼠和麻雀都被吃光了。下放不到一个月，人人得了浮肿病，张叔叔还饿得晕过去一次。看了这些触目惊心的历史，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张广友一提到我父亲给他们发鸡蛋等事，总是唏嘘不已。当时13级以上的干部可以享受每人每月2斤鸡蛋的特殊待遇，2斤鸡蛋也就十几个，平均两天才能吃一个，更何况爸爸也浮肿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做到自己不吃，分给别人，他真是一个高尚的人。 

陈小龙是我家邻居，他的父亲陈龙、母亲刘秀兰都是新华社元老，与父亲在延安新华社就是同事。小龙和他妻子均因下岗没有了收入，在他父亲去世后生活一度困难。爸爸多次给小龙钱，聊补困顿的生活。足见他对老同事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他们子女的关心。 

父亲对亲戚更是关怀备至，竭尽所能去帮助他们。我的大姑、大姨还有一位叫李燕贻的远亲，都得到父母的经常接济。小时候我真不明白我家怎么那么多穷亲戚，长大后才明白，他们都是1949年以前的富人，后来他们被剥夺了所有的一切，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最难忘的是我大姑，这个出阁前的任家大小姐、后来

嫁入孝义县第一豪门的少奶奶，最终沦落为捡破烂的老太婆。由于姐弟俩失散多年，直到1964年我父亲经多方打听，才找到他姐姐。从此，大姑就经常来我家，每次走时，我父母都给她一些钱和衣物。这时，大姑那忧郁的脸上才有了一丝笑容，那是欣慰的笑容，她知道弟弟是可以依靠的。可是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大姑被当作“地主婆”遣送回原籍了，不久就被折磨致死。

文革中的难忘记忆

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个小学生。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安门活动，活动完后，正是中午，同学中很多是新华社子弟，于是大家一起从天安门走到新华社，找自己的父亲或母亲吃中午饭。大家都聚集在食堂门口等待着，很快同学们陆续被各自父母带进食堂吃饭去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我等啊等，又足足等了二十多分钟，我爸才姗姗来迟。我问：“你怎么才来呀？”爸爸说：“工作忙。”等我们进去买饭时，好菜都卖光了，只剩一毛钱一份的白菜炖豆腐。爸爸买了两个菜、两个馒头。由于去得晚，没有条凳坐，我和爸爸只能站着吃饭，那一刻，我觉得鼻子有点酸。文革前，我爸爸可以吃小灶，不论工作多忙，多晚去吃饭，总有热腾腾的饭菜。文革开始后，一切都乱了，小灶取消了，可是爸爸的工作还是那么忙，一点没减少。 

    文革开始后，新华社领导全部被打倒，成了“黑帮”。但新华社的业务工作不能停顿，当时成立了“业务工作小组”，掌控新华社全部新闻业务，我爸爸是第一工作小组组长，国内业务这

一块由我父亲负责。我不完全清楚为什么爸爸会进入“工作小组”，但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新闻业务纯熟；第二，我爸爸是从高中直接参加抗日，历史没有任何瑕疵。那段时间爸爸真是忙，他不能正常上下班，经常是晚十点以后才能回来，第二天中午吃过午饭去上班，有时甚至还没吃午饭就因有紧急事情要处理被叫走了。记得夏天酷热，他上班时正是烈日当头，骑自行车上班容易中暑，爸爸就把头上包一块湿毛巾，像个农民，可是还戴着墨镜，他那副打扮不伦不类，很好笑。从1966年6月到1967年1月，爸爸一直在业务工作小组，工作异常繁忙，有时刚刚躺下，就有人打电话请示工作，他连个完整的觉都不能睡。那是一个非常时期，在新华社老领导全部被打倒、新领导还没有上任的“群龙无首”之时，“工作小组”的同志以他们辛勤而出色的工作，支撑起新华社的新闻业务，使这个世界级大通讯社业务一直正常运转，直到中央任命了王唯真担任新华社领导，“工作小组”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工作小组的组长们在风雨已来的混乱的文革初期，排除万难，做了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功不可没，应该在新华社历史上书写一笔。

