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记得，才开始尊重

----《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后记

——时代是著作产生的，著作又是时代产生的。彼此循环的产生。（沈祖荣．图书馆用不着杂志么．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1918-1944年．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50）

——当历史过程到了可以用时代尺度丈量的阶段，我们常会发现此时代与彼时代有着不同的易趣，甚至是不同的基调。（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图书情报知识，20011（1）4-12：35）

     一、近代及民国图书馆学史研究中的体会和感受

2008年——2009年，我们夫妇分别申请了两个教育部课题，其一是研究图书馆学思维承衍，一个是辑录民国图书馆学术史料，两个课题的基本功课之一就是要梳理我国近代（尤其是民国）图书馆学史，试图探寻中国图书馆学那段令人神往的记忆。

沉浸在史料中的时候，我们经常被那个记忆中应该是烽火战乱，却图书馆学大家迭出、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的逆时代场景所震撼。“只有认真翻阅那些泛黄的原始文献，才能获得历史的现场感；只有仔细解读那些繁体字乃至文言文，才能领悟先贤的睿智与感情。”（王子舟．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历史误读．图书馆，2000（5）：1-4，27）应该说，我们是带着崇拜、敬畏的感情，整理近代时期图书馆学史料的，整个整理的过程，就是一次次职业精神的洗礼；是一次次学术思维的惊喜；是一次次时代造英雄的感慨……。

喜欢，所以记得；记得，所以尊重。喜欢民国时期那些虽然内忧外患，却纯粹而坚持，不忘弘扬图书馆学崇高志向的众多先贤大家们。

二、访学期间，王子舟老师言传身教的影响

2009年秋——2010年夏，我有幸申请到了教育部高校骨干教师的访学资格，被长春师范学院派到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师从王子舟老师作访问学者。如果，人与人之间的相遇是缘，那么思想上的相遇相知却是另一种别样的欣喜若狂。喜欢王老师图书馆学学术文字中的逻辑、睿智，喜欢王老师对图书馆事业一直不泯灭的理想……

——多读一点图书馆学史学经典。“其一，了解图书馆学史是理解本学科基本特质的前提。其二，阅读图书馆学原籍能建立起真实、可靠的学术感觉。其三，阅读图书馆学原籍能发现学术谬误，复原客观的材料或观点。” （王子舟．重读近现代图书馆学典籍的必要性．图书情报工作，2009（6）：5-6）

——没有历史的学科是没有根基的学科，不尊重学科史的学术研究者是野蛮的研究者。（王子舟．图书馆学是什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9）“学科或专业的活力来源于两部分：一是对过去的记忆；一是对未来的期望。有记忆我们才能够反思，有期望才会去探索。记忆意味着要你必须先去经历，即对本学科或专业的历史要了解一遍，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做学术史的研究，目的是寻找出学术发展的逻辑关系、演进路径。但是，做这项工作是吃力不讨好的。首先，别人认为你不是在搞学术前沿的东西，将精力投注此处得不偿失；其次，研究学术史要花很大的力气，成果出得太慢。”（王子舟．重读近现代图书馆学典籍的必要性．图书情报工作，2009（6）：5-6）

——不要找我写序。王老师对学生们的这句话，记忆很深，但还是深深违背了老师的学术原则。拜托老师写序的唯一理由是：王老师不是给我们写序，王子舟是在借个场子，给中国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写序，是在给我们这些图书馆学研究的后辈们梳理先贤的学术理想和职业感念。庆幸的是，王老师百忙之中，凭借自己对图书馆学史的深厚积累，写出了近万言的序言。这算是我和我先生学术上的偏得吧，私下窃喜！

三、序跋的重要作用

—— 辛亥革命至一九四九年，史称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是充满了内忧外患的时期，但是当时的学术界确实出现了很多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有许多现在已买不到了，而实际上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张岱年序．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58）

—— （序跋）就如一把钥匙、一座桥梁，引导读者提前进入被其营造的阅读空间和氛围中，在读者尚未解读正文之前便可“知其为何人所著，其平生之行事若何，所处之时代若何。”（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2）

既然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作现在已经很难见到，那么何不将其著作的序跋辑录出来，供研究近代和民国图书馆史的学者使用呢？有了这个想法，秦同志率众开始发挥其长师最长久采访部主任的专业特长，对民国图书馆学著译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地毯式上下求索般地关注和搜罗，这一开始，就是小两年。通过收集和整理，我们欣喜地印证了之前的学术设想：即使在今天，民国图书馆学著译也还能对现代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学有借鉴和启迪作用。整理序跋，虽为学术史整理的“避重就轻”之嫌，但确实希望凭我们能尽的微薄之力，为图书馆学研究提供更多更全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序跋最为治学的点睛和门径，是中文文献中比较特殊的一种体例，即为图书、文章、图表等撰写的文辞，具有说明、议论或叙事的功能，一般附于正文前后。“序”，又称“序文”，指写在著作之前的文字，一般由作者说明其写作经过，或别人介绍和评论该书的内容。宋代王应麟《辞学指南》中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在我国古代，“序”，又写作“叙”。明代徐师曾对其曾做过进一步解释：“《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即在著作完成后，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加以叙述、申说。“跋”，又称“题跋”，指写在文章或书籍后面的说明性文字或议论文字。徐师曾《文体明辨》中说：“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序”与“跋”从内容到特质、再到写法两相类似，因此又并称为“序跋”。（张昳．论序跋的文献学价值．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0（8）：46-48）