    后来，爸爸“靠边站”了，罪名是“执行了陶铸、熊复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有一段时间，爸爸在家里写检查，我偷偷一看，他只写了一句话：“我出身于一个剥削阶级家庭。”过了一会儿，我再去看爸爸写的检查，发现纸上还是那一句话，他写不下去，只是拼命地吸烟，也许他在思考如何才能彻底忏悔他的出身“原罪”。爸爸是个老实人，参军填表时，家里有20亩土地就要在“出身”一栏填“地主”，爸爸就老老实实填了地主，就因为这个“不光彩”的出身，给他带来不少麻烦，文革中，国内部一个年轻一些的同事指着父亲鼻子说：“一想起你出身地主，就想搧你一巴掌！”

文革初期的一天，爸爸说王唯真叔叔被造反派从家里抓走了。不久，爸爸就把家里大门安装了三个插销，说是怕造反派来抄家。现在想来，爸爸这个举动纯属多余，如果造反派来家，你敢不开门吗？在那个践踏人权的年代，三个插销是不可能保护家人的。文革中，经常有不知什么身份却握有特权的人，半夜三更来居民家查户口，每次爸妈都老老实实开门让这伙人进来，打开每个房间，指着躺在床上睡觉的我们，一个一个地告诉他们：“这是我女儿，这是我儿子……”

一天，爸爸对我说：“以后你们要是没有办法生活了，就去捡破烂。”当时我很吃惊，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说，以为爸爸在开玩笑，可是他的表情是严肃而凝重的。后来长大了，回味父亲这句话，可能是他自己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大革命”中已经感到自身难保了，特别是王唯真代社长被造反派抄家后，老干部们人人自危。为防不测，爸爸才告诉我们在生活无着时去捡破烂。当时我们兄弟姐妹都在7—15岁的年龄段，又不可能参加工作，捡废品是唯一的活路。看来爸爸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秉持正义、无私无畏的新闻人

    50年代末全国各地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饥荒，到1960年饥荒已经十分严重，很多地方饿死了人。中央不认为这是“大跃进”的恶果，而是认为基层干部“刮五风”所致，急召中央机关的万名干部，下放到灾区整顿五风，扭转大饥荒的危局。父亲作为新华社下放干部的总领队下放山东惠民，灾区情况远比想象中严重得多。他亲眼看到一个蓬头垢面、赤裸上身的妇女走过县委大院门口，爸爸立刻拿了一件自己的衣服让工作人员交给这个女人，并告诉民政科加以关照，可没几天，这个妇女就饿死了。亲眼目睹严重的灾难，爸爸无比痛心，作为县委书记，他要马上把这种恶劣局面扭转过来。当他听说李家店村有人在偷偷搞“包产到户”，立刻派张广友前往调查。张广友很快写出了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包产到户是绝大多数贫下中农的要求。社员说：包产到户没有荒地，多打粮食有饭吃。”爸爸看后认为包产到户很好，只要能让农民吃饱饭，什么方法都应该尝试。他立刻让人把调查报告打印出来，作为《参阅文件》散发全县。至今，他签发的这个文件还躺在惠民县委的档案室里。

1962年8月，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把一些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批判为“单干风”，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张广友写的包产到户调查成了他的“污点”，也成了爸爸的严重政治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惠民的造反派到北京来纠缠此事，张广友问我爸爸怎么办，爸爸说：“你不要紧张，是我让你去调查的，我来负责。”爸爸为此事作了深刻的检查，甚至违心地写道：“自己的阶级斗争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是很低的，这就表现在自己对待‘包产到户’的看法上，自己不是坚定的，而是动摇的。”十几年后的1978年，安徽小岗村开始的“包产到户”被誉为拉开农村改革的序幕，殊不知这十几年前山东惠民的李家店已经开始“包产到户”，只是当时的政治高压形势让它成不了气候。

1964年12月，时任分社管理部副主任的父亲去山西分社巡查工作，分社同志汇报说：大寨陈永贵存在虚报耕地数等问题，但他们不敢反映。回到北京后，父亲如实向新华社领导反映了大寨的问题。文革中，这成了父亲攻击大寨红旗的一大罪状，父亲被迫作了检查。大寨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在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不久，就反映大寨的问题，这无异于自己往枪口上撞。可惜父亲一生都没有学会观察政治风向，也不会随风转舵，更不会“紧跟”什么人，他只知道要凭着新闻人的良心做事，九死而不悔。

记得爸爸说过一件事：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新闻媒体进行了公开报道（毛主席多次畅游长江，但都是秘密进行的）。毛主席畅游长江时，针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名字“任重”二字，说了一些玩笑话，当时记者就原原本本把毛主席的话都写在稿件里了，我父亲看后，觉得毛主席和王任重说的一些玩笑话，全部刊登会引起误解，于是把毛主席的玩笑话删掉两句,然后才签发了这篇“新华社湖北二十四日电”新闻稿。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这篇《毛主席畅游长江》新闻稿。事后，爸爸受到了个别人的攻击，说他胆大包天，竟敢删伟大领袖的话。爸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般不说工作中的事，但却在家里透露了这件事，可能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现在想来，在“一句顶一万句”的时代，删掉毛主席话的做法，的确是胆大包天。

1972年，爸爸在天津分社担任负责人，记者杨继绳写了一篇《天津驻军占用民房调查》，反映了天津驻军的一些领导人和领导机关，无偿占据民主人士、私人资本家及一些学校住房的问题。正如杨继绳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所讲：“当时军队是不能批评的，谁要批评军队，就可能被扣上‘反军’、‘毁我长城’的政治帽子。”当时新华社的规定是：因事实不准确出了问题，由写稿的记者负责任；政治上出了问题，由签发这篇稿件的领导人负责。”爸爸签发了这篇稿件，承担了政治风险。所幸的是，此稿受到了中央领导特别是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为此中央专门发了“中共中央〔1972〕28号文件”，指示军队腾退占用的民房，文件中还引用了毛主席夸奖我军战士在辽西战役时不吃老百姓苹果的那段著名论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中央文件下达后，全军立刻行动腾退民房，这场“军队大搬家”大得民心。

1980年2月，父亲到陕西开会，了解到陕北一带沙化问题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会后，爸爸一个人到陕北考察近一个月，写了《陕北行——黄土高原建立牧业林业生产基地的初步考察》，文章指出：陕北必须通过种草种树来遏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文章送到胡耀邦总书记那里，很快总书记就在文章上作了批示：“此件送红旗杂志。请红旗考虑全文刊登。现在我们许多报刊空话太多，切实的调查研究太少。要转变作风，鼓舞干劲，刷新文风，都要大力提倡和发表一些好的调查报告。此事请你们代为转告各报刊同志一下。  胡耀邦  7.21”胡总书记批示后，延安地区行署专门发了一个“延署发〔1980〕80号”文件，表示要“搞好农、林、牧综合发展”；同时刊印了有胡总书记批示的《陕北行》全文。

父亲从1942年从事新闻工作起，在几十年的工作中，不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他都遵从一个新闻人的正义和良知，一直在为人民鼓与呼。他没有多大名气，也没有做大官，但他一直践行着贺龙元帅告诉他的“为人民说话”的使命，一时一刻都没有懈怠。他一生的作为，也许不能载入史册，但却像丰碑刻在我心里，也留在所有富有正义和良知的他的同事心里。高山仰止，风范长存！

永远的未解之谜

父亲在晋绥总分社时期认识的老战友王宗如叔叔，在给我的两次来信中，都提到了同一件事：“1948年晋中战役时，晋中分社在汾孝一带随军，住得离你村很近，你爸带我一起回你村一趟，路过杏花村义泉泳酒厂时，厂里老职工得知是任祖荫家少爷回来了，忙用陈酒招待我们。当时你们家整个大院空无一人，后院住着一个做长工的年轻人。”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爷爷家已经家破人亡的凄凉惨状。 

爷爷是1947年被极左土改政策迫害致死的。当时康生在山西主持土改，他把极左路线推行到极端，因此山西的土改异常惨烈，许多地主、富农被逼上吊，有时一眼望去能看到好几棵树上都挂着尸体。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把所有有产者的土地、房屋全部分光，让这些人没有立锥之地；并且对这些人施以酷刑，许多人被打死。他们不满足于没收了土地和房产，还向有产者要“内产”，即金银财宝等；他们把人掳上山去，采取严刑拷打方法逼人交钱。

当时已经年过古稀的祖父被抓到山上，由于家里的财产在抗日战争中全部捐献出来，家里实在没有钱了。但民兵不信，骂我爷爷不老实。一天夜里，爷爷要出去小便，民兵却说爷爷想逃跑，用鞭子狠狠把我爷爷抽了一顿，从此就尿不出来了，肚子越憋越大，当人奄奄一息时，才被抬下山来，不久就过世了。爷爷去世后，家里没有钱给爷爷殓葬，幸亏母亲急中生智，想到她父亲与“德厚成”酒厂有紧密的商业合作关系，就去那里借了一些钱，才把爷爷体面地安葬。 