在任何一种典籍中，序跋都是相对于正文而存在的辅助性次要文本，但这并不表示它可有可无、无可作为。被热奈特称为“副文本”的序跋与其他副文本如扉页引言等不同，它的内容直接指涉正文，其广阔的言说空间和指涉范围与正文构成了说明、评价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互文性”、 “共生性”，并“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一种（可变化的）氛围”。（（法）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71）在当今学术界，序跋仍是载录学术史研究成果的一种重要载体，那些为学术著作而作的序跋尤其如此。（梅新林,　俞樟华．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主要体式与成果．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4（1）：1-22）

经过筛选核对，我们一共辑录出272篇序跋，在有序跋的183种著译中涉及到170人作序（包括自序），机构作序11家。大家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史量才、陶知行、王云五等，政要有陈布雷、陈立夫、谭延闿、孙科等，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沈祖荣、刘国钧、王重民、李小缘、毛坤、马宗荣、严文郁等人；在这些著译的序跋中，其中最多的一本书《图书馆学大辞典》里有洋洋10篇序言之多，最短的则只有寥寥几行。其中写序最多的是杜定友先生，先后为26本书写了31篇序，其中有12篇是自序。最早的序言是清末宣统二年由奉天提学司图书科副科长谢荫昌翻译的《图书馆教育》一书。在编辑序跋的过程中，我们也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大家的著作没有序言，例如杜定友先生的《图书馆学概论》、《图书管理学》等，李小缘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英国国立图书馆藏书源流考》等等达56种之多，我们只好将其书名作为索引列到附录中。

四、难啊，难

杜定友：写书易、抄书难、校对更难。

梁启超：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条件：第一，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挈出来，令读者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撰写各家真相，勿从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的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一难：定选目难

由于近代中国历史连年战乱的原因，我国图书馆的图书收藏、文化记忆功能未能更好地发挥出来，体现在近代图书馆学著作的存续上，尤甚。民国图书馆学著作到底有哪些？有多少？便是追逐一个书目的“全”字，已经令我们黔驴技穷。况且，还需要才疏学浅的我们，从残存的著作窥见当年学术研究全貌，很容易犯下以偏概全，一叶障目的学术大忌。

书目的查找竭尽全力，对图书馆学学术的研究和学科研究体系结构的划分问题，就成为了一场或欣喜收纳或忍痛割爱地纠结筛选过程。好在，图书馆学人的专业特长之一就是书目、索引之编撰，如：李钟履1958年的《图书馆学书籍联合目录》、杭州流通图书馆的《图书馆学论著的介绍》、《图书馆学书目题识》、《图书馆学书目解题》、《图书馆参考书目》等，都成为这次筛选书目的参考依据。

我们首先对“大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超星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以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电子文献进行搜索，得出了一个基本书目。再据我们手头能找到的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的书目逐一对照，一一添补，最后再用我们掌握的民国图书馆领域的专家人名检索其著作，形成拟用书目录。

二难：找书难

我们夫妻，从学图书馆学专业开始，到留在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打交道，也算小半辈子，从来没有体会到，在图书馆查书之难。这次艰难的查书之举，不禁令我们反思一系列职业取向问题：图书馆的服务价值是什么？图书馆文献藏与用的关系？读者需要什么样的图书馆服务？为什么同样是享誉国内的号称馆藏富户的大馆，浙江图书馆的参考部沈雅君老师那温暖、体贴名如其人的远程服务；某大学图书馆的意外之外的零馆藏；中山图书馆（等几个图书馆）常年搬家暂停服务的无奈；国家图书馆的“高屋建瓴”……均体现了普通的读者与图书馆衙门制度的一次次艰难博弈。

值得庆幸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陆续有图书馆学的有识之士，意识到20世纪宝贵的精神遗产，很多民国图书已经陆续的数字化了，这就给我们进行全国的图书馆学著作普查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实践再次证明，文化遗产电子化、数字化的重要性。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著作经历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浩劫，文革的“洗礼”等损毁，现在已经很难在一两个图书馆轻易的搜集全了。好在现在据我们调查，很多原件分散在全国各个图书馆，而且每个图书馆对民国时期文献书籍的管理都是很严格，往往是查到了书目，但是一查馆藏，有些竟然调阅不到书籍，可见民国书籍损毁的严重程度。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了先查两头的办法：即先查了国家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市图书馆、长春市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清华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等，在资料查找的过程中，先后5次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近的邻省沈阳，远的去上海图书馆，几次电话查询浙江省图书馆等等。查缺补漏是一项既艰难细致，又得求人的事，因而，劳烦许多人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了，这其中有我们的学生吉林的刘静、辽宁的周阳、云南的邹李杰、四川的张琳、广东的翟小乐等，有我们的朋友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于浪川、吉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的主任关长荣……。北京大学信管系王子舟老师的学生王一凡，在2011年暑假期间帮助查找了苏州图书馆的资料；吴汉华在博士论文开题的紧张时刻，还为我们在北大图书馆查找资料；我们的学生刘静在去北京培训的期间，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和清华大学帮助查找资料；我们的同事钱昆老师在北大进修时，我们也再三“不厌其烦”地电邀她三次去国图帮助核对材料……。