爷爷根本不是恶霸地主，只是一个退休的县太爷（曾任山西浑源、浮山和陕西彬县的知县），是当地著名乡绅，更是一个爱国老人。在中华民族危亡关头，祖父毅然决然地送独子参军抗日，显示了老人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高风亮节。在一百多户的下堡村，参加抗日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父亲走后，为了避免日本鬼子和汉奸的迫害，祖父一直说我父亲在外地做买卖，即便如此，也经常被汉奸告发，致使老人在长达八年的抗战中备受敲诈和骚扰，家被多次劫掠。按照1946年时中央的政策，爷爷属于“抗日家属”，理应受到政策照顾。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第四条写着：“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的应采取用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方面教育农民念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

一年后，政策突然转向，其中原因，学者杨奎松是这样剖析的：“《五四指示》还是比较温和的，可是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在刘少奇（刘主持土改工作）的推动下，政策慢慢由温和转向极左。”极左的主要表现是许多村子土改大复查时都发生了过火现象，新扶植起来的贫下中农村干部开始乱打乱杀，1947年9月中央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更给这种杀戮提供了政策依据：“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按照这个激进的土地法大纲，乡村中一帮由懒汉和二流子组成的民兵开始胡作非为，对有产者肆意迫害。虽然1948年2月开始，中共出台新政，纠正土改中的极左错误，但从1947年9月至1948年初的短短几个月，土改恶果已经酿成，很多地主、富农甚至中农成了“暴力土改”的刀下冤魂。杨奎松写道：“据刘少奇后来透露的数字，‘被消灭恶地主、富农、还有一部分中农，约有25万人’。”把人杀了，还给扣上“恶”的帽子，以示他们杀人是义刑义杀。

父亲在他的回忆录《往事追忆》里，记录了1947年初回家探亲的事：“这是我1940年10月赴延安后，隔了七年第一次回家探亲。当时父亲身体还很健康，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妻子和女儿冬梅身体很好。”但仅仅相隔一年，当他1948年再回到家乡时，一切都物是人非了！父亲没有了，妻女失踪了，家门被封了。那一刻，他是何种心情？他内心一定是非常悲凉的。可是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从来没有提过此事，在回忆录中也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难道他就没有一点怨恨吗？难道对1947年土改中乱打乱杀的极左政策没有丝毫不满吗？每当想起爷爷被迫害致死，我心里都充满了恨，难道爸爸就没有恨过吗？我真后悔为什么没有问过爸爸这件事，他这一段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随着爸爸的离世，此事成了永久之谜。

父女三生缘

在我们兄弟姐妹中，爸爸对我关爱有加，也许我和爸爸前世就是父女，今生再续前缘，希望来生还能做他的女儿，那就真正是三生有幸了！

往事随风，但有几个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终生难忘。1962年冬的一个清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房间门被推开了，爸爸满面笑容出现在门口，原来是爸爸从下放的山东回来了，他当时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面容清瘦，也许是好久没有见到爸爸了，因此对这个镜头记忆深刻。此后的七年中，爸爸一直在北京，这一段时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有一次，我发烧了，爸爸正住在民族饭店开会，听说我生病，他立刻回来了，还在饭店买了5斤苹果，红彤彤的苹果又脆又甜，那时在一般的商店见不到那么好的苹果，只有高级饭店里才可买到。1965年秋天，爸爸随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他让我向学校请了假，送他到机场，实际上爸爸就是为了让我见见世面，看看飞机和机场是个什么样子。爸爸在机场给我买了许多吃的东西，临别时他嘱咐司机一定把我送到家门口。

1971年国庆节，爸爸那时在天津分社工作，我去看他，爸爸在分社厨房给我做了旋饼。平时爸爸是不上灶台的，他做饭，

仅仅限于和面、切面、擀饺子皮等，上灶台操作全是我母亲的事。但为了我，他亲自下厨，由于他舍得放油，火候控制也好，因此做的饼黄灿灿的，特别香。十月一日那天，爸爸专门找了两张游园票，陪我去水上公园游玩。我们乘坐的“伏尔加”轿车刚停在公园门口，就有一些群众好奇地围观，那时候乘坐小轿车毕竟是少数人。当爸爸一下车，我看到很多人在注视着他，我扭头一看我爸，突然发现他很有风度。常言道“人靠衣服马靠鞍”，爸爸平时穿着简陋，朴如老农，他的工资都花在我们身上了，他几乎没有穿过什么好衣服。那天他大概是为了陪我去公园，穿了他唯一的一套毛料灰色明兜中山装，背着手，迈着四方步，俨然一个很有气质的领导干部。那是爸爸唯一一次带我去公园玩，那天公园凭游园票进入，因此游人稀少，我饱览了公园美景，玩得很尽兴。爸爸这一辈子为工作和生活所累，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异常忙碌的人，平时忙工作，星期天要分担我母亲的一些家务，根本没有时间带我们出去游玩。

我上中学时，爸爸从天津给我寄来一叠像下脚料一样的白纸，让我当草稿纸用，寄托了他对我的期望。上大学后，爸爸每个月给我30元生活费，实际上25元已经足够，他说如果有富余，可以买些书。我刚参加工作时，因为没有任何人脉资源，开展工作受限，爸爸帮助我联系新闻界熟人给我提供采访线索；当我担任杂志主编后，爸爸每期必看，经常指出文章的不足，甚至连错别字他都一一指出，他挑出的那些错误常让我羞愧赧颜。1999年，我出访芬兰，回国那天，我没有及时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爸爸却给我打来电话，如释重负地说：“我估计你到了。”那时，

他已经得了癌症，可是他还在关心着我，他查了芬兰到北京航班的落地时间，落地两个小时后还未接到我的电话，他就着急地给我打过来了。

这一生得到爸爸太多的关爱，可是我却没有回报于万一！有一次，我做了茴香牛肉馅饺子，问他好吃吗，爸爸直截了当地回答：“不好吃！”的确，牛肉和茴香不搭配，馅很柴，爸爸喜欢吃羊肉胡萝卜馅饺子，但由于我不喜欢羊肉的膻味，竟然没有给他做过一次。爸爸生病后，我带他去各大医院就医，尽力照顾他，但还是做得太少太少。那段时间，父亲的病引起的沉重心情、四处求医却收效甚微的无助感，以及巨大的工作压力，使我心力交瘁。我曾提过辞去杂志主编工作，专心照顾父亲，可是当领导说等找到接替我的人再说时，我没有坚持马上辞职。在爸爸最需要我的时候，我的身体又不争气，突发急症送医院做了手术，术后我努力恢复体力，打算好好照顾爸爸时，他却溘然长逝了！

父亲去世那天晚上，我一夜未眠。我知道我一直依靠的那座大山轰然崩塌了，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永远的去了！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最怕看到老头，只要在路上一看见老头，就赶紧低头而过。我想如果我精心照顾爸爸，他应该像那个老头一样还健在。后来我从媒体上看到一位田姓中年男士，把自己的一个肾移植给了肾衰竭的母亲；还有一个孝子辞掉高薪工作，回家照顾生病的母亲。与这些孝子相比，我真的无地自容。我看到了灵魂中丑陋的一面，我是一个自私而渺小的人。为此我长时间地陷入自责和悔恨之中。

爸爸走后的第二年，我独自一人去云南大理游玩，在崇圣寺三塔前，我突然看到三座塔上空的云彩呈现出我的属相的形状，我觉得那是爸爸在向我召唤，我呆呆地望着这片云彩慢慢地飘散，最终消于无形。从此我迷上了云彩，当天空的云朵飘过我的窗前，我仿佛觉得爸爸就站在那云端，在冲着我微笑。我也曾幻想能像“三生石”典故中的李源那样，有一天我走在田野之中，迎面走来一个牧童对我说“我是你爸爸”，我们父女隔世相认了……

    爸爸这一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去抗击侵略者；在国家发生严重灾难时，他又挺身而出去了灾区；他始终秉持新闻人的正义和良知，不惜冒政治风险，为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他勤勤恳恳工作，一生淡泊名利，几次服从组织安排离开新闻业务去做枯燥的行政工作；他辛辛苦苦把我们兄弟姐妹养育成人，更用他的行动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这样一个有着高贵灵魂的好人，他一定去往极乐世界了。我必须竭尽所能多行善事，让灵魂高尚起来，那样我就可以与爸爸再相见了。或迟或早，我会跨过千山万水，飞越茫茫寰宇，去那片净土找到我敬爱的爸爸，弥补我此生对他的歉疚，把他给予我的爱加倍报答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