特别提及的是一直关注我们夫妻学术成长的金恩晖老师，当谈及要编辑的这本《民国图书馆学文献学著译序跋辑要》时，提及查找资料的困难，金老先给与我们很大的鼓励和期望，说图书馆学研究就是要踏踏实实，沉下心去整出点东西，随后他批评了我们远来和尚好看经，好远轻近的成见，给我们提供了吉林省省馆丰富而宝贵的馆藏线索。见秦同志对省馆迟疑的态度，金老很肯定地说：“回去后去查一查吧，应该有些你要的材料。”果然，秦在吉林省图书馆补充到了近20本的图书，心中欢喜自不待言说。这次舍近求远的折腾，折射出读者在文献资源利用上的大城市迷信，而吉林省省图的惊喜也给了我们图书馆人一个反思：如何处理好地域与图书馆管理思维的关系；如何用馆藏资源优势扭转地域劣势。

2011年6月在金老的亲自引领下，秦拜访了上海图书馆，承蒙周德明副馆长、历史文献研究中心黄显功主任及衣慎思馆员的盛情接待，对我们需要的资料，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返回长春途中，金老又带秦拜访了图书馆学界的前辈，也是老师的老师周文骏老师。周老得知我们也在做民国图书馆学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时非常高兴，并鼓励秦说：坐得住板凳，耐得住“寂寞”，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去追逐“热点”，就一定会出好的成果的；就查找资料的事情，周老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有个书柜，平时锁着，里面全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馆学文献学的图书，不妨去查一查，也许有需要的资料。日后在王子舟老师的帮助下，秦专门去走访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资料室，果真又补充了18本，可谓大家一句话，后生硕果累。

在北京期间，金老师又领秦拜访了自己北大同学——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博士生导师、著名书法家辛希孟教授。在我们专业人的心目中，辛老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方面的专家，没想到他还是在书法领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当秦恳请他为即将编出的书题写书名时，辛老欣然答应了。

由此，在金老的引荐下，上海、北京之行，既得到了很多有关资料的信息，补充了许多新的著译，额外还得到了辛老的题名，真是一路行来，一路采摘，一路丰收。

三难，校对难

负责全部书稿打印的是我们的几十年的朋友，也是秦的大学同学——吉林大学图书馆的朱成涛，他凭借多年研习书法的繁体字功底，完成了整本书初稿的核实、打印、修改工作。

在书稿不断地查缺补漏阶段，我们最好的同事——长师图书馆的姜盼也做了大量打字工作。

校对的确是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校对既要忠实原文，又要在繁体改为简体后，将打错的字一一校对过来。由于民国时期印刷技术和水平的限制，有些书印刷不清楚或者是残缺，给校对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甚至连我的父母都参与到校对中来。原本以为按照正常的校对要求三校就应该定稿，结果最后校对了五校才成稿。直到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之前，小的调整还在进行，间或还有后查到的资料补充进来。花费这么大的校对经历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因而成书的周期也大大地抻长了。期间，还拜请了原图书馆古籍部退休专家于元老师对全稿进行了两次认真地审核。

最后，感谢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姜维公教授，由于他在图书馆大力提倡科研之风，才使得名不见经传的长春师范学院图书馆有了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使得秦同志有了一个工作之余专心从事近代图书馆史方面的研究；也是姜维公馆长的真知灼见，于2002年重新申办了长春师院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才使得我们在图书馆学的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中有一点思考，也才有了这本书的查找、编辑及顺利成书。

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涛编辑，在百忙之中给了这份书稿最优先的审阅和编辑，及时给与我们最中肯的审稿意见，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信任。

本书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就不再一一表述，再次一并铭记在心，深深感谢！

最后，让我们每一个图书馆学人，都记住周文俊老先生的教诲吧：

要坐住冷板凳。坚持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一直耐住寂寞。不要管周围的回报与评价，这样的选择，最终可能真的一事无成，毫无所获。但往往有成就的大家，都是这样的人！

虽然学术清苦，但清苦之间，其乐融融，其情奕奕。

向缔造了我们图书馆学及图书馆事业的每一位付出者，致敬！

　                                                                           刘宝瑞　

                                                 2012年3月29日清晨于家中

     又及

    2013年1月6日，在吉林省教育厅的组织下，我成功的完成了教育部课题的答辩，作为研究成果之一，这本《序跋辑要》获得了专家组的一致好评。期间，我感受到了文史专业的专家对目录学、文献学中的文献研究方法的尊重，这也是对图书馆学的尊重，再次因为我的专业而感动！

2013年1月7日清晨于家中